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汉学界，孙康宜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华裔学者。她学术兴趣广泛，著作等身，在六朝诗歌、唐宋诗词、晚明文学、妇女文学等领域成就卓异；她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国际眼光，推陈出新，为汉学注入新的活力。2022年，孙康宜作品系列(《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长亭与短亭:词学研究及其他》《独行的缪斯: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呈现了她的学术成果与人生感悟。
孙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在台湾，其父蒙冤入狱，母亲携子女避居南部，生活艰苦。童年经历对孙康宜产生了很大影响，历史悲剧后来转化为她的非虚构作品《走出白色恐怖》。她被保送东海大学外文系后，埋头学习英美文学，1965年开始撰写关于梅尔维尔小说《白鲸》的论文。
她早年沉醉于英美文学，未料到日后会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1968年，孙康宜移居美国，她先在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系的硕士学位，后来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读英文系硕士时，一次与世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会面，重燃了孙康宜对中国文学的兴趣。197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博士，在高友工、牟复礼、浦安迪等汉学家的门下学习，正式开启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之旅。
著名华裔汉学家孙康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高校的女性教授占比极少，作为耶鲁大学历史上首位华裔女性系主任，孙康宜亲历了美国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大讨论的浪潮，她的“明清才女研究”正是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她以理性的眼光看待西方性别理论的普适性，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保留文化内在独有的特质。
她像一个“文学侦探”，孜孜不倦地在爬梳史料、追求新知、探寻真实中获得快乐。她热衷于发掘边缘材料，做了许多拾遗补阙的工作，从被遗忘的妇女文学，如明清寡妇诗歌、明清女子乱离诗歌中探讨两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诸多新观点。
2003年，孙康宜受邀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一起，召集十几位欧美汉学家合力写出了一部颇具新意的“文学文化史”，撼动学界。她紧密注视着时代脉动，也向记者袒露了自己的担忧：在技术革新、竞争激烈的当下，中国古典文学和华裔学者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此次采访以视频进行，她特意嘱咐记者不用给她看采访提纲，更愿意和记者闲话清谈，其自信从容与亲和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如王德威教授对她的那句评价:“丰姿优雅，诚恳谦和，永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访谈】
南都：你是研究英语文学出身，学位论文写的是《白鲸》，这看似和中国古典文学没有任何联系，你是如何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的？
孙康宜：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产生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愿望。1972年春天，我正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念英文硕士，费正清作演讲，他问我将来想要做什么，我那时候28岁，正好刚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这本书，我就说我想成为中国文学专家，想读中国文学的Ph.D(博士)。我先生在旁边听到，说“Why not?”受他的鼓励，我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念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
从英美文学到中国古典文学，我始终是一个偏“比较文学”的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启了我的学术主题，即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的老师们都很杰出——高友工(Yu-kung Kao)、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浦安迪(Andrew H. Plaks)、雷夫·弗里德曼 (Ralph Freedman)、厄尔·迈纳(Earl Miner)等等。
南都：你毕业后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胡适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请谈谈美国大学的中文典籍收藏情况？
孙康宜：我在当学生时是系里唯一的中国学生，仿佛整个图书馆都是为我而设的。但毕业后当图书馆馆长太忙了，无暇兼顾学术，所以后来我几乎是“逃”到耶鲁去的。
我对图书馆一直很关心，2010年我捐了8500余册藏书给北大图书馆，设立了潜学斋文库。我对中国大陆的藏书还不太了解，我当然相信中国的东西更多。美国的情况是每个地方的收藏各有特点，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我有一年在塔夫茨大学教书，经常要引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明代收藏非常棒，可能是中国以外明版典籍数量最多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耶鲁，惊叹于图书馆之大之美，但找起东西来却很头疼，怎么都找不到我要的书，当时我还挺失望，一直依赖普林斯顿和哈佛燕京的藏书来做研究。直到后来才发现，耶鲁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中文古籍收藏，只是尚未整理出来而已。
早在1849年，耶鲁大学图书馆就是北美第一个开始收藏中文书籍的大学图书馆，1850年，耶鲁校友梅西(William Allen Macy)亲自从中国带回一批古籍(以道光年间版本为主，例如《增补四书人物聚考》)全赠给了母校；1854年，容闳成为第一位获得北美大学本科学位的中国人，他后来把大批个人藏书捐给耶鲁，包括那部著名的《颜家庙碑集》。此后，范念恩(Addison Van Name)、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芮沃寿 (Arthur Frederick Wright)、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等教授也踊跃捐赠了中文藏书。
耶鲁的体系比较特别，其他学校的东亚图书馆是独立的，但耶鲁更注重跨学科，中文书被放在不同学院和机构下面。加上以前耶鲁的东亚图书馆馆长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中文不熟悉。后来一个新的中文部主任孟振华到来，他费了很多心血出版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我才知道原来耶鲁有很多宝贝。现在，孟振华先生已是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耶鲁图书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不少明清小说的不同版本，当然最重要还是各种手稿，比如大量容闳的东西，让我惊喜。
与中国留美先驱容闳铜像合影（左一为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孟振华，右一为孙康宜的丈夫张钦次），摄于2019年。
南都：你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你学术生涯的一座里程碑。请谈谈这部由北美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的缘起过程？
孙康宜：200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请我主编一部中国文学史，那时候宇文所安还没加入，我本来是拒绝的，因为他们只要一册，说这样比较好卖，但是我很害怕，只用一本书讲完中国文学，你说写出来会有多差劲？而且我当时在忙妇女文学的研究，已经很忙了，我自己一个人写还比较容易，这么多作者，总有人会迟交，怎么催也不交你怎么办？我考虑了很多天，最后和他们商量，决定上下两册，我和宇文所安一人负责一册。
我和宇文所安早在40年前就认识，我到耶鲁大学就任的教席，正是他离开耶鲁留下的空缺。我们许多想法接近，我们一致认为，要做一套跟别人不一样的中国文学史。
南都：《剑桥中国文学史》有许多创新和突破，比如将1375年这一并不常被提及的年份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分野，为什么？
孙康宜：过往的文学史叙述大多是断代式的，比如汉代文学、秦代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但当我们真正深入了解文学史就会发现，文学和政治不一样，不会从六朝到唐代一下子就变了，比如初唐的风格还是和六朝很相似。下卷从1375年，即高启被朱元璋杀头的次年开始的，人们谈起高启，会说他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是按照断代史视角，他算是元朝人，因为明朝刚建立不久他就被朱元璋杀头了，那要怎么归类他呢？
我们还想尽力脱离文类(genres)的分法，也不突出个人，不多谈什么杜甫、李白，是真正的“文学文化史”，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叫“文学”的人的自传。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也有一套大部头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分编，他们请了很多学者，每个人写的比较短，而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只请了少数学者，每人写的篇幅很长，相当于每个人写了一本书，所以这个人的研究必须非常全面。比如王德威，他写的近代文学那一章非常精彩。
我和宇文所安也担心，这样写会不会招来很多批评，最后我们还是这样做了，有点要革新文学史写法的意思。
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
南都：你曾经提出说北美汉学研究的词学自始即以婉约派的研究为重心，相反，中国大陆的词学有重豪放派、轻婉约派的倾向，在你看来，这种趣味的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孙康宜：从数量上来看确实是这样，例如方秀洁研究的南宋、林顺夫的姜夔研究，都是偏婉约派的，叶嘉莹也是，当然，她比较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对于美国学者来说豪放派比较难写。
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你提醒了我从前的一个想法。从细读文本后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心得，即词的接受史(The reception of literature)。比如苏轼，大家给他贴上豪放派的标签，其实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根据杨栋教授的考古研究，中国出土过很多元朝的瓷枕，上面都有苏轼的词，无一例外都是婉约词，比如《昭君怨》《菩萨蛮》、关于美丽的歌女等等。苏轼经常在有歌女表演的宴会上，一高兴了就写首词，他不会知道自己的婉约词在元代有那么好的接受度。这个考古发现令我非常好奇，原来杨栋的考古研究与我的细读心得不谋而合，所以我决定用一个学期专门讲苏轼的婉约词。学生们也非常惊奇，他们不知道原来苏轼有这么多的婉约词。
如果说《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有什么特别的，可能这也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特别注重文学的接受史，回到物质语境中，去讨论多样的主题，如审查、印刷技术、青楼文化、女性文学、选集的编纂、版本的流传与改写等等元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南都：你在治学过程中做了许多拾遗的工作，比如你关注寡妇诗、乱离诗、遭到现代人贬抑的八股文，尤其是像瞿佑的《剪灯新话》这样的禁书等等。你为什么会钟情于“边缘”材料，并对此有这么大的热情？
孙康宜：我应该是一个“文学侦探”(literary detective)吧，我喜欢当侦探。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把自己最喜欢的时代都让给别人了，最后我写的那一章是没人要写的。我很慌张，老实说我不是明初的专家，《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把15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称作“最无聊”的一段。但结果恰恰相反，经过我的挖掘发现，明初文学非常精彩，造成“无聊”的误解还是因为接受史的问题。比如高棅的《唐诗品汇》，虽然是14世纪编的，但一直到16世纪印刷术更发达之后才开始有人留意。
我回到明初时期，翻阅一手史料，发掘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像瞿佑的《剪灯新话》，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小说，从15世纪开始风行于韩国，一路传播到日本和越南。我向我的韩国朋友申正秀教授(他也是我的《六朝诗研究》一书的译者)打听瞿佑，他就在韩国把所有资料，包括《剪灯新话》在韩国最早的版本寄给我。中国学界都以为最早在韩国流传的版本是中国嘉靖年间印的，我看了以后发现不对，应该是韩国人印的，因为当时《剪灯新话》在中国市面上已经消失了。
因为瞿佑的《剪灯新话》，我开始对明初文学非常感兴趣。我每次上课讲瞿佑，学生们都很高兴，他们认为瞿佑的东西非常棒。2008年，我到高丽大学演讲，同行受邀的还有日本的大木康教授，去到那里我发现，韩国的学者们都非常激动，每个人中文都好得不得了。瞿佑对韩国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中国人的影响，《剪灯新话》就深深影响了韩国的鬼怪小说。
南都：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直以男性为主导，而你对明清妇女文学的独特阐释，有力提升了女性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地位。请谈谈你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
孙康宜：上世纪六十年代，我阅读了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当时我吓了一跳，原来有这么多男性付出毕生精力去出版女诗人的作品，这么多女作家的文集是由男性文人编辑或出资印行的，比如陆卿子、王端淑，她们的丈夫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去成就她们。
从数量上看，古代中国的女性诗人数量，其他任何文明都难以企及。胡适不仅贬低中国历史上的女诗人，还认为三百年来并无女性作家。但事实相反，单是明清两代，女作家别集与总集竟达3000种以上。王端淑费了25年的时间专心编选了一部收有1000位女诗人作品的选集《名媛诗纬》，其涵盖之广，可谓空前；钟惺在《名媛诗归》里曾把闺秀诗歌的质量作为诗歌的理想模式。
南都：有别于西方性别研究中的“差异论”和“迫害论”视角，你在明清女性文学这一领域提出的“阴阳互补观”，揭示了中国古代男性文人与女诗人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助关系，这一洞见对学界有怎样的启发意义？
孙康宜：确实是这样的，过去西方性别理论认为男权制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女性是男权制的牺牲品，女作家一直被排斥在“经典”之外。与西方这种排斥女性作家的传统相反，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流行表彰才女的风尚，才女被称为“女史”“彤管”“女博士”。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传统比中国更注重女性文才了。
美国汉学家可以说是率先打破女性为受害者形象的。比如，高彦颐(Dorothy Ko)在《闺塾师》中以17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例，阐述了中国传统女诗人如何建立文学地位。苏珊·曼(Susan Mann)也有类似的看法，她指出，美国汉学研究中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已不再是罗列女性受压迫的例子了，而是去探讨两性之间的关系互动以及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具体的架构之下所拥有的权力。”
在明代以前人们认为女人是祸水，类似于西方的“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后来情况有所变化，认为理想的佳人除了美貌还必须有诗才，这种“才女观”到明清时期演变为文人文化的主流。中国也是从明代开始真正理解“阴阳互补观”，女诗人们纷纷企图从太过于女性化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例如《名媛诗纬》里王端淑就主张女性诗歌要能脱离“脂粉气”才算是好诗。我曾经把这种男女互相认同的特殊现象称为文化上的“男女双性”(cultural androgyny)。
南都：你的研究成果也提示我们，现成的西方性别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应着重寻找根植于传统本身的内因。你对美国近二三十年兴起的女性主义讨论有何看法？
孙康宜：老实说我从来不是一个feminist（女性主义者），我是一个humanist（人文主义者）。我很少去想自己是女性，我就是一个人。最近刚获诺奖的安妮·艾尔诺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读过了，最令我心动的是《位置》（La Place）这本书，但我并没有把它当做一本性别研究的书，我认为它更多体现的是社会阶层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我到耶鲁大学任教时，全校有六七百位教授，只有16位终身职女教授，很多人觉得学校存在性别歧视和偏见，但我从来不去在意，很多人会把不平等归咎于性别，我更倾向于从制度和系统上思考，这些都使我能回溯到中国古典文学里去寻找相对应的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1993年，我和魏爱莲（Ellen Widmer）在耶鲁举办了一场“明清妇女与文学”的研讨会，第一天就有一位女听众站起来很生气地说：“我要控告你，一个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你怎么邀请的男性学者比女性学者还多？”老实说，我没有故意去邀请男性学者，我的邀请标准只有学术标准。我告诉她说：“这场研讨会结束之后，你会改变你的想法。”后来她对我说：“孙教授，你说得对，我改变了想法，这是一次关于性别研究的讨论，不止研究女性， 也研究男性。”
1993年，孙康宜与魏爱莲在耶鲁举办“明清妇女与文学”研讨会。
南都：在明清女诗人的研究中，你主要指出了青楼伎师、闺阁诗人两种典型，但另一方面，底层妇女的创作极少被研究讨论，像贺双卿这样的“农妇诗人”是否只是一个特例？关于贺双卿其人有无，目前学界的的看法是什么？
孙康宜：其实我非常注意底层妇女，但苦于缺少资料。1993年，我和魏爱莲(Ellen Widmer)在耶鲁举办了一场“明清妇女与文学”的研讨会，第一场的主题就是贺双卿，专家们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贺双卿这个人是否存在？
西方汉学家非常关注中文著作的作者问题，并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加以检讨。我的朋友罗溥洛(Paul Ropp)的兴趣就在史震林的《西青散记》，他也是1993年那场研讨会的第一个演讲人。罗溥洛告诉我，贺双卿这个人不存在。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国文学史就要被改写了，因为所有的文学史都说贺双卿是18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女诗人。1997年，罗溥洛和两位中国学者杜芳琴、张宏生，一起到贺双卿的老家江苏金坛、丹阳一带的乡村进行了三个月的寻访之旅，求证贺双卿本人是否真的存在。有趣的是，白人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回来以后，罗溥洛写了一本书叫《谪仙:寻找中国农妇女词人双卿》，他依旧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贺双卿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杜芳琴写了一本《痛菊奈何霜——双卿传》，不但认为贺双卿确有其人，还做了详细的作品年表，创作动机、人物生平也写得非常生动。这本书非常受内地读者欢迎，1999年在中国互联网上连载，2001年出版。为什么白人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会在作者问题上有这么相反的观点，我至今还在思索、疑惑。
贺双卿还让我想到中国文学中众多相似的例子，比如宋代的朱淑真。朱淑真被视为宋代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但近年来，西方汉学家如艾朗诺、伊维德做了许多“考古”工作，质疑朱淑真的真实性，认为“朱淑真名下的诗作，若非全部，至少大部分都可能为男性所写”。
南都：这样的文学研究风格颇有历史研究的特征。你怎么看？
孙康宜：我说过我是一个“文学侦探”，我和我的朋友宇文所安一样，我们等于是在做历史学的方向。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布鲁姆则相反，他最讨厌我和他聊历史，他说:“文学就是文学，你想知道的莎士比亚都会告诉你。”但我和宇文所安都很喜欢历史，我们做的研究有点像“文学文化史”，不管是文学还是历史，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寻真实，并无冲突。
1998年，孙康宜与布鲁姆正在耶鲁英文系馆坐着聊天，此时一位本科生突然拿来一本布鲁姆的新书，请作者签名。
南都：你的研究非常注重文本细读，突出文体特征。但在当下，人们可能解读作品时更急于做出裁决，丢失了文本细读的功夫。细读的方法在当下有什么示范意义或启示？
孙康宜：我非常担心年轻一代学者会逐渐丢失文本细读的功夫，所以我很欣赏布鲁姆的一点是，他对文学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他2010年他出版的《直到我停止歌唱：最后的诗选集》(Till I End My Song:A Gathering of Last Poems)令我十分感动，这本书收录诗人们生前的最后一首诗，有些人是知道自己快死了，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命数将尽，只有布鲁姆这样坚持文本细读、坚持文学纯正性的学者才能写出这样的书。
我经常到他家去做客，他常对我说:“糟糕了，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你要记得帮我告诉中国读者我写的这些书。”我反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中国去呢？”他说:“我哪里有时间，我坐在这里就像一头累坏了的狮子。”
南都：你在学术以外的写作都有“非虚构”的特点，从《走出白色恐怖》《我看美国精神》《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这些作品可以体现。谈谈你的散文创作？
孙康宜：我大部分文章都是英文写的。1993年有一家中文媒体要我写一篇书评，忽然发现，奇怪，我不会用中文写作了，写的都是Broken Chinese，我非常紧张，这时，我读到了安妮·艾尔诺的《位置》，对她这种自传性的写作趣味很欣赏，于是我也开始动笔写我自己。我写我所见，写我所感，我的书都有把自己的人生糅合在里面的意思。
从1993年开始，我下决心用中文写作。在我看来，一切文字都是自传，从来没有“虚构”一说，我也没有当小说家的欲望。为什么不直接面对现实呢？我对于“真实与否”格外注重，这也和我“文学侦探”的一面相关，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只愿意讲真话。
写作，对我的美国学生们来说是最难的一关。中文想要写得漂亮是很难的，因为中文是一门审美性的语言，如果你没有那个水平，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幼稚、难以卒读的，而英文是一门democratic的语言，你只要有思想，写出来就是很漂亮的。
学习中文写作的一个方式是多阅读。我阅读最爱的是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法国作家安妮·艾尔诺等等，虽然阅读英文版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是我还是会中英文对照着看，以提升我的中文写作能力，过程中也会挑挑翻译的毛病。
南都：你曾说，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对美国汉学似乎有种“仰视”的姿态，好像西人做汉学就一定有“真知灼见”。你怎么看待这种“成见”？目前美国汉学界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孙康宜：我批评过以前对于西方汉学的“神化”。近年来中国学者创造了新的见解，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学术不要崇洋，如今情况已经在改变。
当下我对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一块有点担心，因为越来越少美国人来读了。我最近才发现，四五十年前，像宇文所安这样的大才子来读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如今我许多好学生都去念了法学院、医学院，或者变成银行家。好几位美国学生对我说：孙教授，我真的好想读汉学，但是请你能保证我毕业后能当上教授，能找得到工作。问题是太难了，教授职位少之又少，例如，1970年代我刚毕业时，有五年都没有一个空位，常常一百个人面试竞争一个位置。另一方面，过去汉学在美国学术界是比较边缘的，现在完全不会了，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变得powerful之后，更多人开始钻研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中国研究的教授职位还是很少，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至今仍在感谢上苍。
“琳琅集·海外汉学家访谈”系列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统筹：刘炜茗 黄茜
题签：曹宝麟
本期采写：朱蓉婷 实习生曾嵘
海报设计：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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