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谦恭折己”只是表象，本质是“时势所迫”。
三国时代，孙吴奠基时间最早（190），称帝时间却最晚（229）。
注：魏蜀僭号分别在220、221年。
更值得注意者、是孙权使用“黄武”年号（222-229）的八年中，却始终未曾“冠以帝号”；直至黄龙元年（229）始称皇帝。且以“中原未平”而拒绝祭祀南北郊。
是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江表传》
换言之，孙权改元而不帝，称帝后又未履行皇帝之特权。
我想从孙权对称帝的“迁延观望”中，分析背后原因。
结合多方材料，大致可以归因于以下三点。
其一、相比魏、蜀政权的奠基者，富春孙氏源出寒门。在江东士族林立的政治环境下，缺乏强力法统。
其二、孙坚、孙策父子曾效力于袁术。“从贼附逆”的政治污点，为孙权称帝制造了严重障碍。
其三、孙氏立国江东，初期仰仗孙坚旧部与徐州士人；后期逐渐转化为“专用扬士”。在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完成之前，孙权不得不迁延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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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农天子魏蜀吴三主中，孙氏出身最为寒微。
富春孙氏的“瓜农出身”、见诸多方材料。自陈寿的“孤微发迹”到南朝的“种瓜自给”，流传二百余年。这为其称帝之路，造成了严重阻碍。
安重荣有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此话无疑是破晓真谛。陈涉、汉高、明祖、李闯之徒，无不是“崛起布衣，雄霸当时”的枭人。
虽说“尘埃中未可识天子”，但三国汉季“自有国情”。彼时门阀当道，笃信天命；因此“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孙氏孤微发迹，固然可以附会成“斩蛇平天下”的“布衣将相”故事。但也需要参考同时代的其他僭越者。
魏国奠基人是曹操，太尉曹嵩之子，中常侍曹腾之孙。三世二千石、家资巨亿。且曹操以“清途”出仕（议郎），亦历位二千石（东郡太守、济南国相），在三国君主中、起点最高。
曹嵩时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华峤《后汉书》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久之，徵还为东郡太守。--《魏书一 武帝纪》
曹嵩时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
蜀国奠基人是刘备，景帝玄孙、贵胄之后。刘备是个“出于宗室、而生于贫贱”的矛盾体。少年时落魄到织席贩履，但也借“宗族资助”而游学洛阳。
备固贫贱，但宗室身份是可以确定的。即使魏国人也并不否定其“远支宗亲”身份，只是称其为“临邑侯后裔”。
（刘）备本临邑侯枝属也。--《典略》
东汉末期虽然王纲崩毁，但宗室还是很有几分号召力。比如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扬州牧刘繇、以及兖州刺史刘岱，皆宗室疏亲。
相较之下，“种瓜自给”的富春孙氏，便显得尤为难堪。
孙氏种瓜自孙钟而始，且种瓜之前便已经“家贫如洗”。而孙钟一说为孙坚之父、一说为孙坚之祖父。虽未详孰是，但孙坚“发自孤微”是可以确定的。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宋书 符瑞志上》
坚父名钟，因施瓜供异人而获吉地。--《异苑》
这也是孙坚、孙策发迹过程中，屡次被士族鄙视为“武夫”的现实来由。
（王）叡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吴录》
彼时取士的前提条件是“经明行修”。即通晓儒教经典（最好是家传经学），同时“有德有名”（这与乡闾清议挂钩，往往被大族垄断）。富春孙氏，很明显不具备这种条件。
孙氏孤微发迹、种瓜自给
孙氏在吴郡乡里、虽小有势力，却也无甚根基。遍览《吴书》，只能搜罗到孙静（孙坚幼弟）曾募部曲百人助战。
且孙坚旧部，普遍来自外州。如程普、韩当是幽州人、黄盖是荆州人等等。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也。--《吴书十 程普传》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吴书十 黄盖传》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吴书十 韩当传》
甚至孙权称帝后，孙坚之庙未设在老家吴郡，而是设在荆州长沙，即孙坚昔日做太守的地方。且天子追七庙，孙权却只追了两庙（武烈庙和桓王庙，即坚与策）。
孙权不立七庙，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于建邺立兄长沙桓王策庙於朱爵桥南。--《宋书 卷十六》
可知孙坚之父再往上，出身已经令孙权难堪，故索性隐而不表。
在汉末魏晋的大环境下，魏、蜀两国君主均源自旧日高门，独有孙氏发迹最短，出身最低，故称帝阻碍也便最大。
“从贼附逆”的政治污点袁术是汉末首逆，故侍奉袁术的孙氏父子，名声也便可想而知。
孙坚、孙策父子两代侍奉袁术，人所共知。
彼时（190）孙坚以长沙太守上洛，连杀荆州刺史与南阳太守，聚众数万，几乎荡平荆州。却莫名其妙被袁术篡夺了胜利果实。
孙坚自南阳与袁术合兵之后，便成了术之爪牙，甚至公开接受袁术表奏的伪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替术征伐。直至一年后败死荆州为止（191）。
（坚）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吴书一 孙破虏传》
孙氏从贼者，远不止孙坚一人。坚妻弟吴景，从子孙贲、族子孙香皆仕宦袁术。吴景先后出任丹阳、广陵太守；孙贲继承孙坚的豫州刺史、孙香是袁术任免的汝南太守（袁术籍贯汝南汝阳人），可谓“满门附逆”。
袁术僭号，天下共诛之
袁术在淮南，先后杀害扬州刺史陈温、庐江太守陆康；又袭击继任刺史刘繇。且陆康、刘繇的惨剧，皆孙策一手炮制。颇疑陈温之死，亦与孙氏有关。
术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吴书一 孙讨逆传》
自汉末至刘宋的二百余年间，“孙氏附逆”的骂声不绝，且“言孙则必言术”，直呼孙坚父子是“袁术将”。
是岁，杨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后汉书 献帝纪》
袁术遣孙策攻破繇，（繇）因奔豫章，病卒。--《后汉书 刘宠传》
考虑到建安二年（197）袁术僭号的悖逆之举，作为袁术部将的孙氏父子，彼时在江东士人眼中的形象，该是何等不堪，也就可以想见了。
孙策的遗言有道是、形势比人强，识时务者为俊杰。
孙策死前为孙权留下的遗言，是分析江东问题最为有效的工具。
策临终说了三件事儿：
其一是深险之地未从；其二是天下英豪在州郡；其三是客籍侨姓人心不稳。
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吴书二 吴主传》
这三件事可谓字字珠玑，精辟至极。
（1）深险之地指代“山越”，即逃避徭役而亡入山中的扬州百姓。
（2）天下英豪指代“扬州士族”及“宗帅”，他们控制着土地和人口，与“深险之地”的山越互为犄角。
（3）客籍侨姓，即避难扬州的“中原士族”，这批人对孙策诛戮吴郡、会稽的大姓，心存畏惧，时刻准备逃归中原。
策卒，孙权继其位
换言之，孙策死时，扬州可谓危机四伏。从庐江太守李术叛乱，以及宗室孙暠（孙权堂兄）“公开夺位”等丑事、便可看出彼时情况之险恶。
策亡之后，（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移书求索，术报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大怒。--《江表传》
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孙）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整帅吏士，欲取会稽。--韦曜《吴书》
说得再直白一些，孙权继位之初，山越宗帅不服；扬州士族不服；外州士族也不服。甚至连同姓亲戚都不服。
更可畏者，是孙坚旧部在孙策死后、对孙权也不服。为此周瑜不得不主动行“君臣之礼”，以增权之“威重”。
是时（孙）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吴书九 周瑜传》
情况败坏到这种地步，也不难理解，为何孙权在夷陵大败刘备之后（222），依然迁延观望，改元而未敢称帝。事实上，孙权直到曹丕死后三年（229），才壮着胆子即皇帝位。
小结在汉末群雄中，孙氏立国时间最早、而称帝最晚、甚至连“改元而未称帝”的前奏期，也是三家当中最晚的。
孙氏的“建元名号”非常有趣。
吴王时代建元“黄武”，称帝后建元“黄龙”。
黄者，取“五行始终”当中的“土德”。这与巨鹿张角之“黄天当立”、“中黄太乙”等谶纬是相通的，皆取“土德”之义。
（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时俱起。--《后汉书 灵帝纪》
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王沈《魏书》
理由显见。东汉尚“火德”，火生土，故继汉而立者，当为“土德”。曹魏代汉，建元“黄初”，亦取土德隐喻。
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魏书二 文帝纪》
可笑者，是孙权的“吴王”封号，非受之于汉，而受之于魏。
曹丕是汉之篡贼，孙权受魏之封号，无疑是“受位非所”。故所谓的“黄武”、“黄龙”等年号，名为尊汉，实亦篡汉，是一辱而再辱。
孙权的年号，清楚反映出其“做贼心虚”。且建元不称帝、称帝不郊祀，皆直指其“缺乏自信”的心理源头。
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
如全文所述，孙氏心病在三处。
其一是出身寒微、其二是从贼污点、其三是江东人心不附。
在魏、蜀两国国君的衬托之下，瓜农发迹的孙氏，显得尤其寒碜，乃至孙权不肯为祖父立庙。
袁术篡逆、天下闻名；孙坚父子并作爪牙，时人讥之。
孙策新死，宗室叛乱，庐江独立，甚至连孙坚旧部也对孙权“不以为礼”，竟逼得周瑜“躬自表率”，人心始定。
在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下，孙权自然是慎之又慎。
可笑之处，是在东吴政权的“本土化”工程完成之后，孙权便彻底放飞自我；乃至废嫡立庶（二宫之难）、崇信巫妖（术士张表）。最终魔怔到“天下一统、于是定矣”的地步。
今（公孙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普天一统，于是定矣。--《吴书二 吴主传》
大概是压抑太久，一朝得志，便张牙舞爪起来。
前恭后倨，乃至于此。
昔日尉缭子有言：秦王蜂目豺声，寡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秦王之事，再现江东。看孙权称帝始末，大概就是所谓的“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吧！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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