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农坛内清代书法家铁保的题字碑 邱崇禄 摄
铁保画像
题字碑上的铁保印章，上为“铁保私印”，下为“梅庵”。 邱崇禄 摄
▌邱崇禄
前段时间，北京晚报“城迹”刊登了《盔甲厂百年书香》一文，文中介绍，清代满人中公推第一的书法家铁保（1752－1824，字冶亭，号梅庵）曾住盔甲厂胡同，而且还提到了当时人们对他艺术风格的评价：“铁公《神道碑》楷书模平原，草书法右军，旁及怀素、孙过庭。临池功夫，天下莫及”（《书林藻鉴》）。无独有偶。笔者在阅读完那篇文章后不久（2019年12月），就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发现了一块铁保书写的题字碑。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早年先农坛的一部分。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亲自耕祭先农的祭坛，坛区里分布着拜殿、太岁殿、神厨、先农神坛、地祇坛石龛、具服殿、观耕台、焚帛炉等建筑。这里古柏参天，绿树成荫，虽身居闹市，却远离喧嚣，是闹中取静的一方乐土，在新冠肺炎暴发前，这里是笔者常去的寻幽觅古之处。
先农坛具服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亲耕耤田前更换亲耕礼服的场所。具服殿位于整座坛区的东南角，它位于观耕台之北，与观耕台是同一轴线上的建筑。整座大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建在1.65米高的砖石砌成的台基之上，殿前是与大殿台基等长等高的月台。
在其东墙外约五米远，有一道南北向的铁栏杆，这是先农坛与育才学校的分界线。在具服殿东北墙角与这道铁栏杆之间，有一堵东西向的砖墙，这样，在具服殿的东墙外就形成了一个“死胡同”。这个死胡同因不被人注意，故鲜有游人涉足。
笔者进入这个死胡同后，发现具服殿紫红色的东墙上隐约有一长条的黑色块，因台基上放置消防架灭火用具，无法看清楚这块黑色是为何物。跃上台基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块镶嵌在墙身上的题字碑。
此碑横长170厘米，竖高70厘米，在整面墙身的中下部。碑文为楷书竖写，29行共309个字。字体镌刻清晰无破损之处，落款为“梅庵铁保记并书”。
碑文讲述了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月，铁保由吏部左侍郎提升为礼部尚书的事。
当时礼部的汉尚书（顺治五年，清廷在六部设置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等职，分别由一名汉人担任，此前，六部尚书都是满人）是王春甫（字懿修），左右侍郎为英和（字煦斋）、胡长龄（字西庚）、秀宁（字楚翘）、汪廷珍（字瑟庵）等四人。
碑文中写到，“保壬辰会试出春甫先生门下，而煦斋诸君又保己酉癸丑戊午春秋典试所得士也。”铁保出于王春甫门下，而英、胡、秀、汪四人又前后皆师从铁保。这种衣钵相承的同门师生六人同朝为官，共同掌管礼部六个重要职位的事情一时成为美谈，甚至也引起了嘉庆皇帝对此事的关注。皇帝称赞为：“艺林胜事尤千载希逢之异数也”，因此碑文特意也将这句话记录下来。
值得推敲的是，先农坛属皇家祭祀禁地，铁保只是礼部尚书，为何会有他的题字碑？关于此碑为何以及何时落于此地，并没有详细记载。
纵观题字碑的内容，从碑文中“保按古者宗伯之职治神人和……”来分析，宗伯为古代掌管宗庙祭祀事宜的官名，后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礼部侍郎为少宗伯。身为礼部尚书的铁保参与组织嘉庆皇帝在先农坛的祭祀活动就成为分内之事，而且根据文章最后一句“并识本朝科目之盛云”，即彰显本朝科举的盛况（六人同朝为官），如果是这样，此碑存在于先农坛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如若不是，铁保撰书刻石的题字碑落于皇家祭祀禁地，实属不同寻常，耐人寻味。这也有待专家学者的研究。
撇开这些不说，单就铁保的书法艺术而言，的确值得细细观赏。铁保和翁方纲、刘墉、成亲王永瑆并称为清乾嘉时期的书法四大家，合称“翁刘成铁”。反复观看壁上书体，字里行间呈现出雄厚浑穆、遒劲流丽的独特风格。而且文之尾端下钤的“铁保私印”，印章布局完美、苍劲有力，似有刀斧之声。而“梅庵”印信的刻工，大胆老辣、大巧若拙，呈洒脱之美。
铁保一生，可谓荣耀与坎坷交织。在任礼部尚书之前，他曾出任过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吏部尚书、漕运总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为官恪尽职守，屡有政绩。嘉庆年间，他多次遭到革职。就在此次提任为礼部尚书的四年前，他还被流放至新疆。更不幸的是，就在他刚刚上任礼部尚书五个月后，京城爆发“林清事件”，铁保也被牵连其中，被流放至吉林，直到五年后才回到京城。
在波折的人生遭遇中，铁保总是以书法表现出异常旷达的心胸，给人一种进退安然、荣辱不惊的个性展示。铁保对于书法的深爱，从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半生涂抹习难除，一任旁人笑墨楮，他日儿孙搜画箧，不留金币但留书。”铁保虽然久居高位，但他只想留给子孙他的书法。铁保的书法以楷书为工，尤擅行草，一生临书不辍，却不拘泥于古人。他曾说：“作书如作人，以自然流行，不假修饰为妙”。
从碑上残留的墨渍来看，此碑恐已多次被人拓印。这似乎也说明欣赏过此碑书法艺术的大有人在。
铁保留世之作原本不多，能欣赏到他的书法作品就属不易，具服殿的题字碑给众多书法爱好者提供一个欣赏学习的好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