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京剧经典剧目中，1959年由北京京剧团创作的《赵氏孤儿》无疑是一部最具有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剧目。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成公八年关于韩厥的一段记述，核心是韩厥对晋侯说的与“继绝世”伦理诉求有关的话，大意是说，如果好人没有好报，谁还会去做好人呢？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在记载赵盾家族命运时，对这段史料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先是给赵盾设置了仇家屠岸贾，这就使主人公有了一个矛盾的对立面；又设置了“搜孤救孤”的故事，添置了所谓的核心事件。
正是“搜孤救孤”这个极具戏剧张力的事件，作为该剧的冲突核心，贯穿了戏剧人物的行动线，也直接导致了人物命运的逆转，使得赵氏孤儿这样平平的历史事件，真正成为了可歌可泣的戏剧事件，完成了从历史一般记叙到戏剧化的完美转变。为后来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徐元的明传奇《八义记》，奠定坚实的戏剧基础，成为适于搬演的场上文学，流传至今。
《赵氏孤儿》的各种版本之间既有传承渊源，又各有不同，特别是在强调核心价值上各有侧重点。司马迁的《史记》强调“诚信”，突出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价值观“诚信大于生命”，程婴的最后结局是自刎而死，被人称为“节士”。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强调“诚信”的基础上，把人物价值观的重点又放在了“信”、“忠”、“义”上，融入在价值观与情感、命运的冲突主线中。特别是其中的两个情节：程婴献的是亲生子和屠岸贾命令程婴拷打公孙杵臼，更是凸显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
明传奇《八义记》剧情引人入胜，人物更加丰富，表演性和舞台性也均有超越，着重凸显了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八位义士。它以表现戏剧人物为主，戏剧结构更加趋于细致，故事情节越加曲折。《八义记》的问世，对赵氏孤儿故事的传承以及后人的续编起了重大作用，京剧以及地方剧种搬演的《搜孤救孤》、《闹朝扑犬》等均渊源于此。
在现代搬演赵氏孤儿的戏剧中，京剧《赵氏孤儿》的影响力无疑是最深厚广泛和成功的。被誉为“天下第一团”的北京京剧团，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节点，决定创作一出能够让众多著名流派艺术家同台合作演出的大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马、谭、张、裘各自的艺术成果，在这部戏中都有上乘的体现，都留下了至今受观众喜爱的具有鲜明流派特点的著名唱腔。
首先，它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和京剧传统剧目《搜孤救孤》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人物和戏剧性情节。包括祖麑撞槐、韩厥自刎、卜凤赴死、魏绛打婴、庄姬遇孤，都坚实地构筑了各条戏剧矛盾主线。
其次，它采用了传统京剧典型的大团圆结尾特征，面对赵氏孤儿大报仇的结局，曲终人散，老程婴并未自杀报义，而是仰天大笑，满足了观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式的心理期待和戏剧审美需求，别有一番风味。既不妨碍京剧《赵氏孤儿》的悲剧意义，也符合京剧艺术表演规律和审美原则，兼顾了场上剧作的可演性和案头剧本的可看性，相辅相成。
再次，京剧《赵氏孤儿》的情节内容更为集中清晰，较之京剧传统剧目《搜孤救孤》更加完整丰富。单就众多的戏剧人物，在京剧剧目中就不多见。但是，这些人物在剧中不论戏份多少，都能给演员创作极大的表演空间，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通过全剧悲壮的基调，环环紧扣，惊心动魄，展示出一种悲剧的崇高美。
《赵氏孤儿》的成功，取决于其编导遵循了京剧是“角儿”的艺术规律“为演员量身定做”，取决于其创作建立在成熟的有传承渊源的戏剧故事和人物乃至表演艺术基础之上，毫不夸张地说，是站在高原向高峰迈进，是经历了艺术家和观众在传统中反复选择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经典。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经典悲剧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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