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邓稼先的祖籍都是安徽，杨政宁的父亲杨武之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都是留学归国博士，自1929年开始都在清华大学任教，两家既是老乡，又是邻居，邓稼先的母亲和杨政宁的母亲性格也合得来，所以两家关系亲近，可以说是世交，邓稼先和杨政宁年龄相差不多，从小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的友谊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邓稼先1986年因病去世。
杨振宁兄弟和邓稼先，摄于1949年芝加哥大学
相同的前半生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的生活轨迹是基本相同的。受战争的影响，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在不同的学校完成他们的中学教育，他们两家逃难的路径也很相似，都是经过香港、越南最后到达西南联合大学所在地昆明，他们分别在1938年和1941年先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先后美国著名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杨振宁27岁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邓稼先26岁获得了普度大学博士学位。
杨振宁和邓稼先之所以选择从事科学研究，都是受到了各自父亲的影响。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家，见国家饱受战乱于是建议杨振宁学习能够切实帮助国家的化学，杨振宁进入西南联大最初学的就是化学专业，后来才改的物理，杨振宁回忆父亲时说道：“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杨武之给杨振宁夫妇的题词，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在知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是文学博士，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同样也是看到国家饱受战乱，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一书中就讲到，他在1940年对邓稼先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听从了他父亲的教诲，在西南联大选择了物理，到国外也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
邓稼先的博士论文封面，论文题目是《氘核的光致蜕变》
如果以获得博士学位作为界限来分的，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都在崇德中学上过学，在战乱中颠簸流离，然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学得都是物理，后来去美国著名大学继续求学，最后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不过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杨振宁和邓稼先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让他们的后半生变得截然不同。
杨振宁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1948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杨振宁在1949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当时的学术圣地，很多的著名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冯·诺依曼、库尔特·哥德尔、罗伯特·奥本海默等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杨振宁选择在博士毕业后来到这里进行博士后研究无疑是对自己的科研最有利的选择。
杨振宁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振宁是目前为止所有华人中成就最大的物理学家。他不仅因为跟李政道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还跟其他人一起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尤其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公认为是杨振宁“最高的学术成就”，这个理论奠定了弱相互作用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后续的研究也有几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都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虽然他们的工作主要都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依然是中国人。当时台湾和大陆都在争取让他们回来，尤其是台湾，从1957年1月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预测被吴健雄验证之后开始，台湾媒体对杨、李就开始大篇幅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在当年10月份诺贝尔奖正式颁布之后，当年恰逢蒋介石70周岁生日，蒋介石专门发文给还在美国的胡适，让他转告对李政道、杨振宁的祝贺和邀请他们回台湾讲学。
当时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岳父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后也在北京，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在台湾，大陆对于争取杨振宁回来更有希望，杨武之前后三次去国外跟杨振宁面谈，最后甚至不惜以断绝父子关系要挟杨振宁，让杨振宁回到大陆，然而杨振宁还是在1964年宣布加入美国国籍，杨武之至死都没有原谅杨振宁，不过他想办法说服了之前在台湾的岳母曹秀清回大陆定居。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杨振宁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当时邓稼先正在青海的“221”基地接受士兵和工人们的“教育”，原因是有两次核试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此危难之际，杨振宁点名要见邓稼先，邓稼先才得以回到北京，也算是冥冥之中救了邓稼先一命。
杨振宁最大的争议可能是在原配妻子杜致礼去世不到三个月就开始了下一段婚姻，杜致礼于2004年10月因病去世，杨振宁和翁帆在2004年12月24日登记结婚，在登记结婚时，杨振宁82岁，翁帆28岁，这对年龄相差悬殊婚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2015年4月1日，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总算是满足了他父亲杨武之让他回到中国的愿望，只不过此时距离杨武之去世已经过去40多年了，杨振宁也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直到屠呦呦在2015年10月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邓稼先的选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邓稼先并没有继续留在最适合学术发展和条件优越的美国，选择了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跟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王淦昌教授和彭桓武教授一起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在中国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的前夕，中国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对抗超级大国的核威慑。当时有领导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回家跟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从公众视野和科研刊物中消失了。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 ，最终设计方案就是由邓稼先签字确定的；1967年6月，中国第一个氢弹成功爆炸，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外，第四个掌握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相对于前面两个超级大国和日不落帝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水平，中国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的，这其中以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科学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批科学家的代表就是后来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
1984年于敏和邓稼先在一起
1971年，造反派的批斗波及九院，邓稼先等一批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带到青海“221”基地批斗，由于杨振宁正好在1971年第一次回国访问，因为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听说了邓稼先在中国研制原子弹，再加上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于是杨振宁把邓稼先写在了他想见的亲友名单中的第一个，借此机会，周恩来总理把邓稼先等人从青海调回北京。
两位老朋友在1971年的相见，距离上次在美国相见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别时都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再次相见都已经是头发半白的老人了。两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一模一样的前半生，一位是世界著名的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领导人的座上宾，一位是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把生死置之度外、却被流放青海，最终机缘巧合，再次得以相见。
邓稼先的付出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先后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国家科工委副主任，当选中科院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中国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
不幸的是，由于邓稼先在核试验的过程中多次受到辐射，身患癌症，最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怎么评价杨振宁和邓稼先不同的选择和人生？对于杨振宁来说，无论是在博士毕业后去普林斯顿、还是1964年加入美国籍、或是2015年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所有的这些选择都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他现在依然和“上帝给他最后的礼物”一起生活在国内，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发挥余热，比如我个人就非常赞同杨振宁反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院的院士们一直在申请建造CEPC（全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态度。
1986年6月，杨振宁到医院看望病中的邓稼先，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对于邓稼先来说，无论是博士毕业学成之后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还是隐姓埋名、远离家人为中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更多的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虽然邓稼先也暂时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但是他心里惦记的始终是国家的强大，甚至连临终时还在叮嘱不要让我国在尖端武器方面落后外国太远，因为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他，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邓稼先最终超额完成了他的父亲邓以蜇对他的期待：“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至于如何评价杨振宁和邓稼先不同的选择和人生，我也想不到更为合适的话，就借在知乎上看到的一句话来总结：
“杨振宁让人类更加伟大。邓稼先确保你始终有资格属于伟大的人类。”
国家和人民会永远铭记和感谢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现在才能有如此安稳的生活。
现在也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和平，也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当这个社会需要你来遮风挡雨的时候，你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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