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咏白
吴冠中与夫人朱碧琴
（一）
我认识吴冠中先生是因为我和他夫人朱碧琴曾是同事。1976年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调入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与我一起调进资料室的还有五人。而朱碧琴可是这个资料室的老人，她教我们图书怎么分类，什么是善本书、孤本书……她矮矮胖胖的个儿，圆圆的脸，慈祥可亲，平时话语不多，十分敬业。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朱老太”。
她知道我爱油画，就让我整理油画方面的图书，那几年我成天抚摸着各种油画画册和理论书籍，还有那几柜子的旧期刊。从中知道了沉寂半个世纪的林风眠、知道30年代还有个搞现代艺术的“决澜社”……不仅开眼界长知识，也孕育了我对于油画史研究的兴趣。
“四人帮”垮台后我被调入美研所搞研究，于1987年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油画史册性的画集《中国油画1700-1985》，受到了海内外油画家和美术史论学者的欢迎。我常想，如果当年不是朱老太热心帮我，我怎能走进研究的领域？每逢此刻，我对朱老太总心存感激。和老太相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才指给我看书架上明信片大小的《吴冠中风景画小辑》，这才知道她老伴吴冠中，是画油画风景画的。
说来也巧，中国文学艺术研究所设立在恭王府里，朱老太家就住在研究所旁什刹海岸边的一个大杂院里，我有时一抬腿就过去玩了。他们的家让人挺好奇，里外间的屋子顶大，屋顶老高，我心想冬天靠烧蜂窝煤炉怎么取暖？那靠北的一面墻打了好几层的架子，像仓库似的，上面摆满着画框。
我还发现，居然有个与我家一样的大立柜。老太告诉我，那里面放的全是老吴的画。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在当时，家里有个大立柜，是很“时尚”的稀罕物，而他们家的大立柜，不放衣物，却放的是画！我陡然醒悟，在他们家，老吴的画，是最最重要的、最最宝贵的物件了。
有时见到老吴，听他对艺术的评说，感觉挺新鲜。他振振有词地说：“搞美术，不搞形式是不务正业！”当时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说这话可是“离经叛道”啊，但的的确确也为我打开了另类的思维空间。
听老吴谈艺术，真是种享受。他机敏而形象生动的比喻，把个深奥的道理说得很有趣味，他感慨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出国后，不回来了，他们成了流浪的“吉卜赛”；他说自己是“苦瓜”，“只能结在苦瓜藤上，只有黄土地的养分适合我的生长。”他可以把长城脚下那棵古松比作“孟姜女哭长城”，你马上被那如诉如怨，悲天恸地的氛围所感染；他把泰山五大夫松，比作罗丹的《加莱义民》愤然扑将过来，从而画出了那运动不息、追求不舍的《松魂》。
和他交谈，看他散文，看他的画，总给你一种新奇，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受。他不光是把一幅作品当作艺术手工而已，他把画当作人的表情、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作品是他拟人化的载体，在人性化的生动表述中充满着生命情调。
（二）
粉碎“四人帮”后，老吴的作品频频在“新春画展”“北京油研会”等一些展览上亮相，我也紧跟其后，每展必去看热闹。看那些挣脱了枷锁后的艺术家如何争先恐后地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有次老吴的作品集中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他画的那些参天的大树、硕大的白皮松、巍峨的长江三峽……我明白了什么叫形式感、形式美。
1978年，老吴首次举办个人画展，观展后，我于1979年写成了《吴冠中艺术初探》一文（发表却压到两年之后），当时我还很幼稚，却不自量力地写了生平第一篇的评论文章，不过当时吴冠中还不出名，我也斗胆不断跟踪他的艺术行迹写了一些评论。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比较活跃。吴冠中连续抛出了《内容决定形式？》《绘画的形式美》和《关于抽象美》等文章，似一枚枚重磅炸弹，震撼着被禁锢了几十年的画坛。试想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在把艺术形式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观的时代；在把抽象主义视为西方腐朽艺术的时代，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真怕他不知何时又成为“反右”的牺牲品。
他的文章搅动了人们的定式思维，直接触犯了固有的艺术品评规则。自此争论纷起，老吴也成了一个被争议的人物。当时我正在写《吴冠中艺术初探》，就有朋友告诫我：“做当代人的评论比较危险。万一这人出问题了，你不也跟着要倒霉吗？”我相信并尊重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时吴冠中经常被邀到大专院校、文化宫等单位去作报告和讲座，我也常跟着去听。1980年他在中央工艺美院食堂兼作礼堂的会场演讲时，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连饭桌上也坐满了人，第二天发现，饭桌上厚厚的油污，竟被学生的屁股擦干净了。
10年后的1990年4月12日，他应邀回到曾在40年前被调离的中央美院去作报告，平时开会稀稀啦啦坐不到半数的礼堂里，竟然客满。老吴带有宜兴的乡音，语速急促，激情洋溢地讲着“我们的路”这个主题，他说：“新观念不等于新艺术。艺术与观念并不同歩，艺术的成熟期很长。蒋南翔说过，‘给我条件培养50名科学家没问题，但培养一个艺术家就不能保证了。’”，他说：“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后头跑，否则别人说我们是‘二道贩子’”。
他不搞现代派，他说：“外国的眉毛，不会使我的脸蛋更漂亮。”还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巨人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与世界巨人较量！”他那机智、诙谑的语言，使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
回想那情境，至今还让人感动。那时他的一篇篇檄文、一次次演讲，给求知若渴的美术青年似注射了强心剂，成了新艺术诞生的催化剂，可以说，他为美术界的开放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人们称他是美术界冲破禁区的“先锋”，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擎旗手”。
吴冠中《荷塘》
（三）
20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与理论齐头并进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他的油画相对画得少了，却画了大量的水墨画，他说这也是“逼上梁山”，当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只拿出去展览“国粹”水墨画，从没有油画的份，他不服气。心想：我也能画水墨画。早年在杭州艺专，他曾师从潘天寿学过中国画，而他的水彩画在当时已很出色。甚而他的老师蔡威廉还要用她的油画或给他画肖像来换取他的水彩画，此事因蔡师产褥热而过早去世，没有实现这一令他终身遗憾的约定，但他始终未闲置水彩画的创作。
水墨与水彩同以水为媒介，其过渡到水墨画也顺乎自然。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油彩和水墨之间来回“走动”，互相借鉴、移植。循着“移花接木”的写生方法，借水墨酣畅淋漓的运笔来表达油画难以企及的效果。1980年为香山饭店所作的《长城》，脱离“写生”，趋向抽象。他画出了与众不同的“长城”，既超越自己也超越了他人。此后的《狮子林》《补网》《汉柏》《松魂》等，看得出他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探索中完成了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的突破，他走出了一条中国画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可行性道路，开创了一代新风。
我认为他在中国画的革新成就，其价值不亚于徐悲鸿。徐悲鸿用西方写实手法改变着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观，吴冠中用西方现代艺术造型的形式规律这把解剖刀，从传统的笔墨观中解放出来，把中国画推入现代艺术的大门。之后跟随者众多，新水墨、实验水墨等渐成气候。
我于1991年写的《矻矻水墨十余载 开创一代新天地——吴冠中水墨艺术谈》也被多家杂志转载，可见人们对他新水墨的兴趣。但吴冠中的新水墨，遭遇了传统画家们的种种质疑和非难，说他的画不是中国画。直到1992年他的一篇《笔墨等于零》的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旷日持久的“革新”与“守成”观念的争论，或许这正是推进艺术前进的动力。
（四）
“85美术新潮”汹涌而来，吴冠中一时被“冷落”了。有人说，吴冠中的理论可以，画画不行。也有人说，青年人起来了，他被淹没了。更有人说，他是“叶公好龙”……吴冠中在国内似乎沉默了。
然而，境外却悄悄地掀起了一股“吴冠中热”，1988年香港的吴冠中真迹展，开馆40分钟就销售一空，1989年吴冠中画巴黎的油画、墨彩画及速写约40余幅，在日本展出时，也在开展一小时内抢购一空。同年5月，吴冠中的彩墨画《高昌遗址》，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87万港元（折合美元21.8万元）的高价，创出中国在世画家的最高价，此后，他的画价屡创佳绩。
当时在太平洋东海岸对吴冠中的作品的狂热势头有增无减，那么，西海岸又怎样呢？1989年6月吴冠中应美国多家博物馆之邀举办个人作品巡回展。有位在美国的华裔鉴赏家说：“美国人能接受的中国画家，目前只有吴冠中一人。”1990年6月15日，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化艺术最高勋位。1992年英国伧敦博物馆举办“吴冠中——20世纪的中国画家”展；随后，法国巴黎塞纽齐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
“墙内开花墙外香”，吴冠中频繁的国外展览，画价不断升，但国内似乎对他的近况了解不多，谬传则不少。为此，我多次到劲松他那时的住处访问过他，想了解在世界“吴冠中热”中的吴冠中所思、所想、所为，并写出了《“吴冠中热”中的吴冠中》一文。
他在大洋两岸的连续奔波，一身风尘，一脸倦容，没有笑容，更见憔悴。我心想：已进入70高龄的老人，名利已登上高峰，该歇歇了。他却说：过两天就要动身去黄土高原。我惊异，他不要老命了。劝他“保命”为重。他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西方走得多了，该清醒清醒头脑，吹吹寒风了。这几年，我全世界跑遍了，看得多了，可以说看破红尘，该写自己的‘红楼梦’了——画自己真正的感受。”自此就有《高原人家》《黄土高原》《黃河》等佳作问世。
1990年夏，他又突然画起搁置了四十年的人体画，他说，学生时代的人体画已毁于“文革”，不甘心在自己艺术生涯中留下这一空白，要重温旧“梦”画人体了。他作画，被他称作“鸡生蛋”，说：“我的蛋，都带血，分娩之痛，不让看。”而我有幸破例目睹了他画一个女人体的全过程，两天时间，他画了一幅油画和数十幅速写。他画画就像打仗，全身心投入，一站就是半天，从不休息，模特休息时，他仍在画，感觉到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连我这个旁观者半天下来已十分疲惫，何况他已是70开外的老人，还是在大热天，更何况他已连续苦战快一个月了。我见他拎着画完的画，歪歪斜斜腿脚无力地走下楼梯时，才恍然感到，他真的是累了，不过明天他依然还会这么紧张地开始另一幅画。
数十年来，他经常戴顶破草帽，揣一包饼干或两个老玉米，象行脚僧似地走遍了天涯海角。只要一画画，他就不吃不喝全身心地投入，为了画，从广州到北京两天两夜的火车路程，他可以把座位让画“坐”着，而自己一路站到北京！他是把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
1990年新加坡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书名叫《要画，不要命！》这五个字形象地概括了吴冠中对待艺术的循道精神。海外有人说：“吴冠中的成功，简直是个奇迹。”固然，吴冠中侥幸在几次政治风暴中幸免于难，然而，如果没有对艺术殉道士般的信念，没有那种压不垮的坚强，没有那种超人的刻苦勤奋，没有那种孜孜以求的执著钻研，那么也没有今天的吴冠中。
（五）
随着吴冠中画价的升，吴冠中的假画、伪作、赝品泛滥了，有时我发现刊物或图录上疑是他的假画给他看，他却拿出一大摞假画的照片给我看；有时我受朋友之托请他鉴定他作品的真伪，开始他还相告真假，以后他拒绝鉴定了。
他是个黑白分明、眼内不揉沙子、认真负责的人，是把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岂能容忍作假？他被这些假画弄得心绪烦闷，直到1993年《炮打司令部》吴冠中假画案的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希望靠法律手段来解决。结果，官司一打就是三年。
三年，对他这位正处在艺术创作旺盛期的老人来说将是个怎样的残酷打击？他伤感地说：“一寸光阴一寸金，75岁晚年，实在远非黄金可补偿，黄金万两付官司，我低估了人的生命价值！”法律竟然如此无力，竟难以制胜行规。身为政协常委的他，也无力为自己作品正名，真伤透了他那颗纯净透亮的心。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顾不得许多了，要“真话直说”，他抨击美协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以奖代养”；他揭示当前美术院校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这都是他经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的肺腑之言，真诚忠告。
但是他的真话又激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击，他总是没有“明哲保身”的意识，坦坦白白、真真实实地做人是他的原则。他这才成为美术界最具有自由思想、最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第一人。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崇拜鲁迅，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召唤他，而他不就是当代美术界鲁迅式的人物？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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