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石磨》，里面提到一个人人，就是逝者汪姓老太太的大儿子，石匠老汪。没表明他的名字，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死者为大，提了委实觉得是对他不尊。
汪家在程家墩是独姓。听父亲说他的上辈和我家上辈以前都住在江外那个叫沙包的地方，两家是邻居。五四年破大圩后一起搬到程家墩，我们仍是邻居，没有亲戚和家里人的那种关系，但我还是依照村里叫人的习俗喊他大爷（大叔），他比我大二十来岁。和我叔叔，老丈人都同龄。
我记事后见到的他无论出门还是在家里总是装扮得讲究，很干净。头发朝左边梳着，尽管没摸上发油，因为发质好，倒是一天到晚都显得很敞亮。有人戏言：苍蝇上去会滑断了腿。他的穿着也与村里的男人不一样：夏天白褂子蓝裤子，冬天灰上衣黑裤子。在那个年头有这样的打扮就不是个下地干活的人，像坐办公室的。
他确实不是个下地干活的人，是个石匠，我们小时候叫“端（方言读音）磨子”的。
那时候没有电，没有机器，很多食物，肥料（菜饼）还是要靠原始的石器来完成的。就像机器需要维修工一样，这些常年累月被时光磨去了棱角的石器，要石匠来铣，凿，打磨。
他就是石器维修工。
我们那里是平原地区，没有石头，做石匠的人很稀少，他在我们那一方是确实有点名气。
小时候见他似乎一直很忙碌，尽管他家在我东边只隔了一家人家，却很少看见他。有人说他像六月天的西瓜，红到边了，活多得来不及做。我曾在门前的上学路上碰到到过他几次，胳膊弯里挎着个那种只能盛三四斤花生的小竹篮，里面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木柄铁榔头，长长短短的，尖头扁头的錾子，还有一个茶杯，很斯文的样子。尽管听人家说他手艺如何好，生意多么忙，但我长这么大也只一次看见他干活。
那是给我门前左姓人家铣磨子，也许是嫌磨房小，也许是外面光线好，空气好，他拎出两条板凳，将那圆磨的上盘端出来放在凳上，又找来一只稍矮一点的小凳子，点着支烟，喝了口茶。像琢磨着怎样雕刻一件工艺品似的，围着石磨转了一圈，才不慌不忙地坐下，提起工具，下錾，提锤，下锤，叮叮当当声中，石屑飞溅。我好奇的看他低着头，眼睛却只盯着錾子的头子，也不怕榔头砸到手，那种专注倒像村里女人绣花一样。那錾子是顺着原来的槽子由外向内一点一点向前递进的，轻重均匀，如此反复，一条凿好的槽子白白的，露出了石头的原始面目。我左看右看，以为那槽子弹了线。“叮叮当当”，一圈下来，喝口茶，换了支尖头錾子在靠近磨心处轻轻铣了一遍，凿完又伏在上面吹掉石屑，才用手扶摸一遍，确认深浅宽窄均匀了，这上盘就大功告成了。
我诧异的是他身上一点也不脏，没做什么事情一样。老爸每天收工回来都是灰，泥，草什么的，像是生产队里的活他一个人做了。
忙完了他才像发现我的存在，扭过头笑嘻嘻地问我：“小伢子，凿的好不？”我点点头，我点头是因为他的身上干净，而不是他的手艺，因为我不懂。他又说：“我有次在老湾一天就能凿个大石磙出来。”想想又似乎嫌我太小：“和你说也白说。”我是不懂，不过我真的敬佩他。
我不光是敬佩他手艺，敬佩他肚子里的货色，还敬佩他的口才。这世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古代的现代的，说话像说大鼓书，什么《三国》，《水浒》，《薛丁山征东》，头头是道，句句成章。后来听别人说他是在浮山的一个亲戚那里的学手艺。那里时兴大鼓书，他经常晚上去听，记性好才记得住。听他和村里人聊天较劲也没看到有人说得过他，还能喝酒，一顿饭能吃上两三个小时是常事，当然下酒菜是那海阔天空的闲话。
只是这石匠终究是个落伍的行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大队已经有了加工厂了，用石磨的只是到年底磨磨那些带水的食物，腌辣椒啊，水米面之类。
石匠似乎无用武之地了。
这时在村里看见他的身影的次数便多起来，屋前屋后的地被他扫得干干净净的，看不到一根草，一片树叶。只是依旧不下地，仿佛地里的那些泥会脏了他的脚。从他家里传出他们夫妻争吵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年纪不大不愿意干活在我们那里是一种耻辱，是要被人瞧不起的，像女人偷人被抓住一样。他索性又早出晚归了，是眼不见为净的那种躲避。到我在老洲念初中的时候，在街上能经常见他捧着个茶杯坐在油条锅的桌子边，开水是免费的，只是没见他面前有油条。
听说他一直在外面接石坡的工程，也做其他什么生意，但没一样成功。晚上喝了酒睡不着像夜猫子般在村里转来转去。有次和我开玩笑说有他在，村里是没有小偷敢来的，还说村里哪家晚上有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他。我反驳他，有你在，村里狗都不叫了。
他老婆见家境一直这样，说也说了，吵也吵了，仍旧改变不了他，索性不理他，带着几个孩子和他分开过了。虽然在一个大门里出入，却形同路人。他也无所谓，和人聊天的时候嘴还铁硬：不要瞧不起我，我是个手艺人，等我接个工地，到那时想巴结我都来不及。
他的大孩子是个姑娘，小我两岁，我结婚时，她已有了孩子了，见父母老是吵架便将母亲和小弟弟接到她家去了，她的两个大的弟弟跟村里人一道外出打工去了。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在家里。
我那时候也生活在迷茫中，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朝那个方向迈。村里许多人都外出几年了，有的造了新房，有的买了小车子，我还在守着那亩荒地，不温不火的维持着生活。所谓的诗和远方离我是那么远，远得看不到一丝迹象。有天晚上路过他门口，见他兄弟二人在喝酒便折了进去，他问我喝吗？我说够吗？他从桌下面提起个塑料桶：你洗澡都够了。我毫不客气的坐下，举起那个一两二钱的双喜翻沿杯，每人三杯，他俩又轮流回我三杯，交杯换盏中，五斤的塑料桶见底了。我东倒西歪中还是找到了自家的门。
第二天见到他眼睛还是红的，他说没想到我喝酒这么厉害，害得他趴在竹榻上没盖被子就睡到天亮，都感冒了。他弟弟想到后头墩子玩，摔倒在小桥上睡着了，还打了拉他起来的大姐一拳。
我笑笑，什么叫绝地反击？何况我家有能喝酒的根。过了冬天，在那个还有寒意的春天里，我和他的儿子建一起外出了，脚下没路得到外面去找路。
他仍在家里，赊酒赊烟……一个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是什么结果了，那时他才五十几岁。去逝的那年正好六十三岁，这是天意吗？有人这样评价他：三十几岁玩到去逝不下地干活也只有他，也算本事。
其实，人不能生活在过去的辉煌或光环中，每个人都和这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也就狭小了生存空间。不过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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