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古代官制，人们最熟悉的往往是九品十八阶。然而在秦汉时期，却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品”的职官体系。
汉代的官制，可称为“爵—秩体制”。爵，是爵位；秩，是禄秩，是“秩序”的“秩”。它最大的特点，是权力待遇跟着职位走。
我先来说“秩”。说起官职的等级，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九品。比如一品大员最大、九品芝麻官最小。但是，在汉代还没有九品，人们靠禄秩来排列等级，不同官职有不同的秩级。
以东汉为例。东汉级别最高的是太傅，属于上公。其次是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也就是宰相，秩级是公。往下是中央的九卿，秩级是中二千石。再下一级是地方的郡太守，秩级二千石。接下来，秩级还有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等等。“石”本来是谷物的容量单位，在汉代，却成为了衡量官职高低的尺度。
秩级是一种职位等级，它只跟具体的官职有关，跟官员本身的级别无关。对于汉代官员来说，不仅是权力，而且薪俸、资历都与秩级挂钩，与我们今天的情况非常像。
在汉代，薪俸随职位不随品位。一个官员有了秩级，才发薪俸。如果这名官员辞职、罢官、退休，甚至因病丧去官，只要不是官了，就没有秩级了，也没有薪俸了。尤其是官员致士，按规定并没有退休金，除非是皇帝特赐。
比如西汉宣帝的丞相韦贤，据《汉书·韦贤传》：
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罢归，加赐第一区。
韦贤贵为丞相，致士后却没有俸禄，只有皇帝一次性赏赐的黄金100斤和住宅一区。
韦贤是堂堂宰相，退休时却没有退休金
相比而言，东汉章帝的太尉邓彪，致士后的待遇要好得多。据《后汉书·邓彪传》：
视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赐策罢，赠钱三十万，在所以二千石奉终其身。
邓彪不仅获得了30万钱的赏赐，而且能够按照秩级二千石（也就是郡太守的标准），领取“退休金”，直至去世。
但这样的待遇是经过皇帝特批的，并没有相关的制度规定。
除了薪俸，官员的级别也是随职位不随品位。而且如果中途离职了，重新步入仕途后，一切又要重头开始，完全不管你以前当过多大官。
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曾被汉武帝征为郎，秩级为比六百石以下。因为出使西南夷，司马相如好不容易升任比二千石的中郎将，再升一级就跟郡太守平起平坐了。可惜，他后来因为受贿被免官，一年后复官时又要从郎官做起了。
司马相如
东汉的鲜于璜就更惨了。他在做到六百石的县令时，因为父亲去世奔丧，只好辞职。后来再做官，要从百石的州治中做起，一下降了8级。
汉代还有一种很有特色的制度，叫郎官制。国家为了储备人才，征拜一些人到朝中担任郎官。郎官虽然是人才储备，但本身有秩级，因此也有薪俸，是一种“候选官”。
不过，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作为一个职位，有级别、有工资，就一定有具体要承担的事务。郎官的薪俸也不是白拿的，他们要到宫里为皇帝站岗，或者为朝廷出谋划策。
像汉末著名的军阀董卓，早年就曾担任羽林郎，给皇帝做侍从。曹操也做过议郎，还专门上书，给汉灵帝提意见。
以上就是汉代禄秩的主要特点。
在这个体系里，权力、俸禄、资历甚至候选资格，都只和职位有关。人的身份不重要，官虽有高低，人却不分贵贱。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官和吏不一样。在古典小说和今天的古装电视剧里，清代的师爷和衙役形象极差。这些吏贪得无厌，老百姓讨厌，官员也不待见。而且，只要做了吏，那就不能做官。
但在秦汉时代，官员入仕都要从吏做起，哪怕是宰相也不例外。比如《三国演义》里巧使连环计的司徒王允，历史上真实的王允也是从吏做起的。
王允贵为宰相，也是从吏做起的
那么，汉代为什么如此重视职位呢？这是因为，禄秩来自周代的稍食。周代是爵本位的时代，拥有爵位，就是贵族。贵族有自己的封地或采邑，通过经营封地和采邑，来获得粮食和经济收入。
平民就不行了，他们只能做胥吏，给贵族打工，贵族发给他们口粮和衣服，也就是稍食。稍食的多少，依照具体承担的工作和绩效考核结果而定。久而久之，口粮的数量有了三六九等，也就成了一种等级。到了秦汉时期，稍食成了禄秩，应用到整个职官体系中，“若干石”的秩级成为衡量职位等级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汉代重视职位，并不是讲究人人平等，不搞身份特权；而是因为在皇帝眼里，所有的官员都是“吏”。就算是宰相，本质上与百石小吏并无不同。
军功爵：拥有特权的准贵族
说完了“秩”，我现在来说“爵”。
与周代的爵不同，汉代的爵叫“军功爵”。顾名思义，就是要立军功才能封爵。这就打破了周代爵位由贵族世袭垄断的传统。商鞅在秦国变法，正式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而采取了军功爵制度，因为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因此又叫二十等爵。只要平民立功，就可以根据贡献大小来获得爵位。
禄秩体系下的官制是一种职位性制度，而禄秩之外的军功爵属于品位性制度。它代表一种身份，众多待遇和特权都与爵级挂钩。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法律上，做官的人不能赎罪减刑，但是有爵位的人可以。早在战国时代的秦国，犯同样的罪，爵位高的人所受的惩罚，就要比爵位低的人轻。
汉代也继承了这个传统，爵位甚至可以直接抵罪。汉武帝时，刘备的祖先陆成侯刘贞，因为宗庙祭祀时，所献的黄金成色不佳，丢掉了爵位。汉桓帝时，外戚梁冀遭到清算，太尉胡广受到牵连。胡广本来被判处仅次于死刑的刑罚，但因为他是侯爵，所以就用爵抵罪，改免为庶人了。
除了法律特权，经济特权也附着在爵位上。最直接的就是免役权。二十等爵的第4级叫“不更”，这个词本身就是不用服役的意思。汉高帝刘邦还规定，从第7级爵七大夫开始，不仅有爵者免役，连他的家人也不用服徭役了。
不过，汉代官员也不是一点特权都没有。在秦代和汉初，就算是丞相的儿子，也得按照规定戍边服役。不过汉初的丞相都封侯，所以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到了汉惠帝时，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和家庭也开始免除徭役，但是依然要交税。和后代相比，汉代官员的经济特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经济特权，附着在爵位上的待遇，也远远高于官职。封爵有封户，从而就有经济收入。汉宣帝时位列九卿的张延寿，受封的食邑达1万多户，一年收入200万钱，是他自己俸禄的40倍。
汉代的特权，绝大多数附加在爵位上呢？前面讲了，汉代的皇帝把官员都看作吏。但是有封爵的人却不一样，由于周代只有贵族才有爵位，所以到了汉代，人们仍然把有爵位的人当作“准贵族”看待。比如做过吏的人可以封爵，但是有爵位的人绝不能当吏。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爵位的等级，不能兑换成官员的秩级。也就是说，爵多高，和官多大没关系。在社会上，起到身份标识作用的，仍然不是官，而是爵。爵可以通过立军功来获得，这就成了一种国家激励政策。国家通过授爵，确定了人的等级，同时鼓励人们立功，从而塑造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朝位：涵盖所有职位品位的“大排队”
总的来说，汉代的“爵—秩体制”还比较原始，它最大的问题是爵和秩各成体系，中间缺乏对应的环节。把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长放在一起，因为秩级不同，人们很容易区分出谁高谁低。可是爵位没有秩级；许多武将被封为将军，这些将军号也没有秩级。
区分诸葛亮和魏延等级，需要用朝位
比如后来沿用汉制的蜀汉政权，诸葛亮是丞相，秩级是公；受封武乡侯，爵级是乡侯。魏延是征西大将军，没有秩级；受封南郑侯，爵级是县侯。如果给他俩排队，用秩级显然不行，因为魏延的将军号没有秩级；用爵级也不行，因为诸葛亮的乡侯比魏延的县侯低，但诸葛亮显然比魏延的权力大、位子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制里又出现了朝位，人为规定不同体系的官职、爵位、将军号，谁排在前、谁排在后。通过这个大排队，职位和品位被纳入同一个框架中。这样，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变，朝位最终变成了九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