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新
冬天到了，又到了火锅消费的旺季。日前朋友做东去杭州价格最贵的西子火锅宴西湖店品尝了一次。其店毗邻西湖而环境优雅，食材高档如龙虾、鲍鱼、鹅肝之类者应有尽有，锅底有文武之分，文者清水鲜汤，武者红辣高汤。在这里，品味火锅要的就是一个“雅”字：依山傍水，江南丝竹，山珍海味，金樽美酒……虽谈不上“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或“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但对于一个靠教书养活自己的人来讲，已经相当高端而心满意足了。只是，有一种久远的记忆在心灵深处呼唤，仿佛缺失点什么……
想到了记忆中的铜火锅。
第一次看到铜火锅，是18岁那年隆冬在一个小县城的小饭馆里。
记得1969年春节将临之际，我因还未收到风烛残年的父母亲的10元汇款，只身蜗居乡村。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终于拿到了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去镇上邮局取了钱，马上就有了想到江对岸的县城大吃一顿的奢望。记得当时我花了4分钱摆渡费，步行几公里，来到一个距离码头最近的好像叫“为民饮食店”的小饭馆，要了一个5分钱的菜肉饼与一碗8分钱的小馄饨，独自坐在角落狼吞虎咽。
下雪天小县城的小饭馆实在太冷清了，好在饭堂正中还有一桌6人，各自敞开衣襟，围着一个冒烟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喝酒，这就平添了些许生气。那是一个由底盘、火座、锅身、锅盖、火筒、筒盖六个部分组成，其形制如塔而高约尺余，将取火与用锅功能巧妙结合的东西。
记得在炭火的灰烬飘落在我的馄饨汤里一如黑胡椒粉漂浮的同时，一股隐隐约约的热气让冷得浑身发抖的我停止了颤抖，有一种想挣脱棉大衣的束缚而大声呐喊的冲动。
后来知道，它叫铜火锅，起源有两种说法：其一，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的“铜鼎”就是它的前身；其二，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它。
其实，火锅的历史应该久远得多，它与巧用杠杆原理的筷子珠联璧合。“大禹为中国用‘筷子’的第一人，民间传说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等兽肉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后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无意之间发明了‘筷子’。”
如今火锅传到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依赖金属刀叉调羹进食的欧美人，一旦吃火锅，也只能学着用毛竹筷子。说点题外话，虽然我们不能因此沾沾自喜于“刀叉无法跟筷子相媲美”，但蔡元培先生当年调侃西方记者的一番话委实不无道理：“中国人从来是尚文明而不尚武力的，从餐桌上就可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孔子反对在餐桌上用刀，刀使人联想到厨房及屠宰场，有违“君子远庖厨”之训。
看来，火锅所营造的饮食文化韵味在于“土”，换言之，在于“俗”，而不在于“雅”。
前段时间，肉夹馍与胡辣汤商标维权案闹得沸沸扬扬。要是真的被“协会”连锁而像肯德基和麦当劳那样快餐化，肉夹馍同胡辣汤难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当代著名学者谢冕有一篇《馅饼记俗》的散文，读来颇合吾意：“那年我从南方初到北方，是馅饼留给我关于北方最初的印象。腊月凝冰，凛冽的风无孔不入，夜间街边行走，不免惶乱。恰好路旁一家小馆，灯火依稀，掀开沉重的棉布帘，扑面而来的是冒着油烟的一股热气。但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饼。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皮薄多汁，厚如门钉。外面是天寒地冻，屋里却是春风暖意。刚出锅的馅饼几乎飞溅着油星被端上小桌，就着吃的，可能是一碗炒肝或是一小碗二锅头，呼噜呼噜地几口下去，满身冒汗，寒意顿消，一身暖洋洋。这经历，是我在南方所不曾有的——平易，寻常，有点儿粗放，却展示着一种随意和散淡，充盈着人情味。”
遗憾的是眼下的北京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馅饼了！
第二次看到铜火锅，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铜火锅，那是2003年，也是隆冬时节。爱人外出探视读大学的儿子，夜深了，我只身在家，发现电表跳闸烧断了保险丝，去楼下菜场边24小时营业的私人小五金店向老板“求救”。记得推开虚掩的门，堆满五金小部件的柜台与货架之间的狭窄过道里，下岗后开店谋生的残疾人老板为了驱寒，正席地而坐吃火锅，满满的一盆雪里蕻冬笋肉丝，在炭火的驱动下，咕嘟咕嘟地在锅身内翻腾跳跃，一瓶新开的黄酒的香气弥漫在充满炭火烟味的空气中……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记得老板得知我的来意后爽快极了：“小事一桩！来来来，先陪我喝杯酒暖暖身再去……”
面对着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废俗兴雅，已经富起来的人们的餐桌从小巷深处纷纷转移到高楼大厦，原先大俗为美的民间风味逐渐消失在刻意与时尚之中。其实，如何品味美食的真谛，是在世俗与高雅碰撞间寻找逝去的自我抑或灵魂的哲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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