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沅陵辰州府
辰州即今湖南怀化市北部地区，府城在今沅陵县。沅陵地处沅水与酉水交汇处，水路可通达整个湘西地区，故有“湘西门户”之称。晚清时期，一场由瘟疫和谣言引发的社会冲突，将这座小城推向了风口浪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秋之间，辰州爆发瘟疫。方志记载，这场瘟疫来势汹汹，许多患者腹内绞痛，上呕下泻，腿脚抽筋，不到一天即死。由于无药可治，疫情日益严重，至当年七月，城乡死人上千。突如其来的瘟疫令辰州城乡人心惶惶，也导致谣言满天飞。当时，英国传教士胡绍祖、罗国荃正在辰州传教，并在教堂开设了一间医院。有人便造谣说传教士为引诱病人前往医院就诊，派人在当地水中投毒，制造了这场瘟疫。谣言使得许多人对传教士产生了很深的敌意。时任沅陵知县万兆莘，因即将离任，对疫情和舆情也就漠不关心。
七月十二日（8月15日），城西溪子口有人拾得药粉一包，声称一拿起来手就红肿。当地居民贾三听说后十分惊恐，便召集孙章发等人在附近搜查。当时，一位叫萧张氏的寡妇正好在一家鸦片馆吸食鸦片，形迹可疑。贾三等人当即对其进行搜身，从她身上搜出了一包藿香丸。藿香丸本来是一种治疗中暑的中药，可贾三等人却强迫萧张氏承认是毒药，并对其进行殴打，逼她供出毒药的来源。萧张氏情急之下谎称是教民蔡华芹提供的。社会上原本就谣传传教士投毒，如今萧张氏承认毒药来自教民，众人都认为找到了洋人下毒的证据，顿时群情激奋，要将萧张氏送官府究办。孙章发还找来一面铜锣，让人鸣锣聚众，捆绑萧张氏游街。这样一来，围观者越聚越多，不下两千人。
辰州教案发生地之海牧师楼
游街队伍经过龙合顺客栈门口时，一个叫王大的人高喊：“住在客栈里的薛亨，跟洋人是一伙的。”众人纷纷响应：“进去打死他！”然后蜂拥而入，抓住薛亨殴打。薛亨是广东人，他是受岳州海关税务司派遣，赴辰州筹办邮政事务的。薛亨于九天前来到辰州，与这里的英国传教士并无交往。但由于薛亨说话操外地口音，着装与众不同，长相看上去有点像洋人，加之他有早起散步的习惯，当地人便怀疑他是传教士派来投毒的。薛亨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前一天刚刚上任的沅陵知县陈禧年闻讯赶到，挺身而出护住薛亨，并将其救回县衙，薛亨才免于一死。
众人退出客栈后，发现萧张氏已趁乱逃脱。贾三等人于是率众前往教堂，向传教士兴师问罪。传教士胡绍祖见他们来势汹汹，欲往府署报案，却被暴民挡住，当场打死。传教士罗国荃见情况危急，赶紧翻墙逃走，前往辰州府的兵营避难。不料辰州营武官竟关闭大门，拒不接纳。罗国荃只好继续往别处逃跑，被暴民追上，死于乱棍之下。接着，暴民又砸毁了教堂。
案发后，辰州知府吴积钧和沅陵知县陈禧年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抓捕了两名凶手，并于次日处死。为缉拿其他涉案暴民，吴积钧以土匪叛乱为名，报请湖南巡抚俞廉三派兵镇压。一时间，“官兵和洋兵即将屠城”的谣言四起，辰州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村民一见军人便四处逃窜，田间的稻谷也无人收割。妇女夜闻呼声，竟丢下儿女赤体狂奔。官道沿线数十里的百姓，寝食难安。
辰州教案发生地之永生堂
七月二十一日（8月24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在英国驻华公使的压力下，将辰州知府吴积钧、沅陵前任知县万兆莘、新任知县陈禧年、以及辰州府兵营的总兵、参将、都司等，全部革职查办，并重新委派了府县官员。新官到任后，大肆捉拿闹事暴民，先后收押了三百多人。经逐一审讯，重犯贾三、王大等六人被处以死刑。加上之前被处死的二人，共有八人被杀。另有二人经不住严刑拷打，病死在监狱中。
八月八日（9月9日），长沙洋务局与英国驻汉口领事达成协议，内容主要有：一、惩办凶手。除已正法之人外，在逃的孙章发若归案，应从严惩处。二、惩办官吏。凡渎职的地方官吏，均以“保护不力”之罪，分别处以斩、监、流等刑罚。三赔偿损失。总计赔款1万英镑，约合白银8万余两，用于修缮教堂和安恤被害的传教士。四、建亭立碑。在辰州府衙大堂前坪建亭立碑，纪念被害的传教士。
十月三日（11月7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宣布朝廷对渎职官吏的惩罚决定：辰州营都司刘良儒，即行正法。统带毅字营总兵颜武林，斩监候。参将张耀魁、桂阳营参将赵玉田，均革职永不叙用。辰州知府吴积钧，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前沅陵知县万兆莘，充发极边，永不释回。
震惊朝野的辰州教案，最终以血淋淋的结局收场，发人深省，令人深思。然而，当今许多人在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歪曲和捏造事实，把原因归咎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压。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传教士在辰州投毒导致瘟疫，事件的起因完全是当地愚民无端猜疑、造谣惑众造成的。事后，沅陵本地人都承认，从寡妇萧张氏身上搜出的药丸，并非毒药，而是中药藿香丸。
辰州教案发生地鸟瞰图
关于瘟疫爆发的原因，民国时期修编的《沅陵县志》中是这样记述的：“是岁之疫，发源于城内杏浒冲。冲介两山间，纳城外诸山之水，濠宽而深。居民不知卫生，平日倾渣滞濠中，岁久填满，直与地平，数十年不挑深，春夏骤雨，水泛滥无所归，溢入两旁民宅深一二尺，人尽苦之。是年春，里人雇工挖壕，取出秽污，不倾于河，皆堆于路旁，长数十丈，高与人齐。五、六月，阳气蒸发，奇臭横流，路人掩鼻急趋，胸中犹作恶欲吐。居于是者，朝夕薰染，受毒自深，故疫作而死人独多焉。愚民不察，乃归咎于洋人，草菅人命，酿成国际交涉，并衍成地方一大辱史，岂不冤哉！岂不谬哉！”也就是说，当年的那场瘟疫，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
民国《沅陵县志》的纂修者是沅陵本籍人修承浩。他是光绪二十八年（即辰州教案当年）湖南乡试举人。清末担任过广西宜山、富川知事和广东阳江厅同知。民国时担任过云南省都督府秘书长，四川省永宁、川东道道尹，四川省政务厅厅长等职。解放后任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常务委员、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他的记述无疑是真实可信的。
晚清辰州教案给我们的启示是，瘟疫并不可怕，无知与谣言才是最可怕的。（文/谢志东）
辰州教案发生地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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