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冠生
今天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07周年。理想国去年出版《探寻一个好社会》一书，以一段段尘封的书话重述先生的一生，其中一节讲述潘光旦与费孝通的师生情，令人莞尔，令人动容。
一九四六年，潘光旦为费孝通《民主·宪法·人权》一书写序，批评当时教育部的小学公民课本“全是一大堆大人的现成结论，教小孩子生吞活剥，结果不是喉头哽咽，定是肠子打结，最起码的也不免长期便秘，下气不通”。又说：“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本书）可以当作一册公民读本来读……此册一出，而一切公民课本与公民教科书可废。”
从师徒二人的言谈交往，可见他们的终极关怀，是建造一间“好房子”——这里的“房子”，是指人类社会的整体生存和发展环境，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的无穷空间。
潘光旦三评费孝通
文：张冠生
选自《探寻一个好社会》
“师从先生近四十年，比邻而居者近二十年。同遭贬批后，更日夕相处、出入相随、执疑问难、说古论今者近十年。”——《逝者如斯》一书中，费先生如此描述他和恩师潘光旦先生的师徒关系。
晚年费先生忆师念友的文字不算少，用心看，各有动人处。其中最为鲜活生动、读文如见其人的，当属写潘先生的文字。透彻的了解，入骨的理解，深厚的情感，沉潜的寄托，流动在字里行间。
潘、费之间，这种了解、理解、情感和寄托，是相互的。费先生的文字表达集中在晚年，潘先生则在1948年之前已有数次表达，见于其为费先生的著述所写序文中。
较早一次，写于1943年春，在昆明。
费先生和另九位教授一同由昆明往大理讲学。十人中，无一不喜欢游历。讲学之余，他们访察史料古迹，荡舟洱海，夜宿船舱，其中五人还登顶鸡足山，留宿祝圣寺，一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逢凶化吉，故事多多。费先生笔述其本末，写了《鸡足朝山记》，邀潘先生写序。潘先生序文开笔就说：
“三十二年二月，借了讲学的机会到大理的一行有十人：燕树棠召庭，蔡维藩文侯，曾昭抡叔伟，孙福熙春台，罗常培莘田，张印堂，张文渊，陶云逵，费孝通和我。”
潘先生风趣，依志趣、习惯、喜好程度不同，把十人分作“三派”。“第一派最持重”，惰性大，希望山水送上门来，不愿显得自己去求；“第二派甘心迁就”，但要附带做点学问，采风问俗，搜得史料；“第三派最莫名其妙”，好像是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风度，似乎无可无不可。
十人而三派，潘先生把自己和费先生划在第三派，且奉费先生为“第三派的正宗”。潘先生说：“在各种游览的方式中，最合他胃口的，我相信是‘卧游’。我又相信，如果没有人和他同行，他可以百里半于一十，或至多二三十，可以随时打回头，可以‘乘兴而往，兴尽而归’，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有了，到不到也是不关宏旨。在事实上，一路晓行夜宿，‘先天下之睡而睡，后天下之起而起’的也总是他。”
知费先生者，潘先生也。费先生因《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而名气大，论者自多。能如潘先生这般直入关节者，少而又少。
知潘先生者，费先生也。《鸡足朝山记》中有一节，写师徒二人船上一刻，文字如下：
“满天星斗，没有月。虽未喝酒，却多少已有了一些醉意。潘公抽烟言志，说他平生没有其他抱负，只想买一艘船，带着他所爱的书放游太湖，随到随宿，逢景玩景，船里可以容得下两三便榻，有友人来便在湖心月下，作终宵谈。新鲜的鱼，到处都很便宜。我静静地听着，总觉自己太俗，没有想过归隐之道。”
所谓“俗”，是费先生入世心切的另一说法，潘先生何尝不知？他太清楚，费先生在人类学界所归属的功能派是讲究实际效用的。故，在序文里，他点明了《鸡足朝山记》“是借题发挥，他正复别有它用。在他，游览山水是名，而抒展性灵是实”。这话把费先生的寄托说了个透。《鸡足朝山记》文字不算长，时现隐喻，密度之高，在其一生文章中实不多见。
1946年，潘先生先后为费先生的两部著述写序。
是年8月，费先生在生活书店出版《民主·宪法·人权》，潘先生认为该书所述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政治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
为求通俗，费先生的书稿采取了对话和讲故事的方式，分作八个篇目。
一、人民·政党·民主
二、言论·自由·信用
三、协商·争执·智慧
四、宪章·历史·教训
五、波茨坦·磨坊·宪法
六、人权·逮捕·提审
七、特务·暴力·法律
八、住宅·警管·送灶
潘先生看到费先生的书稿，想必有真正的先睹为快之快意。此前，他对自家女儿必读必考的高小公民课本之不中用正窝了一肚子气。
当时，其三女正准备考试，教本是教育部审定的高级小学公民课本第四册。
在潘先生眼里，课本上的十二课是十二篇八股文，却没有八股文的起承转合技巧和抑扬顿挫声调，是“一大串大人都嚼不动的东西”，连标题都是“国体和政体”、“民法和民事诉讼程序”之类。教本如此，让十一二岁的孩子去读，怎么能懂？而自己的女儿正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厚道的潘先生说：
“公民教科书中全是一大堆大人的现成结论，教小孩子生吞活剥，结果不是喉头哽咽，定是肠子打结，最起码的也不免长期便秘，下气不通。”
潘先生更气的是，教本里的东西“如果理论上经得起盘驳，事实上找得到确据，生活经验里有事物随时可供印证，倒也罢了”，偏偏连这一点也不够数，身为教育家的潘先生怎能不动气？
费先生的文章，说的是与学校教本同一个话题，却能“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具，趣味盎然”，若能推广开去，当大大有益于世道人心，潘先生自然要好好表彰一番：
“八篇合起来，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可以当作一册公民读本来读。高小的学生可以读，中学生、大学生都应当读，身为民主国家官吏而多少被妄自尊大的心理所驱策的许多朋友更不可不读。此册一出，而一切公民课本与公民教科书可废，特别是那些所谓‘国定’的教本。”
指名道姓，判“国定”教本的死刑。潘先生踏踏实实出了一口恶气。
1946年秋冬之际，潘先生为费先生《生育制度》一书作序。
《生育制度》是费先生在自己一生全部著述中打分最高的一本，源起于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的一门同名课程。
潘先生写序时，这门课已开了六七年之久。其讲稿经不断修正、补充，渐趋专著水准。费先生将其整理成一部书稿，刚及半程，发生“李闻事件”，费先生也被列入暗杀名单。美国领事馆设法救出潘、费等民主教授后，费先生经南京回到苏州乡下，继续整理讲稿。三个月后，虽可完稿，费先生却因“不能畅所欲言”而打算搁置书稿。此时，潘先生有劝进之言：
“人生几见玉无瑕，何况瑕之所在是很有几分主观的呢？又何况此瑕不比彼瑕，前途是尽有补正的机会呢？”
此话有理，费先生听进去了。同意交付出版，但请潘先生作序。
这回像是轮到了潘先生借题发挥。为作更好发挥，潘先生为序言确定了题目：“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
这个题目本身即含有明确信息—它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同时用作费先生著述的序文。
潘先生首先点明，费先生书名为《生育制度》，实际讨论的是《家庭制度》。说到家庭，潘先生曾在民国十六年出版过《中国之家庭问题》，故，为《生育制度》写序，他是绝对内行，且有深厚积累，更具独家眼光。
潘先生对比说，自己注意的是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取政策角度，属于社会理想，费先生注意的是制度本身，取学术角度，属于社会思想；自己提出的是住上好房子的愿望，也提出了好房子的图样，费先生提出的是从居住需求到建筑完工全程中的相关问题，既要造好房子，又要知道怎样确保造好房子。
从潘、费师徒二人的终极关怀看，这里说的“房子”，实际指人类社会的整体生存和发展环境，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的无穷空间。
潘先生说：“两者相较，无疑的他的尝试要比我的更为基本，更为脚踏实地。也无疑的，他这一番工作应该先做，我的则失诸过早。”
既如此，对“更为基本”的研究提出更高的标准，便在情理之中。潘先生由此进入“派与汇”的话题，并从费先生所属的功能学派说起。他把犀利的目光放进优容的叙述，温良敦厚而不失明察。
不同学派中，后起的学派有条件综合各派优长，由派而汇，推陈出新。人类学界的功能学派就是如此起家，得享盛誉。不过，它又可能因为独步一时而自信过头，薄弱了持续的汇聚能力。这一点，潘先生在费先生书稿中或有觉察。
潘先生说：“希望孝通和其他用功能论的眼光开研究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朋友们要注意提防……‘我执’心理，特别是此种心理养成的‘一切我自家来’的倾向。功能论既已很有汇的趣味……它所称自家之家，门户自不致太狭，派头自不致太小，事实上它和别人所已发生的‘通家之好’已经是很显著；但大门墙可以出小气派，表面的通好可能是实际的敷衍，还是不能不在提防的。例如即就孝通所论列的生育制度而言，功能论者是充分地承认到所谓种族绵延的生物需要的，这表示和生物学已经有了通家之好，但舍此而外，一切构成生育制度的材料与力量，一切其他的条件，好像全是社会自家的了，文化自家的了。这是事实么？我以为不是。”
显然，潘先生的视点更高一筹。在一个总体学术格局里，看出了功能学派在人类学界的拓展趋势，也看出其边界所在。眼前的《生育制度》便是个样本。他似乎不太担心费先生有摸象之盲，书稿作者“大体上并没有表示一切都要自家来”，但序文作者不能因此不作提示。
潘先生也是学界中人，太知道学者的一般心理。他说：“学者总希望自成一家言，自成一家当然比人云亦云、东拉西扯、随缘拼凑、一无主张……高出不知多少筹，但如求之太急，则一切自家来的结果或不免把最后通达之门堵上。孝通在本书里有若干处是有些微嫌疑的。”
无疑棒喝。潘先生看得清楚，也下得了手，“喝”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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