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占领了台湾半个世纪的侵略者——小日本，终于投降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遭受到了日本惨无人道的镇压和迫害，受尽了奴役和折磨。
其痛其苦，不言而喻。
因此，当看到日本军队宣布投降后，六百万台湾民众一片欢呼，喜气洋洋，犹如过年。
受降仪式结束之后，国民党驻台警备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做了讲话，说道：
“本人奉命为台湾受降主官，此次受降典礼，已告顺利完成······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但是，国民党虽然接手了台湾，但是对于台湾的管理却是差强人意。
尽管蒋介石对台寄予厚望，在1946年和1047年分别都去台湾巡视讲话，可是冠冕堂皇的好听话听着十分美好，在现实的落实上却令人极其失望。
国民党第70军率先进驻台湾后，台湾老百姓本以为这是一支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人民军队，但是却事与愿违。国民党第70军进驻台湾后，军纪极其混乱，可以说没有军纪，士兵们蛮横不已，轻则擅闯民宅，重则当街抢劫财物，并且把抢劫来却无甚用处的财物当街叫卖。
简直是岂有此理！
就连当时老蒋指定的台湾负责人陈仪都看不下去，无法忍受，国民党第70军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陈仪无奈，也管不了第70军，只好向蒋介石汇报此情况，申请撤走第70军。
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撤走第70军这么简单了。
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解决好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胜利后，一直摆在那里，但是蒋介石政府却一直没有处理好——那就是到底收拾人心还是接受财物？
在大陆，蒋介石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难题，到了台湾，同样没有处理好。
因为，在后面就继续上演了类同第70军在台的情景。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溃败，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都心生大势已去之感，或明或暗涌入台湾。这些人各自依仗手中权势，在台湾那是横行一时，轻则巧取豪夺、侵占地产，重则夺人妻子、奸淫妇女，更有甚者私设公堂、草菅人命。
总之，他们不是来收拾人心来了，而是来做强盗来了。
此时的蒋介石焦头烂额，大陆的溃败已经收拾不清，哪里还有精力顾及台湾之乱情。
结果呢，就是苦了六百万台湾民众。
刚从狼嘴逃出，又落入国民党乱军之虎口。恰如当时台北学校流传的一首诗，先摘录两句，如下：
“除去财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
在1946年冬天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台湾目睹之情状，写了一篇采访稿，其中一位台湾大学教授这样说道：
“你们美国人对日本只丢了两个原子弹，对我们却放下了一个比千百个原子弹还厉害的蒋介石政府······他们的官员来了，只接受财物，不接受人心。”
其实，这是蒋介石政府的旧疾，后经时累积致癌。
在大陆，亦是如此。
这位台湾大学教授很是厉害，点出了蒋介石政府最后必然兵败之根源。
到了1947年初，2月到3月。
原本是春意悄至的好时节，但是那一年台湾的春天却血光暗溢。
事件的导火索发生在1947年2月27日下午，大概是六七点的时候。
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太平町天马茶房的旁边，有一个烟摊。
烟摊的主人叫林江迈，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丈夫过世，自己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烟摊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唯一经济来源。
可是，对于当时的台北市管理者而言，私设烟摊买卖香烟是违法的。
为了禁止私设烟摊买卖香烟，台北有个关门的管理机构叫台北市专卖局。
当然，任何时期都一样，有了机构，就产生了权利。
有了权利，便有了利益。
有了利益，便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这不，在27日下午六七点的时候，台北市专卖局的专员叶德根带着9名“稽私”工作人员忽然出现在街道上，街道两边的私烟贩子见此情况，纷纷撤摊躲藏。唯独林江迈见到晚，来不及撤走，被9名“稽私”工作人员围了一个严实。
叶德根给林清迈开出的罚单非常高，不仅没收了她的几十条香烟，而且还把她仅有的全部家当——六千元现金全部没收。
对于穷人而言，当维系自己身价性命的稻草被夺走时，自然不肯罢休。
所以，林清迈是苦苦哀求，声泪俱下。
但是，一名稽查人员不堪纠缠，竟抡起手中的枪柄，搞起了暴力执法。
那枪柄砸在林清迈的头上，林清迈被打死了。
可怜的一对小孩，扑在妈妈的尸体上哇哇大哭。
自古以来，如此场景，最易激发众怒。
果不其然，围观的群众爆发了，他们袭击了稽查人员。
双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其中稽查员赵子健和警员张启祥被群众暴揍。
但是，在混乱中，稽查员傅学通开枪打死了一名市民陈文溪。
至此，这场原本简单的稽烟冲突便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民变。
第二天——也就是1947年2月28日，在台北延平北路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请愿队伍，他们举着“打倒专卖局”“惩治屠杀良民的警察”等条幅。
他们来到了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前高喊口号，要求官方处理，但是遭到了军警的阻截。
于是，双方又发生了武力冲突，结果当场导致30余人丧生。
这个情况非常不妙，可以说是昨日稽烟冲突的2.0版本。
流血冲突，从来都是官民矛盾升级的最敏感的跳板。
2.0版的暴力冲突之后，事态进一步扩大，原本简单的游行示威再次升级。不过这次升级，已经发生了质变。
前面不过是想通过文明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诉求，但是后面，这一次却不再有任何诉求，而是要通过武力为自己争取利益了，他们要把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去，实行自治管理。
反蒋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起义的群众队伍放火烧掉了专卖分局，包围了省公署、省专卖局、省警察局以及无线电台等机构。
军警与起义队伍的对抗则更为可怕，枪声不断，死伤众多。
在起义队伍占领广播电台之后，对外广播台北军警屠杀群众的可怕事件，以及台北市人民已经起义。各地闻讯后，吃惊之余，竟纷纷响应。短短数日之内，起义烽火在台湾各地轰轰烈烈地燃烧了起来。
当时，台湾的驻军并不多，原本有第70军驻守，但是因其军纪太差被陈仪申请调离。新的驻防队伍尚未就位，当时驻防台湾的兵力仅有第21军的一个独立团，此外就是一些警察。
所以，起义队伍开局极顺，很快就击溃了军警，台湾除了基隆和高雄两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之外，其余各地，基本均被起义队伍占领和控制。
时至3月2日下午，起义者们在台中戏院以“宪政促进会”为名召开起义大会。时任大会主席的是谢雪红，他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对起义成果进行了合理安排，对下一步的起义工作进行了部署。
该次大会上，成立了台湾自治军台中指挥部，选吴振武担任总指挥官。
后起义武装解决了六个宪兵队，俘虏官兵三百余人、以及空军第三机械厂官兵三百余人、警察一百余人和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台中全市被控制，成为全台起义的中心。
彭化、大甲等各处的武装起义队伍，纷纷朝台中靠拢。
原本，陈仪认为人民起义不过是小打小闹，完全可以控制得住。但是，到3月2日，当起义队伍有组织有部署的占领各地后。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手中的兵力已经无法控制起义的风暴。
于是，在3月2日，他惊慌失措地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特急”电文，写道：
“南京，特急。
蒋主席均鉴：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
蒋介石看到这封电文后，也是大吃一惊，随即令驻守在上海附近的刘雨卿率领第21军火速奔赴台湾平息起义战火，并且要求其在3月8日之前务必赶到。
刘雨卿领命后，立即整顿队伍赴台。
在3月8日上午，21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基隆港。
但是，21军的先头部队尚未登岸，就遭到了岸上聚集起义队伍以及普通群众的抗议和阻截。
21军先头部队为了登岸，直接架起机枪，对着岸上的群众疯狂扫射，许多无辜群众当即命丧当场。
但是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21军先头部队登陆后，将许多抗议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用铁丝捆绑，丢入大海，一时之间尸漂海面，惨不忍睹。
接着21军四面出击，一边是血腥“镇压”，一边朝台北进军。
在此期间，尤其是基隆一地，屠城三日，比如集中屠杀了400余名站岗的中学生。其情形之惨烈，令人不忍笔述。
更有高雄一地，当时起义部队攻打高雄要塞的时候，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见起义队伍浩浩荡荡，令全军死守，不敢出击。但是后来，在21军抵台对起义队伍进行残酷镇压的时候，彭孟缉立即令守军向高雄、台南一带进行血腥出击，甚至说“错杀几个人，没有关系”，因其之令，导致手下部队开启了滥杀无辜的模式。对于老百姓是灾难，但是对于彭孟缉却成了升迁之功。该次血腥镇压之后，彭孟缉被提拔为台湾警备司令。
“二·二八事件”引爆的大起义，最终被残酷的血腥镇压了下去。惨遭屠杀的起义民众、无辜人民数目众多，总计多达3万以上。其中彭孟缉上报击毙“暴民2500人以上”，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焘上报击毙“暴民1000人以上”，台中市长黄克立上报“死1500人以上”，台北市上报“死5000人以上”，其余各市、县上报死亡人数皆在数百人以上。
有关人士称，这些都是官方上报数据，实际死亡人数远比3万多。
台湾，经此一变，人心大失，尤其是对国民党政府之失望。
在处理该台湾起义的事件上，蒋介石再次耍两面派，一面是派军队残酷血腥镇压，屠杀人民三万之众，另一面却在3月10日于南京发表演讲，把该次起义的原因等事宜，全部栽赃到共产党头上。想借此制造“民共”矛盾，以此收买人心。
同日，又派白崇禧至台慰问。可是，白崇禧却磨磨蹭蹭，到17日才到台湾，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是惨遭血腥镇压屠杀三万多人后的尸横遍野了。
可是，台湾的矛盾，蒋介石知道靠推、骗是解决不了的，总得找个替罪羊，妄图堵住舆论之口。最终，陈仪成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和台湾起义的第一责任人。
在责斥陈仪的文件中写道：
“（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骄粉饰是尚······可谓太痛恨也！”
接着，陈仪被免职。
至此，蒋介石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乃至其后起义的事件的处理，算是暂告结束。
参考资料：《风暴，向台湾海峡逼近·血火燃起》《蒋介石传》《陈仪全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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