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一发表，便风靡晚清中国知识界，笔锋饱含感情的梁启超对于青春和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追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
梁启超与汤觉顿流亡日本时合影
《少年中国说》是维新领袖梁启超1900年所作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当时戊戌变法刚刚失败不久，梁启超有感于中国朝野上下封建保守势力的猖獗，痛心于当权者和士大夫的颟顸愚昧，毅然撰写此文，希望能够唤醒自己的祖国，使其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文章洋洋洒洒酣畅淋漓，多用比喻、对比，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是梁氏早期作品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梁启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之作。
流亡日本接触新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学习日语，因而广泛接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引进的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书籍，嗜书如命的梁启超大开眼界，思想言论与之前几判若两人。
读书之余，梁启超还对自己以往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当初康、梁等人倡议变法的初衷也是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但被保守势力扼杀。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整个国家焕发着勃勃生机。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相似，地理位置接近，但对于改革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种反差让梁启超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清议报》
1898年12月23日，为鼓吹维新变法思想，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是戊戌变法之后保皇会在海外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所谓“主持清议”，就是猛烈抨击慈禧、荣禄等“逆后贼臣”，拥护“明君圣主”光绪复位；所谓“开发民智”，就是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说和文化科学知识。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影响，梁启超还在《清议报》发表了一些谈民权、谈自由、谈破坏、谈革命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戊戌政变记》，介绍百日维新中的种种内幕，陆续在《清议报》刊登，为报纸赢得了大量读者。
当时戊戌变法刚刚遭到清廷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心中的愤懑之情可想而知，所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有鉴于此，清廷严禁《清议报》传入国内，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运回国内发行。《清议报》受到各地爱国华侨的欢迎，发行量很快便达到4000多份，并发行到世界各地，《少年中国说》后来便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的。
与孙中山等人交往康、梁抵达日本不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便与其联系，但遭到康有为的拒绝。1899年，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此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接触逐渐增多，交往也进一步深化了。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中行动，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流亡日本后，梁启超汲取了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思想和理论，逐步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开始倾向于民主、共和、自由、民权甚至革命。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这些辛亥革命以后的追记，基本反映了梁启超当时倾向革命的动向。
此间，以梁启超为首的12名康门弟子在日本镰仓江之岛集会，决心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合作，联合反清。他们欲推举孙中山为新成立组织的会长，梁为副会长。梁启超担心老师康有为的态度，问道：“如此将康先生置于何地？”孙中山的回答：“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听了心悦诚服，据说后来他还以康们弟子的名义致信康有为，劝老师息影林泉：“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携带巨款到日本活动，勒令梁启超立即到美国办理保皇会事宜。1899年年底，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临行前与孙中山相约“共商国是，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发表《少年中国说》1900年2月10日，正在檀香山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呼唤一个气象一新的“少年中国”诞生。
在文章中，梁启超用人的老少比喻国之老少，在文章开篇即设置了一对截然对立的“老”和“少”：“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强调尊老敬老，长幼有序，在老年人面前，少年是后辈，扮演的是传承者的角色。而《少年中国说》则打破了这一传统意义，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少年”形象，对代表落后保守势力的“老年”提出了挑战和抗争。
“少年中国”系梁启超先生所独创，虽然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不少诸如少年游、少年英豪一类的说法和词语，但“少年中国”一词的形成却与梁启超一生的经历息息相关。梁启超很喜欢龚自珍一首名为《能令公少年行》的诗，此诗是龚自珍于道光元年所作，梁启超非常爱读，经常吟诵，龚自珍在诗中对少年精神做了充分肯定，这应该是梁启超“少年中国精神”最早的启蒙；另外，当时一些日本文人爱用“少年”的形象比喻维新后的“新日本”，其重视少年、以少易老的思维给梁启超很大震撼，日本人的“少年说”也是梁启超“少年中国”思想的另一个主要源头。
受这些因素启发，梁启超用形象而华丽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少年特征，不遗余力地否定老年，赞美少年，赋予少年以崇高的象征意义：“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随即梁启超又在文章中提出了对少年中国美好前景的殷切期望：“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文章结尾，梁启超还用象征手法和充满诗意的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充满了生机活力、前程无量的现代中国形象：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对自己的这篇作品非常满意，文章完稿后，他忍不住又写下了一段跋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 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引领百年风潮《少年中国说》一经发表便轰动了整个知识界，梁启超对于青春和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影响了全国青年人和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激起了他们的爱国豪情，沸腾了他们的救国热血，一时间“少年”之说成为时尚，步此文后尘者不计其数。
《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一词风靡一时。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汪精卫密谋行刺摄政王载沣被捕，也吟出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新中国之少年”、 “铁血少年”、“突飞少年”自称；甚且连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都一度以“中国老少年”为笔名——所有这一切，均源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更是涌现出了许多以“少年”、“青年”为号召的社群组织及刊物，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18年，李大钊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其规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纷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并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少年社会》等期刊，读者遍及全国，盛极一时。
由此可见《少年中国说》在新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影响力，这正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所言：“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同时，已经意识到语言文体的重要性。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而在民间白话文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间的传播，因此他极力主张进行语言文字革命，提出“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开启民众思想智力。《少年中国说》就是他在语言文体改革方面所做的初步尝试。
梁启超有意识的采用民间语言写作，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一扫古板僵化的文风，被时人誉为“新文体”。梁启超独创的“新文体”和他的文字，无论在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一泻千里恣肆汪洋的文字，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等等，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梁启超思想的乳汁。（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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