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说文解词（3）
作者：至真斋主
红迷们几乎都知道“红学”分成两大派：索隐派和考证派。但是，因何分成这两大派？很多人以为只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考证派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索隐派以索隐的方法研究。其实，红学分成这两大派是源自甲戌本凡例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研究者对这句话中“将真事隐去”的理解产生了歧义。红学考证派创始人胡适把“将真事隐去”理解为：把真事去掉了。也就是说作者没在他写的《红楼梦》中隐藏什么“真事”，从书中是找不到“真事”的，要找“真事”就要研究作者的生平家事。他还把那些用索隐的方法在书中找“真事”的研究者嘲笑为“猜笨谜”。
胡适在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说：“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胡适在转年发表的《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知道曹家有那样富贵繁华的环境，故人都疑心贾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类的宰相之家。因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的。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如果说看了上述言论依然不知道胡适是怎么理解“将真事隐去”这句话的，那么他在《治学方法》一文中就说的比较明确了：“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驾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由于胡适的表述问题，在经过三番五次之后才将他理解的“将真事隐去”表达清楚，原来作者说的“真事”在书外，不在书内，在书内的“真事”只有“接驾四次”，还是因为作者实在忍不住要吹一吹才放在书里的。《红楼梦》这部书的全部“真事”需要考证出作者和他的生平经历来，才能知道该书的时代背景和主旨思想，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他的生平经历如何，也就不知道这部书写的是什么。所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这样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此后，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乃至当今的主流红学家们都赞成胡适的观点。
索隐派红学产生得很早，应该说在程高本尚未公开刊刻之前就产生了。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的周春是索隐派的开山鼻祖。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其师徐时栋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学观点的启发。1916年1月至6月，他撰写的《石头记索隐》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单行本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自1917年至1930年，《石头记索隐》再版十次，影响很大。在同一时期，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一书出版。因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影响太大，由此蔡元培被认为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认为《红楼梦》作者自云“将真事隐去”是把“真事”隐在了书中，只有采用索隐的方法才能把隐藏的“真事”找出来。他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
因胡适对蔡元培的红学观点进行了批评，由此拉开了红学史上著名的“蔡胡之争”的帷幕。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书送给蔡元培，尽管胡适百般讥讽索隐派，然而大家风范的蔡元培却很支持胡适的考证工作，还给胡适找到一本敦诚的《四松堂集》。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说：“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对于蔡元培的反驳，胡适颇不以为然，他于1922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中的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就蔡元培提出的索隐原则“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进行批评，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红楼梦》研究，只适用于《孽海花》等对时事有影射的小说。1926年，蔡元培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特别强调：“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蔡胡之争”持续了几年，他们谁都没有说服谁。那时候学术界对《红楼梦》作者、时代背景、成书年代等问题本来并无定论。胡适也未驳倒蔡元培，《红楼梦》的诸多问题完全可以作为悬案继续开展学术争鸣。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进入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学术也开始为政治服务，政治主宰了学术。据作家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一书记载，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北戴河会议上，酷爱《红楼梦》的伟人对“蔡胡之争”一锤定音：“《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伟人一言九鼎肯定了胡适，否定了蔡元培，无人再敢提出异议。此后在出版界会议上，伟人再次强调：“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高鹗学了曹雪芹的一点笔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这等于是给《红楼梦》下了定论，也同时给“蔡胡之争”做了总结，从此胡适的基本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红学，而索隐派在大陆偃旗息鼓。胡适的红学观点也开始被写进各类教科书、词典和史书。当今主流红学继承的就是当年“红学定论”的政治遗产。
那么，作者自云“将真事隐去”，是像胡适理解的把“真事”去掉了，还是像蔡元培理解的“真事”隐在了书中？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考证”，什么是“索隐”，然后我们以《红楼梦》文本为依据，看看“真事”是在书外还是在书内。什么是考证？考，就是推求、研究；证，就是验证、证实。考证就是根据资料来推求研究、证实和说明文本、文献，或者历史等问题。什么是索隐？索，就是寻求、探索；隐，就是隐藏的事物、事实；索隐就是探求文本中隐藏的事物、事实，以揭示隐微奥秘的道理。“索隐”语出《易经·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孔颖达疏：“索谓求索，隐谓隐藏。”可以说，考证与索隐都是研究文本的工具和方法，当文本需要考证的时候就考证，需要索隐的时候就索隐，本身没有谁科学，谁荒谬之说。是否科学，是否荒谬，要看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可靠。其实在本质上，索隐和考证是同一个过程不同侧重点的描述而已。索和考，都有探求之意，在索隐的过程中也要对书中“机关”所涉及的书外材料进行求证，所以，索隐的过程也就是在考证。
我以前曾在《<红楼梦>就是一部谜书》一文中，列举宋遗民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论证了不采用索隐的方法就根本不知文章在写什么。还列举了明遗民黄宗羲撰写的《王征南墓志铭》，其铭文开篇写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张三丰是元末明初人，曾出手相助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登基后曾多次派人寻找张三丰。而黄宗羲却说张三丰是宋朝人，且写作“张三峰”，这很明显是为了避免提起明朝及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为后文用“徽宗召之”隐写“朱元璋召之”作伏笔。在皇权时代大兴文字狱，一些文人为了规避文网，不得不采用“隐语”“密码”来行文，这是知识界人人皆知的常识，对“隐语”“密码”必须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破解，如果只是单纯用考证的方法则依然不知所云。下面我再举一个诗歌的例子来说明索隐方法。
（吴伟业）
明末清初吴伟业创作的七言歌行《萧史青门曲》，开篇四句诗：“萧史青门望明月，碧鸾尾扫银河阔。好畤池台白草荒，扶风邸舍黄尘没。”如果用考证的方法，只能研究出这四句诗字面上的意思。“萧史”是传说中的春秋人物，善吹箫，秦穆公把女儿嫁给了他，乘龙快婿的成语典故就源于此。“青门”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门，本名霸城门，因其门色青，故俗呼为“青门”或“青城门”。秦亡，东陵侯邵平在门外种瓜。因青门外有霸桥，还是人们折柳送别之地。把诗句的人名、地名等都考证清楚了，也不会明白吴伟业这四句诗隐写的是什么，因为诗句中的“萧史”“青门”“明月”“碧鸾”等都是“隐语”“密码”，只有配合索隐的方法才能搞清楚诗意。原来诗句中的“萧史”指代崇祯帝长平公主朱媺娖的夫婿周显。顺治三年二月，长平公主因思念父母，抑郁成疾，死后葬于广宁门(亦称彰义门)外周氏宅旁。“青门”有指代“彰义门”之意。“明月”就不用说了，明遗民经常用来指代明朝。这四句诗隐写了明亡后，崇祯帝的乘龙快婿站在昔日皇城外，眼前是一片荒草萋萋的凄凉景象，抬头仰望天际，不禁想起明朝故国和死去的妻子长平公主。知道了诗句的隐写内容，才能感受到诗句的悲壮气息扑面而来。
我曾在《用<红楼梦>文本讲解什么是“索隐”》一文中，以贾蓉房间的《燃藜图》为例，讲解了什么是索隐，在解读《红楼梦》文本设置的众多“机关”中如何进行索隐。以文本相互关联的情节事实，推翻了主流红学家认为的“燃藜图是刘向勤学的故事”观点，证明《燃藜图》是对贾府亡家及人物未来悲惨命运的庶徵谶纬警示。“庶徵谶纬”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写作手法之一，它用诗谶、词谶、图谶、语谶、情节谶等，警示贾家结局，预示人物命运。《红楼梦》作者在设计情节时，一般每一回的上半回故事与下半回故事都有关联。第五回上半回出现的《燃藜图》和秦可卿居室的奢华陈设，与下半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观看金陵十二钗簿册，欣赏《红楼梦曲十二支》、品尝警幻的“千红一窟”茶，“万艳同杯”酒，宝玉堕入迷津等情节，是有内在关联的，即下半回的情节是《燃藜图》警示的结局。《燃藜图》的设计内涵与主流红学家们以为的什么“刘向勤学”的故事意在对宝玉劝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姽婳将军林四娘）
我再举一个用索隐的方法揭示《红楼梦》隐写“真事”的例子。《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在贾宝玉得知晴雯去世之后，杜撰“芙蓉女儿诔”之前，有一段贾政命贾宝玉、贾环、贾兰根据林四娘故事各作一首《姽婳词》的情节。林四娘故事的大概情节是这样的：当日有一恒王，出镇青州。这位恒王好武又好女色，因此选了很多美女，日习武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武艺超群，众人都称呼她为“林四娘”。恒王命林四娘统辖诸姬，又称呼她为“姽婳将军”。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恒王意为犬羊之恶，不足大举，因轻骑前剿。不意贼众颇有诡谲智术，两战不胜，恒王遂为众贼所戮。林四娘得闻凶报，遂集聚众女将，带领众人连夜出城，直杀至贼营里头。众贼不防，也被斩戮了几员首贼。然后众贼见是不过几个女人，料不能济事，遂回戈倒兵，奋力一阵，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后来报至中都，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惊骇道奇。其后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天兵一到，众贼化为乌有。
“黄巾”指的是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扎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赤眉”指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末年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以赤色涂眉为标志，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红楼梦》这里的“黄巾”、“赤眉”其实就是隐语“机关”，用两个不同时期的农民军称呼指代流寇，有意模糊朝代年纪。“恒王”是山东青州衡王的故意错写，也是为了模糊朝代。“犬羊”是古代汉族文人称呼异族外敌的常用指代，跟“胡虏”一样可以说是显语了。
除《红楼梦》外，林四娘故事在其他清代著作中也多有记载，比如林云铭的《损斋焚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陈维崧的《妇人集》等等。这些记载的林四娘故事都与康熙年间陈宝钥出任青州道时的经历有关系，不过故事情节都有一些差异。陈宝钥，字绿崖，福建晋江人，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任青州道佥事。林云铭的《损斋焚余》上记载“康熙六年，（陈宝钥）补江南传驿道，为余述其事，属余记之。”这说明林四娘故事是从陈宝钥那传出的，后来在传播过程中演化成了多个版本。
通过查证资料，可知衡王在青州传六世、七王。初代衡王，名朱祐楎，是明朝第八个皇帝朱见深的第七子。末代衡王是朱由棷。朱由棷最初受封镇国将军，崇祯五年(1632年)四月袭封衡王。《红楼梦》里记载的林四娘故事其实是作者杜撰的，衡王府遭受流寇袭击，史料鲜有记载，而且也没有哪个衡王是死于流寇之手。青州尽管没有受到流寇滋扰，却于崇祯十五年冬至次年春，数次受到清军滋扰。而在青州保卫战中，衡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崇祯十七年明亡后，清军打败李自成占据北京。六月，清廷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七月，王鳌永占据青州，“启报抚定青州郡县，并赍故明衡王降书以闻。”九月底，李自成部将赵应元率农民军，赚开城门，攻占青州，活捉王鳌永并斩首。赵应元“拥立衡藩为号召计”，定于十月初八日“扶衡王坐殿”。不久，赵应元受骗被杀，青州又被清军占领。而后，衡王府两次被抄。第一次是在顺治三年，《益都县图志·大事记》载：“夏五月，衡王世子与其宗鲁王、荆王谋反，皆伏诛。”清王朝以“谋反”之由首抄衡王府，府内资财多被抄走，衡王朱由棷被处死。第二次是在康熙初年，时为吏部侍郎的冯溥上书清帝，说衡府后裔不遵王法，扰乱地方，残害百姓。清帝下令，将衡王府彻底抄斩。“瓦砾成堆，禾黍苍然”，“奇花怪石，尽归侯门，画栋朱梁，半归禅刹”，一座浩大的王府，转眼间被夷为平地。
通过索隐和考证得知，原来衡王府是被清军抄没的，林四娘故事隐藏的正是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红楼梦》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如果说书中提到的“恒王”、林四娘故事是“假语村言”的话，那么衡王府被清军抄没就是“真事隐”。《红楼梦》隐写的事件都将时代背景指向明末清初。正因为这些事件触动清廷文网，作者不得已采取隐写的方式撰写《红楼梦》一书。
那么《红楼梦》写血雨腥风的林四娘故事有何用意呢？那就是为贾府后来遭遇流寇打劫埋下伏笔。贾府真正的败家并不是由于被抄家，而是抄家后被流寇杀进来才家破人亡，白骨如山。正如贾探春第七十四回所说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由此可以推测在贾家内乱后，外敌肯定会从外边杀过来，导致贾家最后败亡，而这个外敌正是流寇。在林四娘故事中，流寇被天兵所灭，而贾家却因流寇而亡，林黛玉也像林四娘一样香消玉殒。《红楼梦》以家喻国，借写贾家之败影射明朝灭亡，明朝正是亡于流寇之手。甲戌本第一回“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有侧批“柳湘莲一干人”，说明后来柳湘莲是做了强梁流寇，预示后文的情节必然和流寇相关，而林四娘的故事正是为后文流寇伏脉。这一回的上半回写林四娘的故事，下半回写芙蓉女儿诔，其隐写内容暗中关联。关于林四娘的解读请看“吴氏红学”研究团队潇湘夜雨的文章《<红楼梦>为何写林四娘故事？<姽婳词>将时代背景指向明末清初》。
《红楼梦》作者是用设计众多“机关”的方式提醒读者留意，那里是隐藏“真事”的窗口，其背后隐写的故事、史实、寓意就要通过这些窗口索隐出来。“吴氏红学”研究团队的千湖水墨在《揭示胡适与蔡元培<红楼梦>论战的本质》一文中，详细讲解了什么是考证，什么是索隐，揭示了“蔡胡之争”的本质。胡适及当今主流红学家们把索隐派讥讽为“猜笨谜”，指斥用索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都是牵强附会。通过我用《燃藜图》和林四娘故事的实例讲解什么是索隐，你还认为是“猜笨谜”的牵强附会吗？附会是无视文本的旨意和创作动机，从某一点上建立两种事物的联系，以一点而解释整个面。因为脱离了创作动机，无视文本旨意，便可以从不同的点，与不同的事物建立联系，得出不同的结果来。客观地说，自索隐派产生以来的很多研究结论确实是牵强附会的，这只能说明《红楼梦》研究之难，而不能说索隐这种研究手段必然会导致牵强附会的结果。一些红学家和红迷无视索隐派正确的索隐成果，专门揪住错误的结论大做文章，从而全盘否定索隐派，这无益于揭开《红楼梦》真相。
胡适和当今主流红学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批驳索隐派研究结论的同时，也把“索隐”这个方法本身给彻底否定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研究《红楼梦》时“考证”和“索隐”这两个工具一个都不能少。《红楼梦》这部书因为作者故意把“真事”隐在了书中，并在书中设置了供我们索隐“真事”的“机关”，只有采用索隐和考证并用的手段破解这些“机关”，才能搞清楚隐写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索隐和考证都是揭开《红楼梦》真相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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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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