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瞬息万变的现代信息社会，个人不再像传统社会一般“子承父业”，而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但过多的选择带来的不仅仅是自由，更可能是迷茫。
新一代的青少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与父辈相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古语有云：“预则立，不预则废。”人的一生当中会不断去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树立一定的目标并想方设法实现目标。
在不确定性高的社会中，人生目标对个体未来发展更显得至关重要。个人在不同阶段会为自己树立不同的目标。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从童年走向成年的过渡期，是思考未来和确立人生观的重要时期。
在青少年时期，人生目标逐渐形成，青少年通过实现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人生目标，努力过上理想生活。
青少年人生目标的确立和进行人生规划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高中时期，青少年既面临着学业的压力，也承受着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在家庭和学校共同的培养下，青少年内化了一定的惯习，而这套惯习对青少年未来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的个人，希望能摆脱长辈的束缚，如同成年人一般独立做出抉择；但由于知识和经验的缺乏，他们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因此，作为青少年惯习的重要培养场域，家庭和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因素青少年的未来取向会受包括年龄、性别和人格特征在内的个人特质影响。在年龄差异上，青少年对未来所提及的目标和担忧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有关职业和家庭领域的目标上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加，但在教育领域则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在年龄差异上，早期研究表明男性更多关注教育和工作，女性则更多关注和探索个人未来的婚姻和家庭。但随着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工作机会增加，许多研究发现性别对未来取向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张玲玲（2005）的研究印证了此前的结论。她指出，男女青少年在未来受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上均不存在差异，但大学女生更多提及与家庭有关目标、各个年龄阶段女性更多担忧家庭安康方面的问题，男青年更多提及与未来职业有关的目标。在人格特质的差异上，人格特质中的情绪性得分越低，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的得分越高，青少年职业领域未来取向的规划水平越高，评价越积极。
黄希庭和郑涌（2000）的实验证明，自我同一性状态对时间洞察力结构具有整合作用，高自我认同组个体有更大的现在广度、更积极的未来取向以及更强的时间整合。
第一，家庭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家庭所能获取资源的差异，提供了青少年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人际资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投入水平较低，对未来职业和个人婚姻、家庭发展的态度较为消极。
家庭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儿童青少年对自身发展条件和可获得资源的感知，从而影响未来取向，还通过影响父母教育方式和亲子互动间接影响个体的未来取向。
许多研究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以促进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投入。积极教养方式和未来取向的五阶段模型指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评价，并通过对自我评价阶段的影响进而作用于未来取向的动机、认知、行动阶段。
除了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来自父母的支持能正向预测青少年未来成就领域的规划和评价，以及对婚姻家庭的投入和评价。
通过亲子互动的过程，父母和子女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换，情感的交流，以达到相互了解，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父母对青少年规划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二，同伴因素。
个体进入青少年期后，和同伴相处较多，同伴群体成为个体主要的社会化单元。
同伴之间会通过信息交流来促进明确自身兴趣和发展的可能路径，从而促进青少年对未来发展的积极探索。同伴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有相似的目标和期望。高成就动机朋友群体对个人目标的建构有即时性的影响，但问题行为朋友越多，青少年对未来发展性任务的思考就越少。即，问题行为同伴对青少年未来个人目标的消极影响更大。
因此，同伴因素不仅可以预测青少年积极的亲社会行为和亲社会目标，也可以预测青少年的消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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