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色归读 侵权必究，授权转载见文尾。
有句常见谚语“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常被全国人民用来打趣（间或贬损）湖北人。“九头鸟”又称为九凤、九凤神鸟，相传有九个头、色赤，人头鸟身。“九头鸟”即传说中楚国先民所崇拜的一种九头神鸟，实际上是长有九个头的凤凰。
凤凰是我国古代最为崇拜的与龙并称的图腾之一，象征着吉祥幸福。楚人祖先一直有崇凤的传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是：“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凰涅盘的故事最早也出自屈原的《天问》。楚国从君王、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对凤凰的热爱与崇敬，达到了无出其右的程度，楚人认为其祖先祝融就是“九凤神鸟”的化身。
“九头鸟”最早出自《楚辞》、《山海经》中一些古老的神话。原先一直是一种人面鸟身而九头的“九凤”，是楚人先祖所崇拜的一个半人半鸟的神格化图腾形象，凤凰贯穿了楚文化发展的始终，楚文化也可称为凤凰文化。但是后来“九头鸟”却完全丧失神性，并逐步异化甚至沦落为摄人魂魄、人见人嫌的“妖鸟”、“妖怪”。
这主要要拜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与其名义上的属臣——“蛮邦”楚国长期的明争暗斗所赐。楚国立国不久，就迅速“野蛮生产”，周天子基本上失去了对它的而控制。
别的诸侯每年毕恭毕敬地进贡当地珍奇，“蛮荆”有一年没一茬地送上几车包茅（实际上就是楚国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一种茅草）；周室承认的“春秋五霸”尽管权倾天下，但是其他“四霸”都只敢称“公”（如齐桓公、秦穆公），楚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文王、武王、庄王等；为征服楚国及获取楚国的铜矿，周昭王曾三次率师攻楚，结果六师尽丧汉水，周昭王姬瑕也成了异乡之鬼，让周室大失颜面，连史书上也只能以“昭王南征而不复”的曲笔记载来遮丑。
更过分的是，当年楚庄王率军攻打晋国时候，带得胜之兵到洛水边“观兵于周疆”，实际上是在周天子都城洛阳陈兵示威。他甚至询问忐忑不安的周王派去的慰劳使节王孙满：“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搬到我们楚国去怎么样？”这种礼器大鼎实际是象征国家政权，不是做臣子的楚王应该过问的。
可是楚国就是这么藐视和挑衅周天子，后世就有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至今湖北地区还有“不服周”这句方言。如果在武汉街头看见两帮混混打架，一帮把另一帮打趴下了。胜方或许还会揪着对方的耳朵、薅着对方的头发悠悠地问：“你服不服周？”，意思是“你服不服气？”。
但是毕竟周天子代表华夏正宗，“统治天下在乎德而不在乎鼎”，暴发起来的“荆楚”后来就被周室及其拥护者“黑”了，“黑”一方从“精神图腾”方面下手最有效率吧！
汉代小说记载“周公（旦）居东，恶闻此鸟，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犹余九首”，也就是“九头鸟”本来是“十头鸟”，它的第十个头是被周公旦命令猎师庭氏射掉了，以后那个没有头的脖子鲜血只流，而且永不愈合。这样“九头鸟”从此染上妖邪之气，在中国民俗中演变成让人厌恶、不祥的“鸟怪”乃至“妖怪”。
从春秋时周天子败于楚人开始，“九头鸟”就受到仇视和妖魔化。后世多引用上文汉代小说所记，或无心以讹传讹，或有意抹黑、污名化，而且越来越夸张，把“鸟神”彻底抹黑成吓人、可恶的“鸟怪”。
比如“九头鸟”九个头都可以鸣叫，每个头又有一双翅膀合计十八只翅膀。被箭射掉的那个头后来附会成被天狗咬掉的，没有头的那个脖子鲜血淋漓，滴一滴到哪户人家就是一标记，随后灾祸无穷。乃至它的羽毛、身上的尘土落到小孩裸露的部位都会生病。
这种“鸟怪”喜欢在阴郁的天气飞鸣着略过天空，看见有灯火的人家就落下来，轻则掠取人家的小孩自养，重则攫食儿童、摄人魂魄。甚至“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这个已经不止是“凶鸟”、“怪鸟”了，简直就是堪与孙大圣匹敌的法力高深的“妖怪”！
而且很多古籍煞有其事地记载了关于“九头鸟”的应对之法：如果九头鸟飞过，要吹灯灭火、放狗驱赶。所以一旦看见这个“瘟神”，“家家槌床打户（拍门），捩（扭、揪）狗耳，灭灯烛以禳之 ”，小孩则全身穿衣包裹，除呼吸外不露出身体任何其他部位等等。
这个逻辑现在清晰了：一个部落的神，在敌对部落那里必然会被说成妖。周人将楚人的“九凤神鸟”图腾说成妖怪，并编出箭射或天狗断其一首的故事，且后世人不断铺陈敷演。所以从“九头鸟”的演化来看，它是一段时间的“鸟神”（周楚死敌之前或者充其量延续到汉代之前），更长时间的“鸟怪”；局部的“鸟神”（主要是楚国的圈子里），大部分区域（楚人圈子以外的广大华夏地区）的“鸟怪”。
从现代社会“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谚语来，无疑是在用“九头鸟”来指征“湖北佬”，褒贬不一。褒义是说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有九个头，自然聪慧、精明能干、智商相对较高。一般的鸟只有一个头，与有九头鸟（湖北人）打交道，当然颇费脑筋。而且九头鸟有九个头，即九条生命，死了八次还有一次可活人，可见生命力、适应力是极强的。
从贬的方面说，湖北人的“聪明”与其他省人的不同，说得好听点，是“狡黠的机智”，心眼多，过于精明；说得不好听点，九个头用到歪处就是“小聪明”，办事不按规矩出牌，没有长远眼光，乃至阴险狡猾、刁钻奸诈，更极端的就是见利忘义，过河拆桥 ，不讲信用。另外九头鸟九个头可能各行其是、离心离德，或许会窝里斗、互相拆台；没有开阔器宇，上不了大台面等等。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的来源，说法不一。最广泛的说法是与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湖北江陵人（今荆州市）张居正有关。说是张居正当首辅时大权在握，一口气举荐了九个湖北老乡做御史 。他一方面大力推行“万历新政”，另一方整顿吏治，从严查处贪官污吏。尽管政风一新，成效显著，但是那些受到惩处整治的贪官污吏，心怀不满，私下大肆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也就是说，是政敌散布出来以对九个御史（九头鸟）及张居正这十个“湖北佬”的攻击。
湖北人烂熟的一句顺口溜：“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比不上一个天门苕”。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据说是说明清时期，汉口周边的居民编制一种叫斗笠的遮雨挡阳竹制帽子。黄陂人编的斗笠是圆锥形尖顶，孝感人编的斗笠是绞了边的圆顶，而汉川人博采众长，编的帽子既绞了边又是尖顶，于是就有了“尖黄陂，绞孝感，又尖又绞是汉川”这句话。
后来由于汉口开埠，大量的黄陂、孝感、汉川（都是武汉近郊）的人口涌入汉口，同时带来了各自老家的精明世故。一些对他们这种行为不满的人出于挖苦这三个地方的人奸狡的一面，把这一俗语中的“尖”（尖顶）变成了奸诈的“奸”，“绞”（竹编的一种工艺动作）变成了狡猾的“狡”，于是以贬义为主了，就是“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
这样原来是描述斗笠不同外型和加工工艺的一句话意思就变了：黄陂人奸诈，孝感人狡黠，汉川人既奸诈又狡猾。那么后半句“三个汉川佬，比不上一个天门苕”就很容易理解了：黄陂、孝感、汉川这三地的人中汉川人最“厉害”；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汉川人还不及天门人的三分之一“厉害”！也就是说天门人脑子活、“精亮”，算是湖北人中的第一等聪明人。
这句顺口溜反映了湖北不同地域人的一般性格特点，当然更多是带有戏谑的成分，不必当真！要不然反过来一理解，就是洪桐县里无好人，黄陂，孝感，汉川、天门各地的人都不是善茬！这不是打倒一竿子人？让大家心里都觉得冤枉、添堵、不痛快？
说这句顺口溜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谚语。因为黄陂、孝感、汉川、天门、武汉这些地域群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湖北人的一个“微缩版”。即湖北人如果能把自己的性格、禀赋用到正能量的方面，就是敢拼敢斗，善于运用智慧与外敌抗争，能适应各种环境客服困难；但是如果着力到歪处，则会在人际交往或者生意场、政坛之中刁钻狡诈，这样就不太好了。
总之是把湖北人比作九头鸟，完全只是一种印象或者想象，是从九头鸟之九头想象或派生出来的。随着湖北人地域性格及其历史地位的丰富发展，九头鸟这句俗谚自然也会具有新的注解。
特别是当今社会，得力于发达的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再加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各个不同地区的人由于迁居、就业、通婚、商务、旅游、求学参访等因素，相互交流和往来越来越紧密，导致不同地域的人越来越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和融合。
仅以求学为例，武汉作为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的武汉，拥有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98所普通高校，仅次于北京居第二；武汉以118万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居全球大城市中第一，其中外地生源不在少数。这个不就能很好的促进湖北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互相了解和融合？
话又说回来，十个指头有长短，哪个地方都是人上一百，种种色色：都有好人和坏人，猛人和怂人，杰出的人和平庸的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地域歧视、地域黑！
当我们听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时，如果别人是善意的，我们不必得意、沾沾自喜；当少数人夹杂些许“不怀好意”时，我们也不必心存芥蒂，甚至火冒三丈。大家不妨都以一种玩笑、戏谑的眼光看待，不必当真，兢兢业业做好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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