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北京地名史中，曾有三次较大规模地对北京地名进行批量的修改，第一次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时间大约从1918年底至1924年。当时的政府机关认为北京大小街巷、胡同名称不雅，命令文人学士对“俗俚不堪者”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次改名主要是对胡同名称进行“音转”的修改，如“屎克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猪尾巴胡同”改为“朱苇箔胡同”、“鱼眼胡同”改为“鱼雁胡同”；
朱苇箔胡同
也有“意转”的修改，如“户部街”改为“公安街”、“赶面胡同”改为“廉让胡同”、“门道庙胡同”改为“民声胡同”；还有的将“音转”和“意转”结合修改，如“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扬威胡同”等等。此次改名共涉及内外城十一区及北郊街巷共82处。
高义伯胡同
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人民政府整顿地名。这次整顿主要针对市区内的地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对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意义深刻的、词语优美的均予以保留，如东长安街、赵登禹路、百花深处等等；其次是对众多小地名进行了合并，如将宣武区的天汇夹道、十八寓、小眼镜、任家头和补陈市合并改称铺陈市胡同，将葱厂、四眼井合并为思源胡同等等；
铺陈市胡同
再次是对原不带后缀的地名加后缀，如将前泥洼改为前泥洼胡同、真如镜改为真如镜胡同；更多的则是将原来的地名进行音转或意转的修改，如将李阁老胡同改为力学胡同、贤孝牌改为先晓胡同、马市大街改为西四东大街等等。
西四东大街
此次修改地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将寺、观、庙、宫、庵、殿等宗教色彩的用字全部去除，如灵佑宫改为灵佑胡同，青塔寺改为青塔胡同，五道庙改为五道街等等；
东冠英胡同
也有作谐音转变的，如东观音寺胡同改为东冠英胡同，玉佛寺改为玉芙胡同，灵官庙胡同改为灵光胡同，更有彻底抛弃原名的，如显灵宫改为鲜明胡同、旃(zhān)檀寺西大街改为爱民街等等。从现在来看，这次改名是非常成功的，直至今日北京市尤其是市区内的大部分地名都是在此次整顿后保留下来的。
爱民街
第三次就是在文革之中，1967年文革初期。当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整个社会中掀起了“革命”的风云，北京的地名也因此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据1969年版北京市区交通图记载，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正式改名涉及街道62处，公园及体育场5处，至于地方革委会改名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文革中修改的地名对照表
这次改名中北京的街道、胡同大多被加上“红”字，北京地名淹没在“红海洋”之中。如西四北大街改为“红旗路”，骡马市大街改为“红卫路”，枣子胡同改为“红强胡同”等等；
文革中东杨威路改名反修路
也有的被冠以“东”字，如长安街改称“东方红大道”，东直路改称“东风路”，酒仙桥路改称“东红路”等等；还有很多是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如西什库大街改称“集体化街”，地安门内、外大街改称“总路线路”，南下洼子胡同改称“学毛著胡同”等等。
文革中东交民巷改名反帝路
从现在来看，这次改名最为失败，除五四大街、霞光街、晨光街、新文化街和增光路等以外全部于文革后改回原名或更为新名。
新文化街中的北京市鲁迅中学（原址为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院）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万物都要经过出现、兴起、繁盛、消退、衰亡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和存在都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同样，地名也不例外。地名的出现来源于生活，是依靠定居在这里的人自发地命名，它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更改的。当然，地名本身也要有其自身的优点，比如通俗好记、指代清晰、易读上口等等。
光彩胡同
如果有的地名名字粗俗难听、语义不雅，自然不会存在长久，如屎壳郎胡同就被改为时刻亮胡同，棺材胡同改为光彩胡同等等，后来也没有改回原名；还有些地名内容陈旧，指代早已过时失效，如昂邦章京（清代官职名称）胡同改为案板章胡同，关帝庙（供奉关公的庙宇）改为勤劳胡同等等；也有些地名拗口或给人印象不深刻，也会被改为好读、好记的新地名，如户部拉口改为虎背口、倒钞胡同改为宝钞胡同等等。
宝钞胡同
这些依靠自然规律而改变的地名一般不会出现反弹，而如果对地名作硬性修改的话，则不会存在长久。例如文革中就曾将原来的地名彻底摒弃，出现过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红日路头条至十七条、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等等，都遭到普遍的反对，改名以恢复原名而告终。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希望北京的地名越改越好！
1968年的北京市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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