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是中国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在考古界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名列第一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际根曾在殷墟担任考古队长达21年之久在“一席·万象”主题课程中，他为大家介绍了“商朝的青铜器与青铜时代”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青铜器的历史背景简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青铜器的历史背景简介
安阳殷墟是中国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在考古界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名列第一。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际根曾在殷墟担任考古队长达21年之久。在“一席·万象”主题课程中，他为大家介绍了“商朝的青铜器与青铜时代”。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带给我们最震撼的东西，除了甲骨文，还有青铜器。
商王朝之前是夏王朝，之后是西周王朝，夏、商、周加在一起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一般来说，青铜时代有15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青铜时代最鼎盛的时期———商王朝。
商王朝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它的地域覆盖了今天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各省。那时候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只是个大概范围。
『古代人为什么要制作青铜器』
先说说青铜器。青铜器是铜铅锡的合金制成的，一般来说，包括铜铅、铜锡或者铜铅锡的合金。
青铜器有很多类型，比如鼎、罍（读léi，编者注，下同），最有名的当然是司母戊方鼎。
那么，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要制作青铜器？我们来看历史。
铜器使用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较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那个阶段就有铜器出土。比如，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就出土过黄铜管。仰韶文化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距今约5000年到4000年之间，出土的铜器就更多了，主要是一些小铜刀、小铜块。
这些阶段出土的小件铜器，并不是青铜时代的典型代表。真正的青铜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认为，是从夏王朝开始。
夏王朝时代有一个重要的遗址叫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不再是小铜刀、小铜块或者铜条等小件用具，而是变成了铜容器。
到了商王朝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铜容器就更多了，也更加复杂了。这个背后，是因为青铜器被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或者文化符号而得到推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青铜器那么发达的原因。
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和西方相比也很不一样——我说的西方包括西亚地区以及东南欧。它们那个时代出土的铜器都是工具、装饰品，偶尔有几个人面像；而我们的铜器全是容器。
我们来看看商代的青铜器是做什么用的。鼎，原始功能是煮肉的；簋（guǐ），装食物的；觚，装酒的；斝（jiǎ），装酒的；爵，用来喝酒的；瓿（bù）、罍，都是酒器。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青铜器要么和吃有关，要么和喝有关，全是用于饮食，与西方的工具、装饰品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叫礼。礼是离不开吃与喝的，礼就发源于饮食。这些铜器都围绕着饮食，同时，它们又融入了社会功能，融入了政治意志、精神内涵，包括宗教信仰。
比如鼎，这种在墓葬里出土或者在特定的铜器坑里出土的器物，都是给死去的人、给祖先的。它的祭祀品的身份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
『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故事』
为什么选择青铜器来用于祭祀？第一，铜器不好做，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第二，铜器的原料不好获得，属于稀缺物品。第三，铜器很漂亮。它们当时是金灿灿的，不是青绿色的，上面有各种漂亮的纹饰，有些纹饰做得很恐怖、很狰狞、很神秘。就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制作过程中，青铜器变成了一个富有宗教信仰、富有政治意志、富有精神内涵的特定的东西。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是一种重要的意愿的表达，所以它非同寻常。这就是为什么青铜器在那个时候被大量地制造出来并受到如此重视的原因。
举例来说，觚、爵、斝是三件酒器，都与喝酒有关。喝酒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因为它代表着“我有粮食，我才可以酿酒”。还有鼎，我们考古时发现的鼎里，经常不是空的，里面是有肉的，这也是有地位的象征。
如果铜器上铸有铭文，那就更有政治内涵了。比如，有一件青铜器上写着“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它的意思是说，丙午这一天，国王赏赐给戍嗣子海贝二十朋。一朋可能是10枚，那是很多的钱。戍嗣子拿到这些海贝以后，给他的父亲癸做了一个宝鼎。所以，戍嗣子就把为什么做这个鼎这件事记录下来。
这些铜器背后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到了西周的时候，很多的铜器上有更长的铭文。大盂鼎上的铭文有290多个字，毛公鼎上的铭文有近500个字，写得洋洋洒洒，内容非常丰富。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青铜器的这种神秘感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开始弱化了呢？是到了战国时候。战国时候的铜器变得不太一样，出现了大量日用铜器，比如铜灯盏，它没有什么精神内涵在其中，还出现了铜铸的钱币以及其他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器物。
也就是说，中国的青铜器在青铜时代是有丰富内涵的，而到了战国以后，它的内涵慢慢消失了。所以，青铜时代是指那段特定的年代。
当然，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出土的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作为大型的礼乐重器，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青铜时代的文明延续。
『用“模范”制作青铜器』
那么，青铜器是怎么制作的？
制作铜器的技术要求很高，首先得有铜原料，要进行采矿。我们考古时发现了好几个商代的采矿遗址或者矿冶遗址。比如江西瑞昌铜岭，明显是商朝时候开采的，我们在那个遗址上发现了很多商代的文物。
除了铜原料之外，还要开采其他的原料，比如铅和锡。几年前我在安阳挖了一坑铅锭，大家猜猜有多少？一坑铅锭，我认真地数过，一共297块，重4.7吨，可以做很多的铜器。
料备好以后，不要以为就可以做铜器了，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最关键的是要做模和范：先做一个模，再从模上套一个范，这就是“模范”的由来。
范是一种陶器。第一，范已经有了基本的器形；第二，范上有花纹的位置；第三，它有花纹的轮廓。这时，再用小铜针对陶范进行精加工，比如雕刻一下花纹，或用泥补上缺失的花纹，就能做出精美的陶范来。
上海有位学者长期研究铜器铸造。他说，制作一件复杂的铜器，假设一共要花80天，79天都是在做陶范，铸造只需要1天。
把陶范做好以后，还要进行焙烧、加温，再把一块块陶范组装好，在泥心和范之间留下空腔。很多青铜器是倒过来铸的，比如铜鼎，是3条腿朝上铸的。这时候，要准备烧一锅铜，而且还不能离陶范太远，因为铜溶液很容易冷却。
等铜融化以后，就可以开始浇铸。浇铸完以后，再把陶范砸掉。一打磨，铜器就出来了。
我们在考古时发现的陶范很多，所以能够根据各种陶范拼凑出当时浇铸青铜器的过程。商朝的人做铜器，大多是采用块范法，就是用一块块的范组合起来铸造。
偶尔也用烧失法。商朝有一种铜卣，相当于今天的罐子，铜卣上有一个提梁，那个提梁是可以活动的。这是怎么做的呢？后来有人研究明白了。古人先把这个罐子做好，然后在罐子上做出两个环来，再搓一根绳子，绑到那个环上，用泥巴把绳子裹起来，然后钻一个孔把绳子烧掉。绳子烧掉以后不就有一个空腔了吗？再把铜溶液灌注进去，最后把泥范一敲掉，这个提梁就可以活动了。这实际上用的是烧失法。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新面貌』
商朝的人做了这么多铜器，费了那么大的功夫，它对后世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青铜器对中国历史最大的影响就是，它使得中国出现了青铜时代。而这个青铜时代，不是说就在商王朝或者夏王朝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以商王朝为例。商朝迁过好几次都。商王朝晚期的都城在安阳，安阳之前在郑州。
当商王朝的都城还在郑州的时候，那是公元前16世纪，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商王决定南征，派了一支军事力量向南进发。他们到了今天的武汉。本来武汉这个地方是有人生存的，但是商朝人来了，就把这个地方占领了，占领以后建立了一个据点。今天我们发现了这个据点遗址，把它叫作盘龙城遗址。这个遗址出土了很多铜器，包括斝、尊。尊和斝都是商朝人使用的铜器。我们还发现了很多陶器，也是商朝人使用的。
商朝人建立了这个据点以后没有停步，继续南下，这使得商王朝的技术和制度整个从黄河流域南移了。铜器不仅代表当时先进的铸铜技术，还代表那时候的先进制度。因为商朝人的宗教信仰、精神内涵也已经融入尊、斝、鼎这样的器物中。
随着商朝人的南进，中原文明对长江流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盘龙城遗址所代表的商王朝文明继续向南发展，进到江西境内，进到安徽境内，然后到湖南境内，再溯江而上，到达成都地区。中原发达的文明一下子覆盖了长江流域。
在江西的新干县发现了一座墓葬，这个墓葬里出土了很多青铜器，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甲骨文里记载的“虎方”。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在甲骨文里？说明它与商王朝是有联系的。
大家知道，成都平原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在1986年的时候挖出了两个祭祀坑，分别是一号坑和二号坑。一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二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这两个坑很大，里面出土了很多青铜器，有的青铜器上贴着金。
也就是说，正是公元前16世纪商文明南下，带来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新面貌。本来长江流域的古人也会做青铜器，只不过他们做的都是小器物，比如铜铃。等到北方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以后，他们也会用范做食器、酒器、礼器了。这个过程，就是北方文明融入的过程。
在商王朝，有一种铜器叫钺，是斩杀、砍头用的。它是军权的象征，代表权力。在江西新干县的大墓里也出土了一件钺，这是北方文明融入的实例。
『两河之间南北文化大融合』
但是，长江流域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不是一张白纸。当北方文明来了以后，它一方面吸收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继承自己的传统，这样就出现了文化的选择、文化的抗争、文化的融合，这些都在青铜器上看得清清楚楚。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铜器里有大量的人面像，我们把它叫作偶像。可是这些偶像在商文明里是基本上看不见的，也就是说这是本地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三星堆本身的。
可是，三星堆确确实实又学习了中原的文明。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铜尊或铜罍，明显是学着商朝人做的，因为一看就知道这是商朝人的东西。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学做的东西，又学得不太一样。花纹似像非像，可能他们想学北方的花纹，可毕竟是本地的工匠，对北方的纹饰没有充分的理解，所以怎么做都不像。此外，他们是用南方的土来制作陶范的，所以铸造出来的陶范砂眼比较多，用法也不一样。
有一件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尊，底下是一个座，座上有一个人，人的头上手扶着一个东西。这件铜尊的样子明显和中原商文化同出一辙。在商王朝，这样的尊是用来装上酒敬祖的。可是在三星堆文化中，这个铜尊不是埋在墓里的，而是祭祀时跪着托着顶在头上，是用来敬天的。这就是文明的融合。
当然，长江流域本地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比如铙，在商王朝，铙都是很小的，一般是三件一组，叫边铙，敲出来的声音是有音阶的。可是在长江流域，铙是单件的，而且特别大，有时候一个铙200多公斤，抬都抬不动。
所以，当商王朝的青铜文明达到最鼎盛的时期，引发了中国两条大河之间文明的交融，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的青铜器文化圈——三星堆的、江西的、中原的，形成一个横跨两河的巨大地域的文化圈。而这个文化圈里各种文明因素在一起交融、学习、吸纳，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以后，又反过来对中原文明产生影响，最后形成了两河之间南北文化的大融合、青铜文明的多元一体。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来源：作者：唐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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