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这些镌刻在中国人血脉中的人物，从诞生之初到今天已整整60年。这些人物形象出自红色经典《红岩》，而这部小说迄今销量超过1200万册，成为一个难以超越的出版奇迹。
罗广斌
上世纪60年代时的杨益言
《红岩》书封
时代寄语
我父亲曾说过，《红岩》是先烈们“鲜血铸就的”，这段历史不能遗忘、英雄的精神更不容被玷污。希望读者从《红岩》中汲取力量，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杨益言之女杨小谊
作者后人称“历史会自己说话”
“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受革命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看得很重。”在今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一席话，打动了亿万观众，也打动了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那一瞬间，她泪流满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小谊说，她被张桂梅深深感动，想送她一本自己珍藏多年的《红岩》，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她父亲的印章。
今年是《红岩》出版60周年，杨小谊却不想走到前台，她原本想亲自到张桂梅所在的学校去捐赠100本《红岩》，但又怕摄像头对准自己，她觉得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行为，不想被报道。“烈士流血牺牲，我们在这里抛头露面，侃侃而谈，我总觉得不合适。”杨小谊不愿意因《红岩》抛头露面，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她父亲生前就告诉子女，不能打着他或者《红岩》的招牌为自己行方便、谋名利。杨小谊说：“诽谤我爸爸的那些话，我们也从来没有回应过，历史自己会说话，我只能说有些人道听途说，没有深入研究过。”
《红岩》的两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已先后离世，关于这部书的诞生过程，作者从未跟家人提及。杨小谊说，她上小学三年级看到课本选登了《红岩》，才得知她父亲写过这部书。
但中国青年出版社留存了档案资料，关于《红岩》的诞生，多位亲历者都曾回忆过，那段岁月充满了激情。
最初属“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翻阅《红岩》首任责任编辑的回忆录、书信，以及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著述，《红岩》的诞生过程，情节生动而丰富。
按照相关资料记述，罗广斌、杨益言曾于1948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作为幸存者，他们立志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拉开序幕。
《红岩》首任责任编辑张羽曾在回忆录中提及，《红岩》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创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二是1959年2月，出版了经补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
《红岩》现任责任编辑叶施水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以及“向全国人民揭露这人间地狱”的责任感，罗广斌、杨益言二人最初得到过三个月的创作假，埋头写作。“但由于此前作者并没有从事写作的准备和精力，对这样的长篇巨著还缺乏驾驭能力，因此结构布局有些零碎、松散。更为重要的是，最初作者完全是出于对英勇牺牲的先烈和故友们的悼念。”在叶施水看来，《红岩》雏形在某种意义上只属于“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事实上，罗广斌也曾说过：“他们见我们年轻，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亲历的事详细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虽然我们不会写，但也要学着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写作时作参考，但没有人承担，只好由我们执笔了。”
而在熊坤静、陆青两位研究者的讲述中，尽管罗广斌、杨益言从未写过小说，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的朱语今曾力促罗广斌等拿起笔，进行小说创作。而最终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是重庆市委的决定。也正因为重庆市委批准，罗广斌、杨益言还曾到公安部门查看了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了在押的敌特分子。在众多敌特档案中，他们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从而对特务内部的种种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而具体的了解。这份档案极大地丰富了罗、杨二人手中的素材，为他们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毛人凤、严醉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奠定了基础。
创作曾凝聚幕后人无数心血
从私人写作到文学作品，《红岩》凝聚了许多幕后人的心血，他们的名字不为大众所熟知，60年后重提却别具深意。
面对书稿，《红岩》首任责任编辑张羽与两位作者曾有过多次通信，关于江姐、双枪老太婆、许云峰、甫志高的刻画，都有过多次细致的建议。张羽曾在信中写道：“双枪老太婆的出现，最好在行动中……更重要的是刻画现实斗争中的光辉形象。”他曾不断提醒作者，不管写敌人、写烈士，都不要简单化、脸谱化。
历经不断切磋、修改，罗、杨不再拘泥于史实，而是大胆地运用艺术想象力，采用集中概括、综合借鉴的艺术手法，移植并构思了许多非原型所有的情节、细节，对此张羽曾在信中盛赞：“华蓥山的斗争，江姐被捕，双枪老太婆复仇，都是动人心弦的出色描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从创作意图到草稿、初稿，都不断受到作家马识途的指点和帮助。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沙汀也多次主动和作者一起研究稿件，并参与了具体的修改工作。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周航通过研究发现，当《红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与此书相关的写作参与者都谦虚地推让功劳。编辑说，这是作者数年不断打磨的成果；作者说，这部书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牺牲的烈士们。后来评论家们说，这部小说是包括作者本人、编辑们，还有重庆市领导与重庆作家、四川作协（包括沙汀）属下的作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钱振文说，事实上，沙汀、马识途和中青社的张羽等参与过劳动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为了避嫌，都很有意识地避免说起自己和《红岩》的关系。
多年后，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在分析《红岩》出版现象时，特别提及一个重要的创举，那就是《红岩》第一次将个性化的创作与社会化生产紧密结合，把个人感受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把广大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作者队伍与专业化的编辑出版队伍紧密结合，在短时间内探索出一条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方式的新路。
研究《红岩》尚需更多视角
《红岩》从面世之初开始，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野。1961年12月出版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红岩》重印多次，印数达到400万册。
时至今日，无论在图书市场，还是研究领域，《红岩》生命力从未褪色。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销售数据显示，《红岩》销售高潮出现在2016年后，近五年的发行总量超过了过去55年的发行体量。北京开卷信息则显示，《红岩》2014年3月首次上榜，累计上榜64期，连续在榜高达9期。有分析认为，《红岩》受初中语文部编教材推荐的影响，这对图书销量带动的作用是巨大的。
《红岩》始终是文学研究的热点，几十年未曾改变。即便在今天，研究者不断从新的视角走进《红岩》世界。“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周航认为，《红岩》这部小说中客观的“诗”意存在，也应该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红岩》研究还有哪些新的视角，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原标题：问世一甲子销量逾1200万册 《红岩》生命力从未褪色）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路艳霞
流程编辑：u0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