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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玉崇拜的起源和内在逻辑， 让我们先从一个最直观的外观特性——颜色开始。玉器的颜色多种多样，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其颜色有不同的偏好。从现代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偏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从清乾隆年间至今，偏好翠绿色玉，以缅甸翡翠为代表。
2，从西周至清乾隆年间，尊崇纯白色玉，以和田白玉为代表。
3，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以黄绿色、淡绿色玉为最贵，以岫岩闪石玉为代表。
近代对缅甸翡翠的追捧，虽有清朝皇室的推波助澜，还是可以从其较高的审美价值上找到原因。从西周以降以白玉为尊，天子制玺用纯白色玉，则明显是受到“君子与玉比德”的儒家观念的影响。而史前时代尊崇黄绿色玉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它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邓聪先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东亚史前期的玉器文化中，黄绿色调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比如八千年前的兴隆洼玉器中的玦、匕形器等有原始宗教含义的玉器绝大部分以黄绿色玉石制成。而且这种黄绿色玉石并非本地所产，而是来自五百公里外的岫岩玉，这在当时算是长距离的输入了。但斧、凿等工具类的多以深绿色或其他颜色玉石制成。也就是说，体现“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玉器皆以黄绿色玉制成，而“形而下”的实用工具则使用其他颜色玉料。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也大多呈现相同的黄绿色调，比如神秘的箍型器几无例外地呈黄绿色（收藏市场上的红山玉器绝大部分是赝品。正式发掘和采集到的红山玉器不过数百件，但市面上却至少有数万件在流通）。黑龙江小南山墓葬所见的东亚最早的玦、环、璧等玉器都是黄绿色调为主，据推测多是岫岩玉。这就需要更远距离上的材料输入了。很显然，石器时代的古人对这种色调有着某种执著的情感。
黄绿和淡绿色调不仅统治着内蒙、黑龙江、吉林和辽西所出的玉礼器的色谱，还广泛流行于我国华北、江淮甚至东南部稍晚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中。 天津牛道口遗址出土的玦饰和匕形器表面虽受沁乳白化，但仍可见局部未受沁的黃绿色部份。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出土不少玉器，仍以黃绿色调为常见。邓淑萍注意到良渚先民也特别喜欢用绿色玉料制璧，这一偏好一直延续到战国墓葬里。
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这种“流行色”逐渐向更南的地区扩展。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时代的玉器多黄、黑、红、白等色调，但到了东山文化时代一改前貌，出现了成套黄绿色玉玦。更晚些时候，到了距今4000年到1000年之间，黄绿色玉器的潮流席卷台湾和东南亚岛屿。公元十世纪迁入新西兰的毛利人带去的玉器文化中，也以黄绿色为主。这种覆盖广袤地域，绵延时间近万年的玉器颜色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还是一个待解的谜题。
邓聪为此提出了“黄绿色玉代表古人的植物宇宙观”的假说[1]，认为古人出于对自然界生机盎然的植物世界的颜色观察，把黄绿色看成生命之色，从而代表着再生和永恒。文章中指出《周礼》中“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苍璧，即是黄绿色的玉璧。《说文解字》：
“苍，草色也”，
“苍”的原义确是黄色或黄绿色。但黄绿色的流行是否来源于“生命之色”却是值得商榷的。植物的黄绿色调多见于秋季接近凋零的时段，它们最富生命力的阶段的颜色恰是萌发和成熟时的翠绿和深绿色，但这些颜色似乎是被兴隆洼古人所“看不上”的颜色。
叶舒宪提出：先民偏爱黄绿色玉石是因为它“在初民心目中代表的是天空之青色，即苍天之色”[2]。依常理来看，黄绿色与天空之色的联系缺少事实的基础，这种观点只是基于“苍”字的多义性所做的文字比附，但苍天之“苍”应与黄绿色没有什么关系。
话说回来，这个观点也提醒我们注意“苍天、青天、青云”这些词汇的来历问题。苍、青二字具有众所周知的多义性。到底其多义性造成了字面的歧义，还是先民南迁造成的词义变迁导致了其多义性？如果“风光”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南迁之前的久远时代，这些词汇也同样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叶先生的观点可能有出乎意料的合理成分。
有一点学者们的意见似乎是统一的：没有人认为黄绿色偏好是出于美学上的原因。这对把“石之美者”当成玉文化之宏旨的观点十分不利。说些题外话，以石器时代古人平均三十岁的寿命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也没有闲情逸致耗费巨大的劳动量去崇拜单纯的“美”。黄绿色的透闪石玉的加工难度非常大。虽然被称作“软玉”，但其硬度只是比硬玉（翡翠）稍小，比一般的石头要高。加工的第一步是剖开藏有玉料的石料。这需要用蘸水的绳子裹石英砂，在石料上像拉锯一样摩擦，慢慢将石料剖开（在黑龙江小南山出土过距今9000年前用沙绳分割的直径达32厘米的大石料，耗工之巨可以想象）。再用他们简陋的石制工具将取出的玉料雕琢磨制成璧、玦、匕形器、勾云形器以至于龙、凤等等精美的玉器，可谓呕心沥血、苦心孤诣。古人为了生计之外的目的而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其背后必有一个至深至强的精神驱动力。
那么对黄绿色的偏好是不是玉矿资源的有限性造成的呢？岫岩闪石玉的色调以黄绿色居多，这是不是这种色调流行的原因？从兴隆洼玉器的颜色与功能的对应性我们知道古人是有其他的选择的。更重要的是，应注意到黄绿色或者淡绿色的尊贵地位绝不限于玉器范畴，它有一个更深广的背景。
我们前文提到过，先秦时代龙的主打品种是“青龙、黄龙”；凤的至尊品种是“青凤、青鸾”；中国梧桐的独特之处在于树干是绿色，花和果实是黄色；《山海经》中神鸟的主流品种是“青鸟、黄鸟”。这都说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对青黄色的尊崇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必与某种早期神话观念有关。
这种颜色的特殊地位在古文献中也是有迹可寻的，比如：
人目不见青黄曰盲，耳不闻宫商曰聋，鼻不知香臭曰痈。（《论衡-别通》）
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庄子-大宗师》）
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 （《墨子-辞过》）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淮南子-齐俗训》）
如果说这几个例子只体现了青黄色的显著性，那么下面的这些就直接反映了其神圣性质：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 （《庄子-天地》，“牺尊”是一种祭祀用礼器，常与“象尊”配套使用，地位尊崇，所以《左传》说：“牺、象不出门”。）
关尹子曰：“圣人曰道。观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终之，青黄之，卵翼之；（《关尹子-三极》）
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淮南子-齐俗训》）
正昼无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采青黄；（《史记-龟策列传》）
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遍观此，眺瑶堂。（《汉书-礼乐志》）
我们这里引用的都是先秦两汉的文献。显然在那个时代“青黄”的地位居诸颜色之首，而且是与“神圣”或者“尊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念的源头一定可以追溯到文字记载出现之前的年代。
甚至我们常用的“绿”字，也是专为青黄色而设的字。《说文解字》：“绿，帛青黃色也”。朱熹《诗集传》“绿，苍胜黃之间色”。《诗经》中有一首优美深沉的《邶风-绿衣》，诗曰：“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这首诗旧儒说是“闺怨伤己”，近人说是悼亡。但笔者以为都未得其原旨，诗意可能与上古时崇拜青黄色的宗教观念有关。
从这个背景来看，史前玉器的黄绿流行色不是孤立现象，它应是某个上古宗教观念的折射。所以并不是玉石资源的特性导致了对黄绿色玉器的尊崇，相反地，是对这种色调的尊崇让人们选择了玉这种材料。史前时代岫岩玉和与其类似的玉料在中国南北各地的广泛流行并不是偶然的。
很显然，在东亚的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一种崇拜玉，尤其是黄绿色玉的强大意识形态。对于思维质朴的先民来讲，这个意识形态的来源必是现实的。“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话虽然出自春秋时代，但道理可通于上古。古人所关心的头号大事就是安全和生存。所以他们最崇拜的绝无例外地是力量，尤其是终极力量的来源——神。
隔着数千年时空，以现代人的情志去揣摩古人难免走偏。鉴于其所处的严酷现实，石器时代古人不仅不会把崇拜建立在关于“美”这样的细腻情感上，也不会建立在对植物这种平凡脆弱的生命的观察上。仰韶彩陶的所谓“花卉纹”，近来王仁湘先生的研究表明其本体绝非“花卉”，而是不同形式的螺旋纹，而彩陶多是表达原始宗教观念的道具。玉器又何尝不是如此？玉崇拜的来源，必是古人的历史记忆中极崇高、极震撼的伟大力量的化身。惟其如此，才让他们以付出巨大的额外劳动为代价去顶礼膜拜，崇玉的意识形态才绵延如此之久。它必曾经是一种既常见又广泛的现象，所以各地玉崇拜的旨趣才如此一致。同时它必存在于距今五千年以上的久远年代，所以盛行玉崇拜的人群才流散如此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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