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毅
张汤张汤的父亲是长安丞，他从小耳濡目染，热衷于断案行刑。有一次张汤的父亲外出，让张汤看家，老鼠把肉给偷走了，其父回来责罚了他。张汤一气之下将老鼠洞掘开，发现了所盗之肉，于是他给老鼠走了一套刑讯的程序，《史记.酷吏列传》中写道：
“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
他的父亲看到这情形，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狱吏在审断案件，大为吃惊。长大后，他很长时间在长安吏的任上工作。
武安侯为丞相时，征拜张汤为史，将他引荐于天子，补为御史，负责处理案件，逐步地被提拔为太中大夫，和赵禹共同制定了各种律令。
此时，皇上开始倾向于刑法之学，张汤在决断大案时，欲师法古义，请博士研究《尚书》和《春秋》中文案，凡有疑事，必奏请皇上，预先为皇上分条讲清原委，皇上肯定后，再颁布公开，由此弘扬皇上之英明。史书中写道：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张汤还有一个特点，凡拟举荐的官吏，都扬人之善而蔽人之短。史书写道：
“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弟子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
这是个很懂人情世故、很会来事的人，但在审判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案件时，张汤却穷追根本，抓住不放。对于涉案的严助和伍被这两个人，皇上想宽释他们。张汤不同意，争辩说：
“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私交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
他大概九十九次都在和稀泥，只认真了这一回，坚持法律大于王权。然而，这件事被人抓了小辫子。当时匈奴来请求和亲，群臣在皇上面前讨论此事。博士狄山主张和亲。皇上就狄山主张询问张汤，张汤回答骂狄山说：
“此愚儒，无知。”
狄山回怼张汤说：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
由此例可知，在庙堂之上处理军国大事，切不可口不择言，恶语伤人。一旦不能以理服人，而感情用事，形成诋毁，则罪恶之门洞开，后果难以逆料。
这不，因为些陈糜烂谷的事情，张汤得罪了丞相青翟和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和边通。
得罪丞相青翟，是因为有盗偷孝文皇帝园陵里的瘗钱，青翟相约张汤上朝时一同给皇上致歉。但临到朝堂，张汤认为这是丞相份内事，与他无关，便改变主意。丞相就为这点事，勾结三长史陷害张汤。
三位长史曾经官职都比张汤高，现在都在张汤之下，张汤在礼节上有所不周，言语上有所冒犯。故三位长史挑拨丞相说：
“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
他们所说的“阴事”，是指张汤做小吏时，有过两个商人朋友，都是正直人。
小人们就从这件事情上下蛆，说张汤凡是准备有所奏请，那些个商人就能事先知道，“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事辞颇闻。”
皇上听信了诬告，也认为张汤“怀诈面欺”，责成赵禹审理此案。赵禹刻板严酷，先入为见，一桩“贪赃枉法”的冤案铸成了。
张汤死后，家产不值五百金，都是奉禄或皇上赏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他的兄弟和子侄们要凑钱厚葬。张汤的母亲说：
“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
一位朝堂重臣，有棺无椁，用一辆破牛车拉着草草下葬。皇上听闻此事，说道：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
人言兵匪一家。兵者官养，则官匪亦一家。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义纵，少年时加入群盗组织，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他有个姐姐伺候王太后，王太后问她道：
“有子兄弟为官者乎？”
那姐姐回答说：
“有弟无行，不可。”
但王太后权利太大了，他告诉了皇上，皇便拜义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
这个义纵土匪出身，浑身是胆，敢作敢为，上任不长时间，一县之中无捕事，被评为全国第一模范县。义纵因此被提拔为长安令。他“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三下五除二便收拾了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儿子。皇上认为他有两下子，又提拔为河内都尉。上任伊始，就将当地土豪穰氏给灭了族。威名赫赫，无人敢造次。
义纵因此又从河内太守迁调为南阳太守。上文所说酷吏宁成便居此郡，这次不穿鞋遇上光脚的了，义纵“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
此时，有贼军屡次出现在定襄，此处吏民败乱逃窜。皇上派义纵为定襄太守。义纵来到后，将监狱中的二百号罪犯提岀来，又从社会上随意抓捕了二百人，共四百余人当成乱军杀死，向朝廷谎报战功。其后一郡之人不寒而栗，猾民狡吏再无轻举妄动者。
有一次皇上出行，看到路途上一派乱象，生气地说：
“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
皇上一旦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掌握义纵的恶行已不在少数。那么义纵的劫数也就来临了。稍后皇上找了一个理由判义纵弃市。一代恶人终得恶报。
王温舒是真正的酷吏，杀人如麻，当然也不得善终。王温舒担任广平都尉时，纠集一批豪横敢任事的地痞流氓充任爪牙，追究盗贼，杀伤甚多。如果是以法治罪，无可非议。如果滥杀无辜，或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那就是奸佞。《酷吏列传》中说：
“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
就是这样的奸邪之人，皇上却喜欢，将这个王温舒提拔为河内太守。
其人心狠手毒，到了河内，捕获郡中豪猾，连坐的有千余家，大者亡族，小者身死，仅两三日，至血流千里。屠戮过后，“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就是这样一个杀伐行威成嗜好的江洋大盗，天子听说后，认为有才能，又提拔为中尉，来到朝廷。王温舒这种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势利小人那些套路学得很精，见风驶舵是一把好手。史书记载：
“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
行使法律的标准就是给有势者当走狗，给无势者带来恶梦。这样的人，手下的爪牙也必然全用坏人，故他做中尉后，“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
这些豪横恶吏在他的唆使下，舞文巧诋，奸猾穷治，靡烂狱中，吏虎而冠。
王温舒胡作非为，却官运亨通，由中尉拜为少府，由少府徙为右内史。大约皇上是在利用这种人吧，大约权力结构中需要这种人吧，大约惩治罪犯就得由更恶的人顶生意吧。当利用之后，便如弃敝履。史书中说：
“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有人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
他虽死，但与他沾边的亲族因这样那样的罪行，都被族灭。
那个到过五原的光禄徐自为说：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尹齐岀身于刀笔吏，积累功劳一步步地升到御史的职位。他曾经是张汤的部下，张汤称赞他廉正清平，派他督责盗贼，法苛刑酷，不避贵戚。他曾被提拔为关内都尉，传出来的声威超过了宁成。皇上认为他有能力，升官至中尉。在他这种将刑罚极端化的治理下，民生更加凋敝，说明单纯用刑墨治国，国将愈治愈乱。史书中说：
“尹齐木强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
司马迁将王温舒与尹齐形成对照来写：温舒死后，家累千金，而尹齐死后，家中不满五十金。尹齐在淮阴任都尉时杀人甚多，等他病死，仇家准备烧了他的尸体，可见对他的痛恨。
纵观这些酷吏，几乎都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粗人，除了冷酷无情地治人罪行外，再没有什么花样可使。所不同的是，有的借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而中饱私囊，有的一心公干，两袖清风。但其酷吏的本质却同样丑陋。
司马迁在写杜周时，特意写到了另一位酷吏减宣。这一位在审断主父偃及淮南王谋反案件中，“微文深诋，杀者甚众，被朝廷称赞为敢于解决疑案、要案的法官。史书中写道：
“其治米盐，事大小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实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
减宣很独特，举轻若重，事无巨细，亲自操办，别人学不来。
而这个杜周，曾是义纵任南阳太守的爪牙，后来又成了张汤的手下。张汤的优点他没学到，却学得了看人下菜碟的本事。史书中说：
“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有人责备他说：
“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杜周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他们所论是法律与王权的关系，如果说法律是用来维护王权的，则王权要大于法律；法律是用来维护公道的，则王权小于法律。但在封建社会，这简直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杜周正是在钻法律和王权之间的这个空子，借王权践踏法律，借法律侵害王权。司马迁写道：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这就叫栽赃陷害、屈打成招，用冤、假、错案邀功。这个杜周初任官吏时，骑着一匹拐腿马，穷困潦倒；等到位至三公行列，子孙都被尊为官，家资累数巨万。真是三年穷知府，十雪花银。借法律而发家致富。
写《酷吏》分上、下两章，共十余位。凡司马迁未明确指出是哪位皇帝时代的酷吏，大约指汉武帝年间的人和事。看来这个汉武帝不仅穷兵黩武，而且政苛法严。
三尺法律，关乎国家利益，关乎百姓公道，关乎官吏操行，一句话关乎人命。
然而，在封建王朝，借助法律可以维护王权，只为一家一姓服务；可以大发横财，赚得钵满盆满；也可以顶住来自上述两种巨大压力维护公道。
面对王权、金钱和公道，用三一三剩一的算法划分，公道也只三分有其一。如果说打官司，只占一项而诉讼，则胜算约等于零。此亦所以术不可不慎也。
从刑吏的角度看，能够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当然最好，可实属不易。若有意颠倒黑白，则头顶三尺有神灵，必遭报应；若无意中冤枉好人，放走坏人，则为严重失职，理应受到责罚。故没有高尚品行砥砺，没有渊博学识支撑，没有调查研究实证，趁早别沾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容易使人冷酷无情，容易使人独断专行，容易视生命如草芥。一旦走向极端，轻则误人性命，重则恶贯满盈。天理昭昭，岂能容得污行；正人君子，岂能不顾人情？
然而酷吏历朝都有，所办冤假错案触目惊心。故司马迁列数酷吏行状后，痛心疾首地感叹道：
“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