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豫章故郡 一作：南昌故郡)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层峦 一作：层台；即冈 一作：列冈；仙人 一作：天人；飞阁流丹 一作：飞阁翔丹）
前赤壁赋宋代：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冯 通：凭)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共适 一作：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赏析：
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作。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此段由赋赤壁的自然景物，转而赋赤壁的历史古迹。主人以“何为其然也”设问，客人以赤壁的历史古迹作答，文理转折自然。但文章并不是直陈其事，而是连用了两个问句。首先以曹操的《短歌行》问道：“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又以眼前的山川形胜问道：“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两次发问使文章又泛起波澜。接着，追述了曹操破荆州、迫使刘琮投降的往事。当年，浩浩荡荡的曹军从江陵沿江而下，战船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曹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槊赋诗，可谓“一世之雄”。如今他在哪里呢？曹操这类英雄人物，也只是显赫一时，何况是自己，因而如今只能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羡慕江水的长流不息，希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在。但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才把悲伤愁苦“托遗响于悲风”，通过箫声传达出来。客的回答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消极的人生观，这是苏轼借客人之口流露出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第五段，写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照应开头，极写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魏晋：陶渊明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赏析：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这篇辞体抒情诗，不仅是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亦是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归隐意识的创作之高峰。 全文描述了作者在回乡路上和到家后的情形，并设想日后的隐居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官场的厌恶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诗人的一种“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
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至义熙元年，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魏晋：李密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愍 一作：悯 茕茕孑立 一作：独立)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赏析：
“多情”的《陈情表》
《陈情表》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一份公文，也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一篇“奇文”。字字生情，句句含情，《陈情》之情，耐人寻“情”。
倾苦情。文章开篇陈述的是作者不幸的命运：孩提时代，父丧母嫁，失怙失恃；成长时代，体弱多病，零丁孤苦；成人之后，无亲无戚，晚有儿息；如今现实，祖母卧病，侍药难离。“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句话浓缩了李密祖孙二人凄苦相依的命运，也表露了他沧桑过后的人生感慨。苦情动心，真诚感人。
说难情。首先是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推孝廉，举秀才，拜郎中，除洗马。四次征召，先地方，后朝廷。国恩难报，君情难违。另一方面，祖母供养无主，疾病日重。养恩难忘，亲情难舍。其次是强人所难。在辞不赴命，辞不就职之后，作者等来的是诏书的责备、郡县的逼迫、州司的催追。在申诉不被允许的情况下，“臣之进退，实为狼狈”。无奈的话语中，含蓄地表达了对“圣朝”统治者强人所难的不满之情。
消疑情。“少仕伪朝”，屡召不应，难免让晋朝统治者产生怀疑。是贪恋旧朝，“忠臣不事二君”，还是疑虑“圣朝”，顾虑重重？无论两种想法的哪一种得到证实，都可能给李密带来杀身之祸。旧朝时，“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新朝时，“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对比中，表明了李密的立场，流露了李密的感恩之心，更消除了晋朝统治者心中的郁结。接下来，祖孙二人“更相为命”的苦情的再次强调，既顺应了晋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又委婉地告诉了晋武帝侍奉祖母是他“不仕”的唯一原因。
表忠情。先有“非臣陨首所能上报”的感触，后有先尽孝后尽忠的承诺，终有“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誓言。忠君之情，溢于言表；感君之恩，动人心魄。
《陈情》如此“多情”，也就难怪晋武帝会做出“停诏，允其不仕”的决定，也就难怪千古文人赞叹之声声声不已了。
魏晋：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不知老之将至 一作：曾不知老之将至)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赏析：
文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序》才成为名篇佳作。全文共三段。
文章首段记叙兰亭聚会盛况，并写出与会者的深切感受。先点明聚会的时问、地点、缘由，后介绍与会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接着写兰亭周围优美的环境。先写高远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再写近低处“清流激湍”；然后总写一笔：“映带左右”。用语简洁。富有诗情画意。在写景的基础上，由此顺笔引出临流赋诗，点出盛会的内容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这是反面衬托之笔，以加张表达赏心悦目之情。最后指出盛会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时，“天朗气清”为下文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有利条件；“惠风和畅”又与“暮春之初”相呼应。此时此地良辰美景，使“仰观”、“俯察”，“游目骋怀”、“视听之娱”完全可以摆脱世俗的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胸臆。至此，作者把与会者的感受归结到“乐”字上面。笔势疏朗简净，毫无斧凿痕迹。
文章第二段，阐明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哲，盛事不常，紧承土文的“乐”字，引发出种种感慨。先用两个“或”字，从正反对比分别评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表现，一是“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一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然后指出这两种表现尽管不同，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其欣于所遇”时，都会“快然自足”，却“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感受，正是针对正文“游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聚会之乐而发，侧重写出乐而忘悲。接着由“欣于几所遇”的乐引出“情随事迁”的优，写出乐而生忧，发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慨叹、文章至此，推进到生死的大问题。最后引用孔了所说的“死生亦大矣”一句话来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的“痛”之所在。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接着把笔锋转向了对老庄关于“一生死”，“齐彭祖”论调的批判，认为那完全是“虚诞”和“妄作”。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土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且把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儿童等同看待，认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能与时风为悖。对老庄这种思想的大胆否定，是难能可贵的，然后作者从由古到今的事实中做了进一步的推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才“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留于后人去阅读。尽管将来“事殊事异”，但“所以兴怀。其一致也”。这就从理论上说清了所以要编《兰亭诗集》的原因。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沽，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荡”和“修楔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对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说主张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先秦：左丘明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赏析：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种树郭橐驼传唐代：柳宗元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赏析：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6-7]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唐代：骆宾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赏析：
作为军用文书的檄文，本篇确实达到了“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檄移》)的要求。首段历数武氏罪恶昭彰，警醒李唐社稷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为兴兵讨武铺垫了充足的理由，可谓“事昭而理辨”；次段接写敬业举义之名正言顺和兵威强盛之必胜无疑，可谓气盛京藩，文武响应，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更是理直气壮，慷慨果断。
首段分两层：先历数武氏之罪不容诛，紧扣首句一个”伪”字(篡位不合法、非正统)。第二层先以呼吁领起，前两段感叹王佐之臣已被杀尽，讥刺现有朝臣中再无霍光、刘章那样辅佐；以汉成帝后赵飞燕，周幽王褒拟为喻，直斥武后是亡国灭君的祸根，说明李唐社稷危在旦夕。为下段写兴兵讨武、匡扶唐室刻不容缓，做了有力铺垫。
次段亦分两层，先写起兵之正义，再写其兵威之壮大。从多方面铺张扬厉，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均占优势，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整段从道义之正和实力之强两方面来争取人心，理直气壮，慷慨磅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骆宾王提出了文章的主人公——李敬业。敬业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徐世绩之后，所以骆宾王说：“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寥寥数语就表明李敬业为国尽忠的决心，其言语使人信服，富有号召力。之后文章由痛诉武则天的暴行转而号召宗室功勋、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武氏之暴行、拯救大唐江山水火之中。“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末段针对各方先示之以大义：前四句呼吁在朝诸君，皆厚蒙国恩重托，不论宗室异姓，讨逆义不容辞；接以“一抔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诘问，激发故君之思和新君之危，是动之以深情。再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正面饵之以赏赐：以不察征兆，“后至之诛”怀之以刑罚。末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势磅礴，充满必胜信心，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武则天的伪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毒妇，其任用酷吏、奢靡淫乱、兴佛伤民，陷大唐锦绣山河于水深火热之中，屠杀皇室宗亲、功勋权贵，是一个双手粘满皇室和人民鲜血的屠夫、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乃反武之至文。文章从开头就直指武则天的种种恶性，精明简洁、鞭挞入理，将一个丑陋猥亵的毒妇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愤恨、听者泣涕，皆哀大唐之不幸、怒武贼之淫虐。文章写武则天淫乱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将其靡乱不堪的私生活及为达目的兜弄色相、出卖肉体的事实交代的一清二楚，在我们的眼中出现了一个可比妓女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等惑主之狐姬耳。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还有很大的野心，“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掌权以来残暴不仁，“近狎邪僻，残害忠良”。骆宾王如实的记录了其恶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对于其罄竹难书的罪行骆只用了一句话形容：“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虽然仅止一句却概括了宇宙的一切，充分的说明武则天罪恶之深以为世人所不容。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的淫乱、她的残暴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为了这样的终极野心武则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屠杀宗室、罢黜功勋，致使大唐江山风雨飘摇，“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一时之间先代君王所打下来的大唐帝国几欲崩溃。
以振奋人心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刺武氏之痛处、壮义军之声望。并近一步形容反武的可能性必然性，“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夸张的形容义军的强大威猛，既振奋己方的士气、争取民众的支持，又威慑敌军、打击武氏的气焰。提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文章达到高潮，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激情澎湃，读到此处尚感心动，可见当时之人。这是这篇檄文最鼓动人心之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一个个热血男儿读及此处，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情景，可以说此处是文章的精华，是今古檄文的典范。在体会激情之后，话锋一转又循循善诱说服意志不坚定的亲贵，动只以情晓之以里，以无法回避和驳斥的话语再次强调讨武的必要，提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并指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与李室江山共存亡的必要，最后提出苍凉的提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再次将文章带入小高潮，以发人深省的方式结局。
《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
本篇通体骈四俪六，不仅句式整饬而略显错综（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六四、四六四六参差成趣；每句中的音步变化如四字句有二二结构，有一三结构；六字句有三三、三一二、二二二、二四、四二等结构），平仄相对而低昂有致（如“入门见嫉”四句，一三两句，二四两句平仄完全相反对应），对仗精工而十分自然（如“南连百越”对“北尽三河”，“海陵红粟”对“江浦黄旗”，不仅词性、句法结构相对，而且方位、地名、颜色等事类也相对），用典贴切委婉而不生硬晦涩（如用霍子孟、朱虚侯、赵飞燕、褒姒、宋微子，桓君山等典故），词采华艳赡富而能俊逸清新；尤其难得的是，无论叙事、说理、抒情，都能运笔如神，挥洒自如，有如神工巧铸，鬼斧默运，虽经锻炼而成，却似率然信口。音节美与文情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堪称声文并茂的佳作；与六朝某些堆砌典故藻饰、晦涩板滞、略无生气的骈体文，自有霄壤之别；而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堪称骈文的双璧。
全篇雄文劲采，足以鼓舞斗志；事彰理辩，足以折服人心。李敬业的举义，终被武则天的三十万大军彻底打垮了，骆宾王从此也“亡命不知所之”(《新唐书》本传)，然而他的这篇檄文却传颂千古，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唐代：柳宗元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赏析：
蒋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这里说的“六十岁”，指的是唐玄宗天宝中期（746—750）到唐宪宗元和初期（805—810）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繁，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朱泚叛乱等等，全国户口锐减，朝廷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使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尽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了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但这不过是欺骗百姓的手段，事实正如陆贽所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人民在重赋逼迫下逃往他乡，但悍吏仍不放过，“有流亡则摊出（由存留户共同负担），已重者愈重”。从这些情况来看，柳宗元“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段（1）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为下文埋下伏线，暗示了当时的世上还有比毒蛇更毒的东西，使读者产生了急切读下去的愿望。（2）这一段重在写毒蛇之“异”，从三个方面加以描绘：一是颜色之异，二是毒性之异，三是用途之异，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因而皇帝发布命令，一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交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辞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示出来了。
第二段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个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异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蒋氏。先写蒋氏三代捕蛇之“利”，继而写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几死者数矣”一个“且曰”，将写“利”转为写“害”，再用蒋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实属无奈，字里行间，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来。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时，好心地提出了一个解脱危险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若”，表明“余”是面对面地与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切实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蒋氏的这番话态度同样恳切，语气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赋敛之毒更可怕。
这话怎么讲呢？蒋氏说了这几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住了六十几年了，亲眼见到同村人的遭遇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薄》上至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骚扰，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规定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危险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胁呢？即使现在因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犯？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将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听来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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