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粟裕大将在临终前，妻子楚青紧紧地攥着他的手，心疼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我抓紧帮你办。”
此时，粟裕将军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着桌子上的一本书，一个劲儿地摇头。楚青见状，拿过那本书翻开，随后，她便看到了书里面夹着的一张照片，当即便明白了粟裕的意思。
楚青弯下身子，低头在粟裕耳边安慰道：“我知道，他是你的爱将，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一定会查清楚他的死因，你放心。”
粟裕点了点头，一滴泪这才落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粟裕还在对当年老部下的死亡耿耿于怀。这位老部下就是陶勇将军。
生前，粟裕曾多次提及陶勇，并遗憾表示：“我这一生中，有一大憾事，就是没能在我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的真相查清楚。”
实际上，除了粟裕将军外，还有人一直牵挂着陶勇被害一案的真相。陈毅元帅当年在得知陶勇去世的消息后，悲痛表示：“就算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1971年，周总理也曾提起过陶勇，“陶勇同志是一位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被害死了，实在是可惜。”
1972年，陈毅元帅在临终前还不忘请求周总理查明真相：“总理，我心里一直有件事放不下，陶勇同志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答案。我的意见从来没变过，就算砍了我的脑袋，我也绝不相信他会自杀啊。”
再次听陈毅提到陶勇的名字，周总理心里也感到十分难过，但他只能强装镇定，安慰陈毅放宽心。
陶勇将军的死因究竟是什么？为何能让这些元帅、将军和总理都念念不忘呢？陶勇死后，他的家人怎么样了呢？孩子们生活得如何呢？
陶勇原名张道庸，1913年出生于安徽霍邱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年幼丧父，为了谋生，他7岁起就开始给人放牛补贴家用。
1929年，张道庸到了河南参加了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人生。1931年，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此后几年间，他跟随红军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道庸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以其名字里的“道庸”二字的读音，取谐音“陶勇”，从此，他便以陶勇为名东征西战。
多年来的战争生活让陶勇一直没有成家，直到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朱岚的女战士。
1941年4月的一天，陶勇正骑着摩托车向三旅九团所在的驻地沙家庄驶去。当时，九团刚刚编进三旅没有多久，作为三旅旅长，陶勇因一直忙于战斗指挥，没有什么机会跟九团的战士们多接触。这次，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时间，他想趁着这个机会多接触了解一下九团的战士们。
正当他骑车距离沙家庄越来越近时，突然被传来的操练声和唱歌声吸引住了。他不由得放慢车速，观察起战士们的操练来。
这时，九团团长廖金昌等人看到他骑着摩托的身影后，当即热情地迎了过来，陶勇见状，也停下摩托，跟大家一一问好打招呼。
伴着阵阵歌声，陶勇在众人的簇拥下向驻地走去。当他们路过一间草房时，里面唱歌的声音越发清晰起来，一旁的同志跟陶勇说道：“这些是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他们正在练习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在学唱。”
“既然这样，我们不要离得太近，免得打扰到他们。”陶勇压低声音说道。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突然队列里面走出了一个女兵，她先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昂首挺胸，唱起了《新四军军歌》。陶勇被她铿锵有力的歌声吸引了，他不由地问道：“现在这个唱歌的女兵叫什么名字？”
“朱岚，她是我们文工团里有名的活跃分子，旅长，你现在要不要见见文工团的同志们？”
“不用了，不要打扰她们，让她们继续唱吧。”虽然没有正式与朱岚见面，但陶勇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后来，只要有机会，陶勇便往九团来。渐渐地，大家都看出了陶勇的心思，九团的团长等领导干部们开始热心地当起了红娘，希望能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在众人的努力撮合下，陶勇和朱岚通过直接见面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朱岚原名龚敬，191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的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其父亲也是支持抗日、拥护革命的进步人士。
一天，日伪军冲进她家绑了她父亲和弟弟，面对敌人的酷刑，父子俩大义凌然，不肯低头，就这样牺牲在了敌人的尖刀下。而朱岚怀着家国仇恨，暂时放弃了学业，毅然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
朱岚的遭遇令陶勇深受感动和震撼，他既同情于朱岚的遭遇，又为她坚强的精神所折服。就这样，两人渐渐地走在了一起。陶勇为人豪爽、正直刚正，但做事又很细心实在，这些都让朱岚更加心动。
然而，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人并没有更多能够花前月下的机会，在日伪军的扫荡下，她们一起经受战争带来的生死考验，互相帮助、进步。终于，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
1941年7月，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简单又热闹的婚礼。此后几十年间，他们相互扶持，走过了20多个春秋。
新中国成立后，陶勇继续在军中担任起了很多重要的职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在他的领导下，海军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深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认可。
然而，原本一切如常的话，陶勇在将来一定能够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但谁都没想到，意外来得太快了。
1967年1月21日上午，廖政国和两名记者来到了陶勇的办公室，陶勇见到记者后，真诚地对他们说：“有一些运动中的问题，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在得知情况后能够做出进一步反应。”
记者回答道：“请您具体说一说。”
陶勇将自己在运动中看到的问题毫不隐瞒地说了出来，他说：
“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在做好记录后，便向陶勇告辞，随后，陶勇便和老战友廖政国继续聊了起来。
中午12时40分左右，陶勇手拿皮包向招待所走去，跟以前一样，陶勇午后经常在这里休息。然而，这一天，陶勇躺了一会儿后，便感觉头皮不舒服，他便起身找理发师给自己理发。
下午2时许，陶勇到了一旁的花园里去散步，并交代招待所所长去找理发师给自己理发。过了一会儿后，招待所所长跟理发师一起来到花园，但却怎么也看不到陶勇。
这时，所长走到一口井面前，朝里面望了望，突然绝望大喊：“有人跳井了。”
所长的声音吸引了不少人过来，这口井不深，井口也只能容纳一人进出，众人往下一看，里面的人低着头，只能看到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这时，一位士兵俯下身体用力一拉，井里的人才露出脸来，人们一看，居然是陶勇。
所长见状，立刻跑去打电话叫医生。然而，医生赶到后，先将陶勇合力抬进了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展开急救。
医生在抢救的时候发现，陶勇身上的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他衣服口袋里的一份文件也只是边上有点湿，可见，他落井的时间不长。但是，既然如此，为何所有的抢救手段都对他不起作用，他失去意识后再也没有能清醒过来。
不久后，陶勇被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作了了结。
陶勇的事情传出后，党内许多人都不信，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陶勇自杀”后，愤怒质问时任东海舰队的副司令饶守坤说：“老饶，你说说，你跟陶勇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他有什么罪？”
饶守坤回答说：“是啊，他有什么罪呢？”
许世友一听更加火冒三丈起来，他怒骂道：“屁话，陶勇有什么罪？等老子查清楚是谁杀了他，我非得一枪崩了他。”
陶勇去世后，朱岚和孩子们的日子也过得更加艰难起来。但生活的磨难并没能打倒朱岚，她坚强地四处奔走，发誓要替丈夫讨个公道。朱岚四处为陶勇申诉，写的材料都送不到党中央去。很多同志劝她先离开上海避一避，许世友甚至专门派了车来接她，但朱岚却表示：“我一定要把他的问题搞明白。”
不幸的是，朱岚还没有搞清楚丈夫的事，她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留给孩子们的信中，她依然坚信自己和陶勇是清白的：
“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你们要相信妈妈决不是反革命、特务，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你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遗憾的是，陶勇夫妇的案情，直到现在也没能查清楚……
1967年1月21日，陶勇在上海逝世，同年9月，妻子朱岚也去世了，夫妻俩去世后，只留下了三个孩子在世间无依无靠，四处流浪……
一天，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的肖永银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他在无锡的老战友尤太忠。尤太忠在电话里盛情邀请他来无锡度假，他说道：“老肖，最近过得怎么样，身体还好吧，什么时候就来我们无锡转一转吧，无锡是一座很美的城市。”
肖永银因为工作繁忙，本想拒绝老战友的邀请。但他突然想到，老首长许世友现在正在无锡，尤太忠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才想让我去无锡的。于是，肖永银回答道：“好啊，正好我最近也没什么事，你等着我去无锡啊。”
就这样，肖永银在简单安排完工作后，便来到了无锡。刚到无锡还来不及参观，他便被急急忙忙赶来的尤太忠接走了，尤太忠一边接他，一边说道：“快走快走，许司令找你有点事情。”
肖永银见尤太忠一脸焦急的模样，以为是有什么要紧事，他急忙问道：“什么事啊，许司令找我有什么事，你先悄悄跟我说说。”
尤太忠却卖起了关子，一脸神秘地说道：“你跟我去了不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吗？”
肖永银见尤太忠怎么也不肯说，他便放弃了追问到底的心，老老实实跟着尤太忠来到了许世友司令员的住处。
许世友一见肖永银，便不由得又开始跟他交代起部队的事情来，他说：“你一定要把部队给抓稳，知道吗？”
肖永银郑重承诺道：“是，我知道，司令。”
听到肖永银的承诺，许世友连日来紧皱的眉头终于有所松懈下来。不过，肖永银有预感，许司令叫自己来一定还有其他事，不然不会费这么大劲叫自己过来说一些平时说的话。但肖永银想了半天，也始终不知道许司令要交代自己什么事。他便默默地站在一边不说话。
许久之后，许世友像跟老战友闲聊一般，试探性地问他：“永银，我听说陶勇夫妇俩去世后，家里的孩子们便成了孤儿四处流浪，你说说，这该怎么办哪？要不要把孩子们都收容起来呀。”
陶勇和许世友也是曾经的战友，他跟朱岚的关系也很好。如今，他们二人去世，留下了孩子在外流浪，许世友得知情况后感到十分痛心。他又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于是，便想到了肖永银。
许世友的话音刚落，一旁的尤太忠和肖永银默契地对视了一眼，他们终于明白了许司令这次叫自己过来的意图了。思考了一会儿后，尤太忠率先开口：“许司令，我看先把孩子们收留起来，然后再把他们都送到南京去，到了南京就交给老肖负责了，听他的安排如何？”
肖永银也点点头同意了尤太忠的建议。
许世友一看，这才松了口气，他高兴地说道：“行，就这样办。永银，你一定要上点心，不能让我失望哪。”
肖永银回答道：“司令，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后来，肖永银告别许世友和尤太忠回到南京后，没过多久，陶勇的三个孩子便来到了南京。连日的流浪生活让三个孩子受尽苦楚，他们一个比一个瘦，穿的衣服也都破破烂烂的。三个孩子里，年纪最小的才13岁，但从外表来看，他却像个七八岁的样子。
肖永银一见三个孩子的模样，当即便红了眼，他抱着孩子们，哽咽地说道：“孩子们，让你们受苦了，肖叔叔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你们还是只能靠自己，当兵吧，当兵怎么样？”
孩子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同意了。
渐渐地，肖永银收留这几个孩子们的事情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少干部都开始把孩子们送到他这里来。肖永银也不好意思全部拒绝，他交代底下的工作人员：“凡是军队和地方上送来的干部子弟，只要是男孩子就先都收到部队上。”
就这样，肖永银的装甲兵营房里莫名多了不少孩子，随着“娃娃兵”数量越来越多，一些干部们便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周总理。只不过，还没等到周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肖永银便主动向周总理打去了报告，将自己收留“娃娃兵”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周总理看过报告后，思考了良久，并批准了他的做法。从此，也没有人再拿这件事找过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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