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向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1803年刊行的卧闲草堂五十六回版《儒林外史》是否包含了他人伪作或窜入的部分？近年来随着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和吴敬梓的《后新乐府》等作品重见天日，这一问题的讨论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篇文章包括三个部分：首先，释读《〈儒林外史〉题辞》中有争议的部分，以此推断它的写作时间，并深入了解与《儒林外史》原貌相关的问题；其次，在此基础上，回顾有关《儒林外史》原貌的争论，为《儒林外史》原貌之争做出阶段性的总结；最后，以郭孝子的寻父历险为例来揭示明清时期孝子寻亲的叙述谱系，以及《儒林外史》的写作风格和结构特征，将《儒林外史》原貌之争与其他的重要问题联系起来，由此推进对《儒林外史》的解读与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儒林外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尤其是在小说原貌的探索方面产生了令人振奋的突破。《儒林外史》的作者与版本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上述发现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直至今日，已有可能聚焦争议、建立共识，为《儒林外史》的研究确认共同的起点。本文从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入手，释读其中有争议的部分，以帮助确定它的写作时间和了解《儒林外史》的原貌。同时，通过回顾和辨析有关《儒林外史》原貌的争论，为这一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做出阶段性的总结。
一 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与《儒林外史》的原貌之争
《儒林外史》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刊行于1803年的卧闲草堂巾箱本，共五十六回。但卧本也向来不乏质疑者，他们认为原本只有五十回或五十五回。五十回说最早见于程晋芳（1718-1784）《文木先生传》：“《儒林外史》五十卷。”［1］五十五回说出自金和，他于1869年为《儒林外史》作跋，称第五十六回为后人增补：“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2］章培恒先生从1982年到1993年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力主五十回说，指出卧本第三十六回的一半（虞育德小传，但窜入部分待考）、第三十八至四十回的前一大半（萧云仙青枫城建功立业和郭孝子寻父历险）、第四十一回结尾至第四十四回前一小半（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以及沈琼枝故事的结尾），以及第五十六回（即金和所说的“幽榜”一卷），皆为后人窜入。［3］围绕此说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至今余波不绝。
郑志良在《〈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一文中，披露了宁楷（1712-1801）收在《修洁堂初稿》中的《〈儒林外史〉题辞》（以下简称《题辞》），初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儒林外史》原本为五十六回；二是宁楷（字端文）为吴敬梓的好友，也是小说中武书这一人物的原型。由于武书从第三十六回出场到第四十九回退场，几乎贯穿了小说被疑为伪作的部分，又由于宁楷的《题辞》呼应了第五十六回的“幽榜”，同时提及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和沈琼枝等人物，《儒林外史》原本五十回说因此不攻自破。［4］
郑志良在文章的开头指出宁楷的《修洁堂初稿》所收诗文截止于乾隆十八年（1753），也就是在吴敬梓次年十月二十九日去世之前，以此辅证《题辞》的可靠性。于是，此后争论的焦点转向《题辞》的写作时间，而且引出了关于《儒林外史》原貌的新的推测。有的学者根据其中所收的一些作品，认为《修洁堂初稿》成书的下限当在吴敬梓死后，《题辞》也未必作于1753年之前。他们进而推断宁楷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改窜者，并涉嫌伪作了卧本的上述五回。［5］
《修洁堂初稿》是否收入宁楷1754年之后的作品，这个问题固然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不构成《儒林外史》原貌论证的必要前提。哪怕它收入了1754年之后的作品，并不能由此推断《题辞》作于吴敬梓身后。即便《题辞》作于吴敬梓身后，也得不出宁楷改窜或伪作《儒林外史》的结论。
《修洁堂初稿》后出的证据来自两方面：一是参照宁楷友人的别集来推算其中部分诗歌和序文的写作时间。关于这一点，我更倾向于接受郑志良的意见，即《捣衣》《观猎》等作品未必是唱和之作。［6］而在我看来，就算是唱和之作，也难以假设它们与友人的同题作品皆为同时同地而作。明清时期文人隔空唱和与异地赠答的情况，时常可见。以访古即景为题的诗歌，未必就能保证是诗人亲临其地之作。仅从作品出发来推测写作的时间与场合，往往难下断言。而确认书序的写作出版时间，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从应邀为书作序到书的最终出版，很可能相距甚远。
第二方面的证据出自《题辞》本身。经过郑志良、叶楚炎、李鹏飞等学者的辨析，《题辞》的结构内容已大体落实，［7］但仍有一些部分意义含混，有待认真梳理，并从中得出关于《题辞》的写作时间和《儒林外史》原貌的确凿证据。
《题辞》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追溯《儒林外史》的正史源头，然后从正史转入对“外史”的描述；第二部分概述《儒林外史》的人物情节；第三部分评论幽榜并对小说的成就做出评价。《题辞》的第一部分中有这样几句：
孔颜出而周文存，班范生而汉史立。王侯将相，何须定具冠裳；礼乐兵农，即此周知德器。金函石室，传死后之精神；虎竹龙沙，绘生还之气骨。采风骚于胜地，若接音容；搜逸事于先民，何嫌琐细？［8］
宁楷在此赞美孔子和颜回存周文的典范，班固和范晔立汉史之传统，而自“王侯将相”一句转向《儒林外史》。在我看来，《题辞》的重要性在于通过从正史到外史的延伸视角来读《儒林外史》，而彰显孔颜“德器”的“礼乐兵农”，又构成了《儒林外史》的重要主题。宁楷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定义这部小说，并理解其意义和价值的。
接下来“金函石室，传死后之精神；虎竹龙沙，绘生还之气骨”二句，最具争议，甚至被用来证明《题辞》作于吴敬梓死后。但我认为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儒林外史》足以像正史一样，藏之于金函石室，流传千古。而幸赖外史的传神写照，其中的人物也终将垂范青史，虽死犹生。“金函石室”即朝廷收藏典籍之地，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即其父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函之书。”［9］“虎竹”即铜虎符和竹使符，是发兵遣将的信物，将军与朝廷各执一半。“龙沙”见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坦步葱雪，咫尺龙沙。”［10］李白《塞下曲》之五：“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11］此二句上承“王侯将相”和“礼乐兵农”二句而来，将《儒林外史》的人物与正史人物相提并论：他们是不具王侯将相之冠裳的贤人君子，是萧云仙那样奉行礼乐兵农、立功边域的将军战士，由于外史而为后世所知。可见宁楷的确是从“史”的意义上来理解《儒林外史》的。他说吴敬梓为了写作《儒林外史》，“采风骚于胜地，若接音容；搜逸事于先民，何嫌琐细？”也就是像司马迁那样游历天下，亲临其地，广泛搜寻历史人物的逸事传闻，所以描写人物事迹时才能做到栩栩如生。《儒林外史》虽然多以作者同时代的人物为原型，但其中也不乏王冕这样采自史传的先贤，而且小说设置在明代而非作者生活的年代。在第五十六回中，小说的主要人物死后荣登幽榜，接受后人的祭祀。宁楷因此感叹他们凭借《儒林外史》的传神文字而获得了生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容，精神气骨永传于后世。
凭借文人题写以弥补正史缺憾的想法，每每见于《儒林外史》。吴敬梓写萧云仙被罢将和追赔罚款之后，请人将自己的征战生涯绘成三幅图卷，题作《西征小记》。又请武书“或作一篇文，或作几首诗，以垂不朽”。武书答曰：“飞将军数奇，古今来大概如此。老先生这样功劳，至今还屈在卑位。这作诗的事，小弟自是领教。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功劳，限于资格，料是不能载入史册了。须得几位大手笔，撰述一番，各家文集里传留下去，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悃。”清齐省堂本评曰：“文人之笔重于丘山，往往有正史所无。”［12］补偿正史所无，又不限于文人的诗文撰述，还包括了外史。这也正是宁楷《题辞》之意。总之，《题辞》的“金函石室”二句中的“死后”“生还”非指吴敬梓而言，不能以此为据来推断《题辞》写于吴敬梓死后。
那么《题辞》究竟作于何时呢？我认为《题辞》的最后两句提示了重要的线索：“今兹琬琰,诚为李杜之文章；异日缥缃,即作欧苏之别纪。”“琬琰”，圭名，又为碑石的美称，此取其名以喻文词之美。《孝经序》：“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13］“写之琬琰”是就当下而言，故有“今兹琬琰”一说，与“异日缥缃”对未来的拟想相对而言。“缥缃”指淡青色和浅黄色丝帛做成的书囊书衣，指异日书稿成卷成册，分装函套。可知《题辞》作于《儒林外史》脱稿之际。
吴敬梓生前，《儒林外史》已为人所知。程晋芳于1749年秋作《怀人诗》曰：“《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14］1754年秋，吴敬梓辞世，宁楷作挽诗，在自注中感叹说：“赠君方著《史汉记疑》未毕”，“赠君方欲注《云笈七笺》未果”。［15］吴敬梓在完成《儒林外史》之后，已经转入史论著述和道教典籍的笺注。因此，宁楷在挽诗中不提《儒林外史》，而只是惋惜他未能完成《史汉记疑》和《云笈七笺》了。以我之见，宁楷《题辞》所说的“今兹琬琰”这一时间点，当在1749年秋前后。
《题辞》第二部分始于“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二句，主要概述《儒林外史》的人物事件。那么，是否从这一部分可以得出关于《儒林外史》原貌的确切结论呢？
我在释读宁楷《题辞》第二部分时，着意于其中涉及《儒林外史》有后人窜入或作伪之嫌的五回半。而其中有关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和沈琼枝的叙述，以及幽榜的部分，恰恰都可以在《题辞》中得到确认：“乌丝粉印,赋萍水而无归”写的是沈琼枝，“伐苗民而灭丑,华夏为功”则明言汤镇台，释读者皆已达成共识。［16］《题辞》中的“白骨驮回，勋高纪柱”，曾疑指郭孝子背亡父骨殖返乡，但《题辞》写郭孝子另有“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一处。李鹏飞认为当指萧云仙，典出东汉马援平定交趾之乱立铜柱为志。［17］而“白骨驮回”，据郑志良的解读，事出《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总镇马大老爷因误入青枫城番子设下的陷阱，人马俱亡。萧云仙受命随平少保收复青枫城，得知朝廷传出信来，“务必要找寻尸首”，否则将受严重处分。青枫城大捷后，平少保命萧云仙处理“善后事宜”。不久，萧云仙及参战将佐皆获嘉奖升擢。此处虽无正面交代，但“白骨驮回”一事已暗寓其中。［18］
《题辞》第二部分提及郭孝子之后曰：“非圣贤之嫡派，即文武之全材。”李鹏飞认为后一句亦指萧云仙，而前一句则非虞育德莫属了。虞育德以吴敬梓的至交吴培源为原型，而吴地吴、虞二姓（包括吴敬梓和吴培源在内）皆以吴太伯、虞仲的后裔自许。我认为这与《题辞》第一部分中的“王侯将相，何须定具冠裳；礼乐兵农，即此周知德器”前后呼应，与“虎竹龙沙”一句也相互映带。萧云仙既以边功为人称道，又亲自兴办学校，习礼劝农，兼有文教之功。他集文武于一人，成为礼乐兵农的完美化身，在小说的主题结构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题辞》的“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二句，在近年的争论中变成了焦点之一，甚至被用来证明宁楷窜改了《儒林外史》有关虞博士的叙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后一句显而易见，指庄绍光应诏入朝，上教养十策，并恳请恩赐还山一事。而前一句“三年不倦”系写虞育德，但他补南京国子监博士约十五年上下，他本人则说“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那么“试观”之后的“三年不倦”，究竟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此句或出自苏轼《留侯论》“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19］，这一出处在我看来别无深意，不过借指虞育德屡次会试而从不倦怠。《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写虞育德进京会试，前后三次才考取进士，而会试每三年一次。第二次失利后，他仍回江南教馆，“又过了三年，虞博士五十岁了，借了杨家一个姓严的管家跟着。再进京去会试，这科就中了进士”。可知“三年不倦”指会试，而非补国子监博士。虞育德持续三次耐心等待三年一轮的会试，年过五十而不倦，进士及第后又终老于博士而无所升迁。宁楷感慨虞博士从科举到入仕，都勤勉不倦而又处之泰然，从不夤缘钻营，惶惶然不可终日。不难看出，他在赞美虞博士的平生操守时，也不免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和遗憾。
对于《儒林外史》原貌争论来说，重要的是宁楷《题辞》提及的上述小说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的依据。虞育德出自吴敬梓的好友吴培源，早已是学界的共识。郑志良最近还发现了吴敬梓的《后新乐府》诗六首并序，其中与《儒林外史》原貌之争直接相关的有两首：《茸城女（伤仳离也）》和《青海战（志边功也）》。前一首约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春，写茸城女子沈珠树的经历，与宁楷《修洁堂初稿》中《避雨文木山房赠茸城女子歌》相互印证，表明《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十一回的沈琼枝这一人物主要是杂糅了张宛玉和沈珠树姑嫂二人之事而写成的。后一首记吴敬梓友人李亩的生平事迹。经郑志良考证，李亩，字俶南，即《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四十回中萧云仙的人物原型。［20］吴敬梓有《赠李俶南二十四韵》，李汉秋疑其人其事与萧云仙有关。［21］由于《后新乐府》的重见天日，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吴敬梓在《青海战（志边功也）》写到李畝时说“谁望铭燕然”，马援铜柱记功与窦宪勒石燕然一样，皆为立边功的历史佳话，宁楷《题辞》中的“勋高纪柱”指《儒林外史》的萧云仙无疑。
除了萧云仙、沈琼枝和虞育德之外，《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四十四回写到的汤镇台（汤奏），即以杨凯为原型。吴敬梓与杨凯过往甚密，《文木山房集》中有诗二首为证。至于郭孝子，未必出自一个原型。当时类似的传闻不少，往往见诸笔墨，吴敬梓本人就曾作诗题咏，［22］而他也有可能从更早的文字记载中汲取素材。我认为至少有两个事例值得注意。其一是苏州孝子黄向坚（1611-1687）的事迹。其父崇祯年间授云南大姚知县，入清后，夫妇为乱兵所阻，不得归家而流寓盐州。黄向坚徒步寻亲，历时五百多天，行程两万余里，终于迎奉父母返乡。他著有《寻亲纪程》，手绘《万里寻亲图》册页、立轴和手卷共计39件，154帧（其中或有一些仿作和伪作），并留下了大量识语。其中的《蜀道图》和有关途经蜀道的文字记载，令人想到《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的郭孝子“西蜀寻亲”，也就是宁楷在《题辞》中所说的“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黄向坚在图绘《万里寻亲图》时，遍求名人题跋，其事又近于《儒林外史》的萧云仙。［23］黄向坚寻亲一事在清初和清中期广为人知，而接下来我们还会读到，宁楷对郭孝子的赞誉之辞如同是黄向坚自述的回响。
其二是清初颜元（1635-1704）的寻父之旅。颜元四岁时，其父随清兵离乡不返。1684年，颜元以五十高龄出关寻父，尽礼奉遗骸归葬，与《儒林外史》的郭孝子相似。小说这样描写郭孝子：“花白胡须，憔悴枯槁”，“一向因寻父亲，走遍天下”，最终“把先君骸骨背到故乡去归葬”。在明清时期，孝子寻亲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年轻人或中年人，极少以老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一点上，郭孝子与颜元一样，都是罕见的例外。身为泰伯礼后第一人，郭孝子也像颜元那样，将儒家礼仪主义落实在寻父尽孝的苦行实践中。［24］吴敬梓深受颜元学说的影响，从《儒林外史》的“礼乐兵农”的主题框架，到对泰伯礼的细节描写，都可以得到确认。他对郭孝子的描述与此一脉相承。
吴敬梓的《后新乐府》不仅补充了《儒林外史》人物原型的新材料，还有助于了解作者这一时期的写作导向。其序曰：
余向于甲子岁曾效唐李公垂作《乐府新题》六篇，以颂上元教谕吴蒙泉培源。盖以有道之世，休养生息，贤者兴焉，将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然耳目之间，近亦有不合于礼义者，因更为《后新乐府》。其中有美有刺，非敢效元和诗人，欲以播于乐章歌曲，庶以备轩者采择。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25］
吴敬梓曾于1744年作《乐府新题》六首，“以颂上元教谕吴蒙泉培源”，惜今已不见。但不难看出，吴敬梓在小说中也相应地启动了“新乐府”的写作模式。《儒林外史》自三十六回开始，借助颜元、李塨的礼乐兵农说，为小说搭建了新的主题框架。而《后新乐府》的发现，又为此补充了文学传统的重要参照。也就是说，从1744年的《乐府新题》到1749年的《后新乐府》，吴敬梓由“美颂”为主，转向了“美刺”兼备；诗歌写作的主题从“有道之世，休养生息，贤者兴焉”到“然耳目之间，近亦有不合于礼义者，因更为《后新乐府》。其中有美有刺，非敢效元和诗人，欲以播于乐章歌曲，庶以备轩者采择”。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他写下了《儒林外史》中的泰伯礼及其后有关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和沈琼枝的章回。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写作关注于礼乐兵农的理想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又怎样终归于失败和幻灭。其中的大量篇幅展现了世风日下的颓势，对吴敬梓来说，正是有感而发。所谓“耳目之间，近亦有不合礼义者”，发乎辞章，便是写于1749年的《后新乐府》；见于小说，则有这一时期完成的《儒林外史》的相关部分为证。这一点十分符合吴敬梓在将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写作方式。
总之，就《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以后的部分而言，它的主题框架（颜、李的礼乐兵农说）、写作模式（从《乐府新题》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后新乐府》的“有美有刺”）、创作时间（约1744-1749）与人物原型依据——这四大要素环环相扣,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无一例外，都共同指向了作者吴敬梓。被疑为伪作的章节恰好构成了小说这一部分的核心，伪作说因此难以成立。
二 《儒林外史》的第五十六回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之争由来已久，质疑者不乏其人，辩护者更是大有人在，从赵景深、何满子、房日晰、陈新、杜维沫、陈美林、谈凤梁，一直到李鹏飞，涉及了这一问题的诸多方面。简言之，《儒林外史》承袭了章回小说的传统结构，尤其是《水浒传》的整体构架：它以“楔子”开篇，出自金圣叹的七十一回版，其中写道：“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这已经预示了结尾的幽榜。而在小说的三分之二处前后（第三十七回），此前出场的主要人物汇聚泰伯祠，举行泰伯祭礼，形成了全书的高潮。这与一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正相对应。而与主要人物从天上贬谪人间的开头相呼应，传统章回小说的结尾也总是伴随着各式仪典和名榜。从《封神榜》到《西游记》和《水浒传》，概莫能外。［26］还有一条通例也很重要，那就是最后一回与楔子一样，都在时间上与小说的主体部分保持距离，而这也同样体现在《儒林外史》中。一句话，《儒林外史》有了五十六回不是问题，没有这一回才出了大问题，因为那样一部《儒林外史》便失去了首尾呼应和作为一部章回小说的结构上的完整性。
此外，幽榜并非荒诞不经，而是事出有据。第五十六回单飏言上疏曰：“臣闻唐朝有于诸臣身后追赐进士之典，方干、罗邺皆与焉。”据房日晰考证，出自洪迈的《容斋随笔》所载唐光化三年（900）唐昭宗接受韦庄的奏请，为李贺、贾岛和温庭筠等文人死后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27］但这一情节也造成了小说主题的内在紧张：为什么一部以抨击八股取士开篇的小说，到了结尾却让它的主要人物在死后受到朝廷的旌表，并追赐三甲进士及第，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和庶吉士的官衔？对此，何满子、房日晰提出讽刺说，谈凤梁强调小说写作意图的阶段性变化，陈美林等学者指出吴敬梓世界观的矛盾，他本人的科举经历也不乏踌躇与暧昧。［28］而在我看来，《儒林外史》展开了一个不断自我质疑与自我超越的动态过程，由此造成了其他古典长篇小说所罕见的内在张力。［29］
尽管如此，《儒林外史》自身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也不应忽视，因为小说前后反复强调的是科举对文人的压抑，天下人才如何限于资格而不得志。而八股取士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荣身之路”，又导致了他们的道德破产，“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归根结底，吴敬梓从没有像五四学者那样彻底否定科举制和八股取士，我们今天更没有任何理由以此来要求他的小说。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伪作说还提出了哪些其他的证据呢？总结起来，无非以下几条。其一，荣登幽榜的小说人物良莠不齐，甚至不伦不类。实际上，宁楷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题辞》的第二部分概括小说人物生平时，便有褒有贬，并在结束处写道：“虽立身之未善,实初念之堪怜。得阐发以显沉埋,非瑕疵所能委翳。”这并非宁楷的个人观感，而是出自《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中的礼部奏议：“其人虽庞杂不伦，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宁楷由此感叹品第人物高下之难，盖“非一人之喜怒”，而又务使“高才绝学”之士“尽入收罗”。这正是《儒林外史》本身遇到的难题：第三十七回写泰伯礼，请金东崖为大赞，推马纯上做三献，他们的大名都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执事单，并且贴在泰伯祠的墙上，俨然已是幽榜的一次预演，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因其“庞杂不伦”“瑕瑜不掩”而疑为后人伪作呢？与今天的一些学者比起来，吴敬梓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显然有着更复杂、更微妙的理解。而他为此类榜单做出选择和安排时，还必须考虑人物的出身籍贯与小说的谋篇布局等方面，不像评论家那样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仿佛可以为所欲为。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幽榜与《儒林外史》的语言风格不一致，由此怀疑它非出于吴敬梓之手。但谈凤梁的研究表明，第五十六回的许多词汇都源自经史子集，尤其是《文选》，其中诏表使用的一些僻字也往往见于吴敬梓本人的诗赋。如祝文中的“涩譶澩”，语出《文选》中左思的《吴都赋》，又见于吴敬梓《移家赋》。但吴敬梓使用此类词汇时，妥帖恰当，“犯中见避”，绝非金和所言，是妄作者“襞积”而成。［30］在我看来，金和此说还有一个明显的毛病：他认为幽榜为他人妄增，但承认其中诏表用语多出自吴敬梓文集。既然如此，又如何能够确定这一回不是吴敬梓本人所为，而偏偏是他人窜入的呢？如此立论，不仅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而且不无自我拆台或授人以柄之嫌。
其三，章培恒指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中万历皇帝上谕对《诗经》的解读有误：《毛诗序》以为《蒹葭》一诗是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而上谕却误作刺秦穆公不能用周礼。但以此便否定五十六回为吴敬梓所作，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31］上谕曰：“昔穆公不能用周礼，诗人刺之，此‘蒹葭苍苍’之篇之所由作也。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第二十七篇《秦人不用周礼》也说：“《蒹葭》之诗，《序》以为秦不能用周礼，致知周礼之人遥遥在水一方而不知访求。此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乎！”［32］虽然吴敬梓误将“襄公”写成“穆公”，但他对秦人不能用周礼的理解并没有偏离《毛诗序》，与《郑笺》也基本一致。参照《诗说》来读，可知这原本正是吴敬梓的一贯看法。［33］
其四，章培恒对第五十六回最严重的指控在于指出御史单飏言的奏疏中有关历史的常识性错误，例如：“又有所谓清流者，在汉则曰‘贤良方正’，在唐则曰‘入直’，在宋则曰‘知制诰’。”单飏言即善扬言，是吴敬梓在小说中的代言人。章培恒认为吴敬梓不至于如此不通，必是他人伪作无疑。［34］与此相反，我认为吴敬梓说得不错，而恰恰是批评者弄错了。所谓汉代的清流，主要是就清议而言。汉代的清议人物多举孝廉或贤良方正，而作为察举的名目，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皆以道德设资格。到了唐代，清流始以文辞显。尤其是中唐之后，与词臣结合，形成了词臣的清流文化。［35］吴敬梓并没有像章培恒批评的那样，误将入直认作制科的名称或职官之名，更不至于对唐宋官制茫无所知。自唐玄宗开始选翰林学士夜间入直内廷，以备拟撰之需。入直者在当时和后世的确都被视为清流，令人歆羡。可知清流的含义与时俱迁，至唐宋变成了以文辞为主。吴敬梓对此谙熟于心，信手拈来，而又言之成理，究竟何错之有？五十六回伪作说至此可以休矣。
三 从郭孝子的寻父历险看《儒林外史》的叙述谱系与结构特征
关于《儒林外史》被疑为窜入或伪作的其余五回，批评者通常认为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失水准，与小说前后不相一致。这些部分的叙述描写显得过于概念化，缺乏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感。而且语言平庸，写作手法拙劣，落入了坊间小说的老套。郭孝子寻父的章节受到了最严厉的质疑，其中郭孝子寻父途中两次遇虎的情节尤其令论者难以置信，大失所望。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因为吴敬梓在写作这些章回时，的确犯了主题先行的毛病。他将礼乐兵农的理想方案逐一兑现为小说叙述，并且涉及了他不熟悉的题材和生活领域。为此，他还不得不在这部以反讽见长的小说中去塑造一些理想人物，勉为其难，捉襟见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足以构成伪作的证据。首先，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应该投射一个关于伟大作家吴敬梓的预设，然后将小说中不符合这一预设的部分全部打入另册，让假想的伪作者来为此买单。其次，对小说艺术的判断与时俱变，参照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文学批评离不开文学史的考量，文学批评家必须同时也是文学史家。在评价郭孝子叙述的优劣成败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把它放到孝子寻父题材的书写脉络中来观察。
与现当代学者的评价不同，清代的评点家对郭孝子寻父叙述的看法以正面为主，并且每每与《水浒传》相比，如黄小田的第三十八回的回评曰：
此篇略仿《水浒传》，未尝不惊心骇目，然笔墨闲雅，非若《水浒传》 全是强盗气息。故知真正才子自与野才子不同。
此说或不无偏见，但小说写到郭孝子第一次遇虎时，“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把那树上落叶吹得飕飕的响。风过处，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叫声：‘不好了！’”自然令人想到了《水浒传》的武松打虎。张文虎评曰：“若落俗手必要写郭孝子如何神勇，力与虎斗，否则又要请太白金星山神土地前来救护，种种恶套。”黄小田评曰：“写郭孝子尽管有武艺，却不与虎斗致落俗套。盖只身断不能与虎斗，《水浒传》虽极力写之，穷出情理之外。”他们担心吴敬梓把精通刀法拳法的郭孝子写成打虎英雄，或求助于鬼神现身护佑，都不免落入坊间小说的俗套。万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吴敬梓写郭孝子第二次遇虎，显然是在挑战自己。他写同样的事件而能同中有异，彼此类似却互不相犯，因此再一次赢得了评家的喝彩。黄小田赞曰：“两次遇虎全不相犯，而两次皆得不死。”张文虎调侃道：“山行的记着，须带搐鼻散，可以避虎。”但又接着评曰：“两次遇虎中间却夹着红东西、罴九、断路的，章法不板。”他随即从唐人的《朝野佥载》中找到了这一细节的出处：有人饮酒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振，虎遂惊跃，便即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可见作者用了心思，而且事出有据。
明清时期的孝子寻亲叙述可以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影响深远的有王原寻父和上文提到的黄向坚万里寻亲的故事。王原的事迹见于李贽《续藏书》，康熙年间修撰的《文安县志》《明史》，以及晚明时期的白话小说集《石点头》和《型世言》等。这些版本在情节上大同小异，王原的父亲王珣因不堪里役，离家出逃，最终落发为僧。李贽《王公》写王原找到父亲后，王珣拒绝还乡曰：“委妻子二十余年，何颜复见汝母乎？当竟为辉山下鬼耳。”［36］天然痴叟的《王立本天涯求父》出自李贽的《王公》，写王珣见到儿子，吃惊道：“客官放手，我没有甚么儿子，你错认了。”改口承认之后，又说：
你速归去，多多拜上母亲，我实无颜相见。二来在此之前清净安乐，身心宽泰，已无意于尘俗。这几根老骨头，愿埋此辉山土，我在九泉之下，当祝颂你母子双全，儿孙兴旺。［37］
这一情节或为郭孝子故事所本。郭孝子在成都的一个佛庵中见到父亲后，父亲“吓了一跳”，并一再拒绝相认曰：“施主请起来，我是没有儿子的，你想是认错了。”不过，与王珣和王原最终父子相认，并且夫妻团圆不同，郭孝子的父亲至死不认儿子。郭孝子寻父之旅因此没能达成一个圆满的结局。就这一点而言，《儒林外史》更接近上文提到的颜元寻父叙述，因为颜元的父亲早已过世，而郭孝子在父亲拒认后，不得不替别人搬柴运米和挑土打柴，以赡养父亲，直到父亲去世。郭孝子与颜元都是在得不到父亲回应与认可的情况下，仍旧无条件地履行父子义务，而这正是吴敬梓心目中儒家礼仪主义的意旨所在。［38］
黄向坚的《寻亲纪程》和《滇还日记》采用日记的形式，在具体的时空框架中展开鲜明而丰富的细节描写，将孝子寻亲叙述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叙述寻亲历险时，涉笔云南、四川等边远地带，不仅险象环生，充满悬念，而且极富于奇幻的异域色彩。他还绘制了大量图画，以途经的地域为背景，描绘他所历经的生死考验、地方习俗和异域景观，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次历险之旅。令我感兴趣的是，黄向坚的寻亲叙述也在吴敬梓的郭孝子寻父故事中留下了印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我认为是黄向坚寻亲历险中的遇虎母题。
黄向坚的《寻亲纪程》多次写到虎豹的威胁。例如，他行至焦溪时，“塘兵忽大声唤我莫走，有虎在前山，宜小心。予恐，往前，果见虎迹历历”。至平越府，“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他偕父母返乡途中经四川遵义，歇个界水，“与悍兵混宿，谈虎不休，令人战慄”。以至于“自金坑以前，日日谈虎”。果然，出鸣溪，宿罗蓝寨时，老虎出现了：“夜半潜行，将晓，遇虎，突于老母舆前，舆人几倒，惊喝跳去。”［39］
清初李玉在传奇《万里圆》中继续演绎黄向坚寻亲遇虎的母题。例如第十一出：
【末】那个虎——【生】虎便怎么？【末】虎先见人，威风百倍。人先见虎，虎减威风。见虎时不可乱喊忙奔，撑雨伞牢牢护体。黑夜深山，虎常好睡；中宵曲径，盗贼潜踪。夜行时须要低声稳步，依星月悄悄经过。
可知遇虎已经成为孝子寻亲历险叙述中的一个桥段和保留节目。从黄向坚遇虎“惊喝跳去”，到李玉戏中的末建议生（黄向坚）遇虎“不可乱喊忙奔，撑雨伞牢牢护体”，一直到吴敬梓写郭孝子遇虎，“交跌在地下，不省人事。原来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脸上来闻”。他们应对老虎的方法不尽相同，或许也同样未必靠谱，但对老虎的揣度和想象却构成了孝子历险书写的一个惯例。有趣的是，由于戏台上不容虎豹现身，李玉在第十二出写了一剪径强人,索性就以贾老虎自称。可见剧作家在孝子遇虎的母题上做足了文章，也顺便向《水浒传》的真假李逵（李逵与李鬼）致意。无独有偶，郭孝子虎口脱险之后，遇到了剪径的木耐夫妇，他们假扮吊死鬼来吓唬并打劫过往的行人，与贾老虎和李鬼的伎俩如出一辙。
清代的孝子寻亲叙述往往相互指涉，形成了自觉的叙述谱系。《万里圆》第二十三出是黄向坚的父亲阅读李贽《续藏书》的场景，不出所料，他读到了《王公》一篇，并且诵读原文，感叹道：“比如我家中死活未保，有何人来寻我？”又说：“那王珣回家是六十四岁，我今也是六十四岁，咳，怎学得他来？”［40］李玉不仅把李贽的王原传纳入自己的戏文，而且还在孝子寻亲的叙述谱系中为自己的作品定位，同时也预示了黄向坚父子团圆的结局。以王原的叙述为先导，黄向坚父子事实上生活在已经写好的脚本中。但无论是黄向坚的自述，还是李玉的《万里圆》，又毕竟有别于李贽笔下的《王公》。黄向坚写自己“惟祈天地鬼神默佑”，李玉也偶尔写到黄向坚陷入危险，幸得土地救护脱身。但与王原的故事不同，他们在写法上很少借助托梦、灵异等超自然的母题，也有意避免神秘色彩。因此，围绕着王原和黄向坚而出现的小说、戏曲和作者自传，分别构成了两种不同风格类型的孝子寻亲叙述。
回到《儒林外史》的郭孝子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尽管小说的这一部分读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绝非作者异想天开，敷衍成篇,更不是改窜者胡编乱造，以假充真。吴敬梓根据小说叙述的需要，分别从有关王原和黄向坚的作品中汲取了部分情节和母题。对已成的惯例，他既有所沿袭，也有所偏离。从《朝野佥载》中去征引遇虎生还的故事，就像写诗作文，在同一个题材上找到了一个更早的出处。至少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既是追本溯源，又能别开生面。为此，他或许还有些自鸣得意，想不到两百多年后会被批评家骂得狗血淋头。其二，虽然吴敬梓从有关王原的传记和小说中借用了部分情节，他的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也就是说，他的写作风格脱离了他所依据的文字素材的写作风格。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儒林外史》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回的确在题材、主题和呈现的生活场域等方面都有别于小说的此前部分，但我们又不难看到，郭孝子的历险叙述采用了白描体和非寓言体的叙述方式，并且尽量回避梦幻、人神感应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这绝非偶然，而是与《儒林外史》整体的叙述风格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有关郭孝子的叙述并没有给小说带来风格上的转变，更没有造成风格上的前后不相一致。［41］因此，以写作模式和叙述风格为依据来论证《儒林外史》这两回出自他人之手，是不足为训的。
除此之外，有的学者之所以从小说的局部入手来论证伪作说或窜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出自长期以来对《儒林外史》结构特征的一个错误理解。鲁迅在1923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这一特征概括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俱起，亦与其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42］而胡适早在1922年就这样写道：《儒林外史》“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遍法式”［43］。由此形成了《儒林外史》短篇连缀说。由上可见，《儒林外史》沿用了《水浒传》的整体框架，说它没有总结构是不对的。但鲁迅和胡适影响巨大，短篇连缀说于是为《儒林外史》的节选阅读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类推，对一部适合节选的长篇小说来说，局部作伪和改窜也来得相对容易，因为每一段都自成一篇，可以轻易拆开或随意增删。这实在是对《儒林外史》的一大误解。
事实上，《儒林外史》是最不应该拆成一段一段来阅读的长篇小说。看上去吴敬梓的确是“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俱起，亦与其俱讫”。因此，似乎只要删去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和沈琼枝这几个人物，就可以一举恢复《儒林外史》的原貌而万事大吉了。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因为这些人物又与其他的人物彼此关联，故事发生在他们之间，往往起讫不相一致。此外，许多人物退场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要么在很多回之后重新露面，要么在后来者的对话中被反复提起，从而形成了前后不可割裂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故事都远远没有结束，而是被不断重述、更新或逆转。他们本人也在后来者七嘴八舌的解释与评价中呈现出不同面相。［44］与此相应，吴敬梓尤其擅长在人物情节之间穿插交织,将叙述线索细针密线地连缀、编织起来，甚至不忘回应多回前提到的细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在《儒林外史》的这五回中比比皆是，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令伪作者或改窜者无从下手。而与此伴随的，还有许多复杂的叙述修辞手段。正因为如此，《儒林外史》的质疑者迟疑再三，不得不把涉嫌窜入或作伪的最小单元压缩到半回，甚至小半回。这样来划定伪作或窜入的部分，已经有些勉为其难了，毕竟伪作或改窜半回的先例十分罕见。可是，即便实施了如此精准的外科手术，也无法切割得一干二净，反而动辄得咎，伤害了小说内部的细腻肌理和绵长伏脉。
仍以《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的郭孝子寻父为例。他在上一回途经南京，承蒙武书介绍，前往陕西拜访同官县知县尤扶徕，尤公于是将他安置在海月禅林的老和尚处。而这位老和尚早在第二十和二十一回就已露面了，当时正住在南京太平府芜湖县的甘露庵。牛布衣病逝在甘露庵，将后事托付给了老和尚。老和尚不久后前往北京报国寺做方丈，并且希望与牛布衣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冯琢庵取得联系，了却为牛布衣奔丧的心愿。小说的第二十三回果然写到了京城的冯琢庵，这条叙述线索紧扣已故的牛布衣和假冒牛布衣的牛浦郎这两个人物，断而复续，曲折有致。直到第三十八回老和尚出现在同官县的海月禅林，我们才得知他因厌倦京城的热闹而迁居此地。接下来郭孝子带着尤公写给萧昊轩的信，赴四川寻父，并在第三十九回偶遇萧昊轩之子萧云仙。但此前萧云仙已经出场，而老和尚再次扮演了线索人物的角色。他收到郭孝子的来信，得知他寻父的结果，半年后前往成都去见郭孝子，但在路上落入恶和尚的手中，有了一番意外的历险。那个不久前被他从明月禅林驱走的恶和尚，原来是响马贼头赵大。赵大正要对老和尚下手之际，幸得萧云仙及时赶到，当即施展弹子法，救了他的性命。清代的评点家对吴敬梓细针密线的编织手法大为赞赏，黄小田在小说第三十八回写老和尚收到郭孝子的书信处评曰：“顺手复递到老和尚，其实是借老和尚递到萧云仙，却又不用‘按下不表’、‘且说老和尚’云云俗套。故笔墨雅饰，大异寻常小说，俗目何尝得知？”张文虎的天二评补充道：“盖赵大是萧昊轩手底游魂，见云仙能竟未竟之绪。文脉实承庄征君入都来。”张文虎指小说第三十四回庄绍光入京途中遇响马贼头赵大，幸得萧昊轩及时营救而幸免于难。但赵大侥幸走脱，须得萧昊轩之子萧云仙来做一了结。［45］
清代评家的这些见解很值得今天的读者注意，因为如此细密的笔法在现代小说中已几成绝响。吴敬梓为了接续老和尚这条线索，甚至不惜回溯到第二十回去。小说的叙述者完全可以有更方便的选择，那就是写郭孝子入蜀并在途中邂逅萧云仙。但吴敬梓舍易就难，不仅给了老和尚一个正式的退场，也为郭孝子的行旅提供了一条辅线，从而避免了小说叙述的单线展开。同时，他还通过老和尚引出了萧云仙与赵大的遭遇，以此收束第三十四回的叙述脉络。吴敬梓在郭孝子和老和尚之间转换叙述焦点，先是通过他们先后入蜀这两条平行而又互不交汇的线索来引介萧云仙，最终又写了他们如何分别与萧云仙道别而各自退场。
清代的评家经常提醒我们《儒林外史》的写法如何超越了《水浒传》。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差异显著，但《儒林外史》沿袭了《水浒传》的整体结构，从小说的行旅母题和时间跨度来看，也具有可比性。清代的评家正是在这一可比性的基础上来理解《儒林外史》的突破性的，而它的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回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首先，尽管《水浒传》也多用伏笔，前后照应，但《儒林外史》的笔法更为细密，穿插交织也愈加巧妙频繁。其次，《水浒传》很少采用双线叙述的做法，而往往是以一个人物的历险为线索来展开，并由此构成相对独立的段落。相比之下，《儒林外史》则随着许多人物渐次出场而又陆续退场，形成了相互重叠错落的叙述单元。其中没有任何单元可以完全自成一体，彼此之间也难以截然划分。这一写法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仅要掌握高超的编织技巧，还务必有全局的安排。任何人从局部下手作伪或改窜原作，都做不到这一点。
《儒林外史》中的许多人物都同时承担了小说叙述的功能，甘露庵老和尚即为一例。叶楚炎提醒我们，武书反复出现在三十六至四十九回之间，也是串联小说叙述的线索性人物。［46］在我看来，这是吴敬梓精心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恰恰排除了宁楷作伪的可能性。如果把这一设计归功于伪作者，那就意味着他在这十四回的篇幅中以武书为线索来重新设计叙述，不仅作伪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预设的那五回，而且牵扯的头绪之多，连伪作说的支持者都无法面对。
宁楷不可能是《儒林外史》的伪作者，还有更多的原因。实际上，以宁楷为原型的武书不仅履行了小说叙述的使命，还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小说人物。而他从三十六回一出场，就没能逃脱《儒林外史》标志性的“婉而多讽”的春秋笔法。诚如清人张文虎所评，虞博士初见武书，便问及“令堂”旌表与否，但武书“一开口便滔滔历数，急于自见耳，并不曾说到其母节行”，“自数不清，无非欲显其聪明历考高等耳”。第三十七回，武书遇见杜少卿，又一次不失时机地自我炫耀说：“前日监里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无话可答，略显尴尬，只好说：“这也有趣的紧。”而讥嘲之意已溢于言表，张评武书曰“浮气未除”。武书自知无趣，岔开话题道：“倒不说有趣，内中弄出一件奇事来。”接着连讲了虞博士的两桩奇事，还问杜少卿：“你说好笑不好笑？”张评“好笑者笑虞博士之呆也”，可谓一语中的。这并不意味着武书是一个负面人物，或者吴敬梓刻意借武书贬损宁楷。吴敬梓为宁楷的诗文集作序，不惜溢美之词，盛赞他的才华和成就，又说自己与宁楷一向“交称密契”。［47］而与朋友交往时，吴敬梓“剧谈杂雅谑”，又少不了要开他们的玩笑。［48］《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反讽和戏谑见长的小说，吴敬梓写到他的自我形象杜少卿时，也不乏反讽和自嘲，并没有网开一面，放过自己。甚至连虞育德这样几近完美的人物，一旦走出传记叙述的特权时空，都不免暴露在反讽的视角之下和众说纷纭的议论当中，更何况是武书呢？但是，倘若宁楷果真在此做了手脚，他改窜过的自我形象竟然会是这样的吗？或者作为改窜者，他明知武书是以自己为原型写成的，却放在一边不管，反而一门心思去大写特写萧云仙、汤镇台和郭孝子，并在《题辞》中对他们不吝其辞，赞赏有加，又岂非咄咄怪事？
除此之外，有些学者还引述《儒林外史》在叙述时间上的不相一致之处，来论证伪作说或窜入说。但此说显然无法成立，因为小说叙述时间失去统一性或含糊不清的现象散见于《儒林外史》的不同部分，而不仅限于上述五回。更严重的是，对伪作者的无端假设让我们失去了观察和理解《儒林外史》叙述特征的一次机会，从而错过了真正的问题所在。［49］说到改窜和造假现象，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略，那就是当时的学风和士林心态。江南是乾嘉考据学的中心，在当地的文人圈子里，未可轻言作伪，因为作伪的门槛不低，代价更高。作为个中人，宁楷和吴敬梓的其他朋友都不会不懂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也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
以上的回顾和辩释将我们重新带回五十六回版的《儒林外史》。作为古典小说的阐释者和研究者，我们已不再可能回避《儒林外史》的整体性和全部的复杂性而对它做出选择性的阅读了。而《儒林外史》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也反过来对我们的阐释和论述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这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出发点，舍此别无他途。
【注释】
［1］（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1-13页。
［2］（清）金和：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跋》，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89-691页。
［3］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第481-515页。
［4］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5］叶楚炎：《〈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续考——再与郑志良先生商榷》，《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春之卷。耿传友：《〈儒林外史〉原貌再探——兼答李鹏飞先生》，《江淮论坛》2019年第2期。
［6］郑志良：《〈修洁堂初稿〉成书时间考——再谈〈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
［7］见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修洁堂初稿〉成书时间考——再谈〈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叶楚炎《〈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续考——再与郑志良先生商榷》（《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春之卷），耿传友《〈儒林外史〉原貌再探——兼答李鹏飞先生》（《江淮论坛》2019年第2期）。又见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论〈儒林外史〉原稿为五十回说之不能成立》，杜晓勤编《中国古典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20，第368-406页；《〈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为吴敬梓所作新证》，《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春之卷。
［8］（清）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修洁堂初稿》卷二十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
［9］（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4，第4001页。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1594页。
［11］（唐）李白：《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中华书局，1977，第287页。
［12］《儒林外史》的引文和评点，均引自吴敬梓，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以下从略。
［1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541页。
［14］（清）程晋芳：《怀人诗》（原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9页。
［15］（清）宁楷：《修洁堂集略》卷二《挽吴赠君敏轩四首》，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嘉庆八年（1803）刻本。
［16］见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修洁堂初稿〉成书时间考——再谈〈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叶楚炎《〈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续考——再与郑志良先生商榷》（《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春之卷），耿传友《〈儒林外史〉原貌再探——兼答李鹏飞先生》（《江淮论坛》2019年第2期）。又见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论〈儒林外史〉原稿为五十回说之不能成立》，杜晓勤编《中国古典学》第一卷，第368-406页；《〈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为吴敬梓所作新证》，《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春之卷。
［17］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对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故事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进一步论证》，《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18］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对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故事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进一步论证》，《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19］（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104页。
［20］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井玉贵：《金陵惊鸿——奇女子沈琼枝形象的诞生及其文学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十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第63-72页。
［21］（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第197-201页。
［22］艾俊川在《吴敬梓集外诗一首》（《文献》2004年第3期）中，从清人张体铨编辑的《孝义赠言》中辑得吴敬梓诗一首，题咏河南孝子雷显宗。宁楷也有《庸行篇为河南雷孝子作》一首，收在《孝义赠言》中，亦见于《修洁堂初稿》。
［23］赵晟：《黄向坚〈万里寻亲图〉画目整理与内容释读》，《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24］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二章“泰伯祠：苦行礼与二元礼”，严蓓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76-110页。
［25］（清）宁楷：《修洁堂初稿》卷八，清抄本。
［26］赵景深：《谈〈儒林外史〉》，《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第423-430页。
［27］（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第328页。房日晰：《〈儒林外史〉幽榜所本》，《光明日报》1985年1月1日。
［28］何满子：《论〈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75-77页。房日晰：《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第229-247页。陈美林：《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71-290页。
［29］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32页。
［30］谈凤梁：《〈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古小说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第175-199页。
［31］章培恒：《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献疑集》，第481-515页。
［32］周兴陆：《吴敬梓〈诗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17页。
［33］陈美林认为幽榜中对《诗经》的看法与吴敬梓治“诗”的看法是一致的，见《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周兴陆对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的发现，完整地重现了吴敬梓对《诗经》的解释，并且证明他的解释与《儒林外史》的相关内容是完全对应的。详见周兴陆《吴敬梓〈诗说〉劫后复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顾鸣塘《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乃吴敬梓原作》，《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吴敬梓〈诗说〉与〈儒林外史〉》，《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
［34］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献疑集》，第446-462页。说到《儒林外史》的常识性错误，实际上，有些地方不过是以今例古，或沿袭、挪用了更早时期的制度官名，未必就是错误。这种情况也多见于《儒林外史》的其他回目。如第二回称举人为孝廉，第十九回写匡超人“贡入太学肄业”，但都不足以证明是他人伪作。
［35］参见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6］（明）李贽：《续藏书》卷三《王公》，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十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23-224页。在李维桢的《孝子王公传》中，王珣曰：“若翁赤贫，何以见乡人？不为汝母子辱耶？”［见（清）崔启元修，邵秉忠等纂《文安县志》卷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二册，中国书店，1992，第66-69页。参见纪常《孝子王公传》，《文安县志》卷三，第70-73页］《明史》作：“归告汝母，我无颜复归故乡矣。”（《明史》卷二百九十七《王原传》，中华书局，1974，第7604-7605页）详见滕桂华、朱仰东《“儒林外史”郭孝子本事出于王原再考》，《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6月第2期。
［37］（明）天然痴叟：《石点头》卷三，弦声等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48-76页。在陆士龙的《型世言》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中，父亲说：“少年莫误认了人，我并没有这个儿子。”又说：“我自离家一十五年，寄居僧寺，更有何颜复见乡里？况你已成立，我心更安，正可修行，岂可又生俗念？”《型世言》刊行于崇祯末年，当在《石点头》之后，且不久后失传。直至1987年，《型世言》的崇祯刻本才在韩国重见天日。
［38］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一部分“礼与儒家世界的危机”，第33-164页。
［39］（明）黄向坚：《寻亲纪程》，《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256-270页。
［40］（清）李玉：《万里圆》，《李玉戏曲集》（下），陈古虞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569-1672页。
［41］李鹏飞最近的研究表明，吴敬梓在描写风景、交代时间和天气、处理情节转折和人物交递，以及叙述突发事件和呈现类似场景时，也经常会使用一些特殊用语和习惯性的表达方式。这些特征也体现在上述五回中，并无中途易手的迹象。见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对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故事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进一步论证》，《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4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90页。
［4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40页。
［44］ 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45］关于小说这一部分的结构手法，参见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对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故事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进一步论证》，《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46］叶楚炎：《〈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
［47］参见（清）宁楷《修洁堂集略》卷首。
［48］（清）涂逢豫：《怿堂诗钞》卷二《二十三日集饮轩中同用昌黎集中辛卯年雪韵》。据叶楚炎考据，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涂逢豫为原型创造了余夔这一人物，雅号“余美人”，见《新见〈怿堂诗钞〉作者与吴敬梓关系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文献》2019年第2期。
［49］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儒林外史〉的副文本与叙述时间》，《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
［作者单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第199—220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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