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一位曾经的患者托我给他远在加拿大的朋友远程会诊下，说是便血好几天了，很着急。经过微信沟通，考虑他是痔疮出血可能性大，但因为患者年龄超过40岁了，到了肿瘤的高发年龄，还是建议他做个肠镜检查下。这位朋友很无奈地拒绝了，倒不是舍不得比国内贵几倍的费用，而是非常麻烦，家庭医生没有预约肠镜的权利，必须要先转诊预约专科医生，再由专科医生评估后才能预约肠镜，一来二去，起码要3个月。要知道，3个月的时间，甚至可以决定一个肠道肿瘤病人的生死。想回国做，但疫情又不允许，确实恼火。而在国内，这么漫长的等待时间是不可想象的。别说3个月，超过3天，可能都会被投诉了或者另选别的医院了。不管你承不承认，国内看病还是很方便的，如果你想看专科医生，只要你不是找最顶级的那一两个大牛医生，或者享受VIP的待遇（特需门诊或国际医疗部），那么你可以找几乎是毫不费劲的用理个发的价格找到省内最好的医院或者最好的专科的普通专家看病，就不说网络挂号的便捷和公正。实际上，就目前大部分三甲医院的现状，普通专科号在就诊当天都是可以挂得到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人家外国的就诊制度就是好，从不给人乱开检查，做个肠镜都要严格把关。但我还是要给这些人泼盆冷水：现在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已经非常高了，在所有肿瘤中，已经排到了第三位。40岁以上，发病率是直线上升的，从2-3/10万的发病率，到了60岁以上高达3/1000发病率。也就是说，1000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3个结直肠肿瘤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已经把肠镜检查列入到体检常规项目的主要原因。不说别的，我们医院已经把肠镜检查列入到40岁以上职工的可选择项目。因此，你还觉得做个肠镜检查是过度医疗了么？
我不是有意吐槽西方的医疗制度，只是从某些方面来说，有其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对普通人民群众而言。如果单纯对医生而言，他们的制度无疑是更有利于医生的，轻松、收入高、地位高。有两个我经历过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前年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姑娘打飞的回来做手术，是一个很严重的肛周脓肿的病人，在澳大利亚的家庭医生处已经耽误了将近1周，病人行走都有困难了，但一直未能约上专科医生就诊，最终没办法，乘飞机回来治病。回来当天是周末，所有检查还是走急诊完成，并且在到医院的数小时之内就给她做了急诊排脓手术，排了100多毫升脓出来。按照患者的话说，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而最终，患者加上其后根治术直到痊愈，整个费用加起来还没有来回的机票钱贵。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医生，国内的医疗制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正是国内数百万医务工作者的超负荷、高强度工作，才让我国13亿人民群众得到了比西方国家更高效的医疗服务。
另外一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到美国最著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叫克利夫兰的医院做访问学者。第一天跟门诊的时候，一位已经确诊直肠癌的患者前来就诊，最终得到的结果是需要手术，但手术需排队等到3个月以后。我的朋友感觉到不可思议，3个月时间，患者很有可能已经出现转移了。但那边教授的话让他无法反驳，他说，如果让这个病人插队手术的话，是对其他病人的不公平。但如果让医生加班手术，又是对医生的不公平，而且医生处于过度劳累的疲惫状态，容易出现意外，也是对患者的不公平！
从上述三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实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的月亮并见得不比国内圆。外国的制度也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国情，这次疫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医务人员实际上已经承担了许多超出一个普通医务人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但要看好病，还要写海量的医疗文书，还要不断学习各种医保政策，还要有很好的体力准备随时做好加班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最好牺牲的准备！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医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