“当时离开北京的时候还纳闷中央怎么给我派了这么一个轻松活，如今看来，原来是个苦差事啊。”
1949年11月底，在长沙的办公室内，湖南军区总司令黄克诚，看着面前的一张旧式地图，没有紧锁，发出了阵阵苦笑。
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革命战场上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甚至还直接参与指挥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役，可如今却被一群“土匪”给难住了...
黄克诚
一个“特殊”的任务1949年10月1日，在毛主席的郑重宣告之下，新中国正式成立了。
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人民终于搬到了身上压着的“三座大山”，从此站了起来。
不过，虽然当时大部分的国民党势力都已经被剿灭，但是在南方，仍有着大批的残余敌军以及土匪势力仍然盘踞在那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开始派遣一些战绩彪炳的将军，前往全国各地执行“剿匪”任务。
而曾经参与指挥过辽沈战役的黄克诚，也是其中的人选之一。
新中国剿匪行动
1949年10月21日，在新中国成立20天之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接到了中央的调令，任命其前往湖南，出任湖南省委书记兼任湖南军区总司令及政治委员。
突然降下了如此的重担，黄克诚也十分疑惑。
虽然在天津工作的这几个月时间里，他和两名副书记黄敬、黄火青将天津治理地十分规序，深知还博得了一个“三黄治津”的美名，可是这么快就将自己胜任到一个南方重省的一把手位置，黄克诚觉得，其中肯定还隐藏着其他的深意。
果不其然，在黄克诚出发之前，再次从中央那里收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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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让其在前往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的二野当中，调动一个军的兵力出来，将其安排到湖南山区，同样是领导那里的“剿匪”工作。
这个任务让黄克诚有些不明所以，按理说当时的匪患主要都在大西南地区，湖南虽然同样地处南方，可几十年来相对平稳，为何中央却要专门让他带一个军过去呢？
看到这则命令之后，身边的机要秘书也有些纳闷地说道：“现在二野既要前往大西南作战，还要配合华南地区的进攻任务，如今专门抽出一个军的兵力，是不是中央首长们过于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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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仔细想了一下说道：“中央从来没有干过‘杀鸡用牛刀’的事情，如此安排，看来是湖南的情况比我们想得更加复杂。”
不得不说，黄克诚不愧是身经百战的一代名将，稍加考虑就分析出来了当地的局势，而他的话语也将在之后“一语成谶”。
黄克诚
复杂的形式到了湖南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之后，黄克诚果然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时南方的局势要远远比北方复杂，因为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战役，所以南方的反动势力，以及土匪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大范围的冲击，这也让他们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在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全部肃清，省下来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大部分跟随着蒋介石逃向了台湾省，还有几十万人，则趁机溜进了十万大山当中，勾结土匪势力当起了“山大王”。
由于山里面丛林密布，地形复杂，在加上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许多土匪势力藏身在犄角旮旯里面，根本很难发现。
剿匪行动
在来到湖南之后，黄克诚立刻对部队进行了整备，随后率领部队前往匪患最为严重的“湘西地区”，进行了初步的探查和围剿。
结果，整整过去了一个多月，剿匪的收获却仍然是十分微小，仅仅只有一些残匪流寇的“小部队”被干掉了，可是许多势力庞大的悍匪巨寇，却依然难以抹除，他们仍旧是利用着对地形的熟知，藏匿在深山里，与人民政权进行作对，时不时地对过路商队进行打劫。
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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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黄克诚才终于明白，为何让他前来执行此项任务了。
面对着行动宛如鬼魅一般的湘西土匪，即便是这位屡立战功的将军，也不免陷入到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直到有一天，一封信的由来，让黄克诚想到了解决这些匪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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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土匪的信件这一天，黄克诚刚刚处理完公务，正要返回家中休息，连日来操心于匪患问题，让黄克诚有些精疲力竭，需要好好地去睡上一觉。
可这个时候，秘书却从外面送来了一封信。
只见信的封面上写道：解放军黄司令亲启。
看到这样的称呼，黄克诚有些好奇地想到：“难道是群众送过来的？”
于是连忙将其打开。
结果，等到黄克诚将其看完之后，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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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土匪太猖狂了！一定要剿灭他们！”
原来，这封信竟然是土匪所寄来的，内容大致是劝告黄克诚不要再派兵进山了，在他们看来这是“无用功”，还奉劝说只要解放军不跟自己作对，那么两方人马都会相安无事。
不过，虽然这封信让黄克诚十分恼怒，但是却也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按理说，当时在南方的大部分土匪，背后都隐藏着国民党势力，甚至有些大土匪还在国民党当中担任着“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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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不久前刚刚病死在太平山的大匪首瞿伯阶，就曾经因为与国民党合作，挂了一个长沙绥靖公署暂编第十师师长的头衔。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解放军作对，不可能主动提出这样类似于“求和”的请求。
由此看来，这些土匪势力的性质分布也并非都是一样的。
那么，想要对他们彻底进行清剿，就要按照土匪的性质来进行规划，然后依次进行剿灭。
解放军战士
按类划分、分层打击第二天一上午，黄克诚就派人叫来了各级地委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他们是当地人，与土匪斗争多年，对这里的形式十分清楚，从他们口中，可以很清楚地将这些土匪的性质进行分类。
在通过大家的集中探讨之后，最终将湘西一带的土匪分为了三大类。
投降的土匪
第一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匪。
他们就是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其目的也十分纯粹，背后也没有牵扯太多的势力斗争。
寄给黄克诚那封“求和信”的，就很有可能是这一类的土匪，
第二类，则是原来当地的一些地主恶霸和黑社会。
这些人原本是当地的流氓势力，仗着雄厚的财产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在解放军到来之后，由于失去了原本的生存空间，所以只能成群结队地前往山里，转为流窜作案。
最后一类，则是原来的国民党残兵，这些人接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命令，专门扮成土匪藏匿在深山之中，伺机而动，时不时下山犯案，企图破坏人民政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经过总结，这三类土匪势力大小也有了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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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第一类的“传统土匪”，势力最小，也没有什么背景依靠，背后的利益牵扯也十分简单。
对于这些人，可以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毕竟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有些可能是遇到了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迫不得已才落草为寇。
只要他们能够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投降，除了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穷凶极恶的匪徒之外，其他罪行比较轻微的，可以根据情况从轻处罚。
而真正需要彻底剿灭的，则是后两类的土匪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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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的“地主土匪”，虽然势力看似庞大，但是所掌握的武器以及作战素质都非常差，在战斗过程中很难对正规军队造成威胁，所以可以放在后面进行解决。
首先要剿灭的，就是国民党留下的那些“残匪”。
当时掌管这些“残匪”势力的，是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
在听到黄克诚带兵前来进攻的时候，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中。
宋希濂在这些土匪势力中狂妄地叫嚣，说林彪都不被他放在眼里，更不用提林彪的一个部下了。
宋希濂（左一）
随后，宋希濂将这伙残匪整编成12个“暂编师”，开始利用地形与黄克诚率领的47军进行交战。
结果，仅仅只用了3天的时间，47军就要歼灭了敌人的3个暂编师，消灭了国民党残匪2.5万人。
主力部队被击溃，剩下的匪徒立马乱做一团，开始四散而逃，而宋希濂也在逃跑的路上，被我军战士给活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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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工出细活眼看土匪的主力被消灭，黄克诚开始准备对剩下来的残余势力进行“清剿”。
不同于跟国民党的“决战”，由于这些土匪十分奸猾，在解放军到来的时候会立刻遁入山林之中，想要彻底清除全部的土匪势力，就要“慢工出细活”。
在与宋希濂交战之前，黄克诚曾经一个多月都没有抓到几个土匪，中央甚至还专门询问要不要再给他调派湖南南部的46军过来协助。
这让黄克诚十分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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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番苦思冥想之下，黄克诚意识到，想要彻底肃清土匪势力，就要逼迫他们“不战自溃”，绝不能着急。
在将国民党部队击溃之后，剩下土匪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求财”。
那么断了他们的“财路”，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匪患。
于是，黄克诚制定了三种策略。
第一种，推动当地的土改工作。
之所以土匪的行踪那么难以被发现，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在私下里，与当地的一些老百姓进行“勾结”。
参与剿匪任务的解放军将领
包括从这些老百姓的家中获取粮食，让他们来通风报信。
究其原因，也无非是有些“地主土匪”在当地颇有人脉，对当地的老百姓进行恶意诱导或恐吓要挟。
甚至有些人在听信了土匪的谗言之后，反将解放军当做了敌人。
只要加快土改工作的进行，让老百姓都能收到自己的土地，那就保障了大家的根本利益。
这就让这些土匪的谎言不攻自破了。
第二种，严格实行“禁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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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湘西地区一直都是种植大烟的“重灾区”。
这些大烟杆子，也是许多土匪势力的主要财路来源。
黄克诚来到湖南之后，立刻在当地推动起了一股“禁烟”风暴。
他命令各县政府，大力排查当地的“烟地”，一经发现，全部销毁，或用河水灌溉，或直接将其铲平。
而对于那些以前被土匪和地主逼迫种植大烟的农民，就按照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策略，不追究以前的过错，但是如果再犯，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
这项政策一直持续了6、7年，到了1957年，终于将整个湖南的“大烟市场”全部肃清。
就这样，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土匪的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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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放下武器、坦白从宽的招降政策
正如先前所言，在这些土匪势力中，有很多人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走投无路之下才落草为寇。
对于这些被逼无奈而又没有犯下过多大罪行的人，黄克诚对其采取较为宽厚的招降政策。
只要放下武器，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那么就可以根据情况从轻发落。
甚至许多从未伤人性命的土匪，还被政府安抚回家重新当起了农民。
黄克诚
在这样的政策安排下，许多土匪都主动下山，向解放军投降，土匪势力也被迅速分化。
最终，经过两年多的剿匪工作，湘西当地的25万土匪势力被尽数剿灭，湖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明、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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