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岳
亚里士多德死后，被思想界冷落了七八百年，他的马其顿经历成为他的污点。流传下来的希腊罗马文献对他极尽讽刺，什么“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依赖强权者”等等。直到中世纪宗教家们为了用他的思想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才重新获得崇高地位。他的著作保存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后来被阿拉伯人获取翻译，又经过十字军东征带回了欧洲，推动了文艺复兴。
伊索克拉底受冷落时间更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他的自杀是天谴，是因为他与腓力合伙诱骗了希腊。他的墓园立柱顶部，树立着一尊以歌声惑人的海妖塞壬的雕像。直到近代重新讨论马其顿帝国传播希腊文化功绩时，他才得以被重新评价。
荀子身后的命运前面已经说了。再补充一段。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决意赴死前写的《仁学》痛骂荀子。他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不管表面上用什么意识形态，根本上就是荀学。“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乡愿工媚大盗。”梁启超骂得更狠，说荀子就是引法入儒、导致专制主义维持两千年的罪魁祸首。
然而，三十年后，不断“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决裂”的梁启超在去世前不久（1927年）为荀子翻了案。
荀子的头号“罪证”是“性恶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但梁启超千辛万苦为“伪”字找到了另一个解释：在战国时代，“伪”的古汉语原意不是指虚伪，而是指改变。（“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为之伪”）荀子并非认为“人性本恶，唯有专制”，而是认为“人性虽恶，但能够改变”。因此既要有严刑峻法以应对人性之恶，也要有仁义道德以培育人性之善，这就将其与孔孟之学统一起来了。
这三十年，梁启超看过了美国门罗主义、看过了一战、看过了国联破产；自己干过维新、干过共和、组过立宪党、搞过二次革命，最后回归学海。他看懂了中国，也看懂了自己。
终于，他为荀子改了这一个字。
近代史上重新评价荀子的，不仅是梁启超。章太炎把荀子尊为孔子之后的圣人；胡适认为荀学与同时代各学派皆有关系；郭沫若说荀子是杂家之祖；冯友兰评价荀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最后，毛主席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很欣赏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与“法后王”的历史观。
这几位思想家的命运，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每一种精神追求，都蕴含着巨大矛盾。在人类社会进程上，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终有一刻，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种绝对性低头，要敢于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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