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有个人叫严异，任大司农，主管财政。有一次，严异的门客谈论朝中一个政策，认为这个政策不合理。严异一听，这是朝中大事啊，可不敢妄议，于是闭紧嘴巴，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可嘴角这么一抽动，严异就被举报了。当时的判决是：“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意思说这严异面对国家大事，不敢直接批评，嘴唇却抽动了，肯定是心里很不满，该死。
天哪！嘴角抽动一下就死罪，这谁还敢说话？从那之后，汉武帝手下的公卿大夫们，都噤若寒蝉，除了阿谀奉承，什么都不敢说了（可能都不敢想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腹诽法”。“腹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嘴上没说，心里想了，死罪！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同学会问了：这罪名谁想到的竟然这么“天才”？
炮制出“腹诽法”的，正是本文的主角——“天下第一酷吏”张汤。
影视作品中张汤形象
张汤：“天下第一酷吏”提起张汤，这人名声可不咋地——古今酷吏之多，唯独他被称为“天下第一酷吏”。而且，张汤还被司马迁老人家给“加持”了，专门列入了《史记·酷吏列传》之中。
张汤生于法律世家，他父亲就是一名县吏。张汤耳濡目染，从小就喜欢审案子，而且心狠手黑，很有酷吏的“天赋”。
《史记》上记载这么一件事。
张汤小时候，有一次家里的肉被老鼠偷走。父亲以为是他偷吃了，便把他狠狠揍了一顿。张汤为给自己伸冤，竟然掘地三尺，把老鼠挖了出来，连带着还有一块儿被啃了一半的肉，“鼠赃俱获”。这还不算完，张汤居然把这老鼠绑起来审问，并草拟文书，宣读罪状，处以磔刑（古代一种酷刑，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
张汤审鼠
据说判决书非常专业，“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翻译过来就是说，张汤这个判决书写得像多年的老法务，父亲大惊失色，赶快让他去学法律了。
后来张汤学得不错，混得也不错，在汉武帝手下主管刑狱。他与好友赵禹（另一位颇有名气的酷吏）奉命编纂刑律。按道理说，刑律大多关系人命，本当慎之又慎。可《汉书·刑法志》记载，这俩人巧立名目，“造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斩首等酷刑）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光重刑就成百上千，论死的罪责更有一万多条！
除了编纂刑律，张汤还亲力亲为炮制了大量重案要案。除了上面说的腹诽案，还有著名的巫蛊案。
这个案子很出名了，我们只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汉武帝有一位陈皇后，出身显贵却多年无子，她嫉妒出身低微却很受汉武帝宠爱、不停生孩子的卫子夫，用巫蛊之术实施诅咒。案发后，武帝把案子交给张汤调查，张汤随即顺藤摸瓜，揪出300余人统统腰斩，其中涉及不少王公大臣。
汉武帝像。汉武帝时，严刑峻法，冤魂无数
然而，涉案数百人，对张汤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后来经手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一案，彻查牵连死者竟达到数万人。
汉代时，有一个审判原则叫“春秋决狱”。清代大师学家赵翼就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汉时以经义断事”，意思是汉朝时法律很不完备，每当大事遇到分歧时，群臣往往就援引经书里的文辞来讨论该怎么处理。
赵翼还说，“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讞。”翻译过来就是说，张汤遇到大案子时，就会找那些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们，来研究怎么判案。
可就这样一个研习《春秋》的人，管理刑狱却严苛至极。真可谓“左手《春秋》，右手鲜血”。
张汤的另一面：廉洁奉公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就这么一个杀人无算的酷吏，却也有他可取的一面。张汤可取的一面就在于：廉洁。
张汤死于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6年12月），自杀，原因是被人诬陷——经常诬陷他人的人被人诬陷，还真是很讽刺。
影视作品中张汤形象
当时，因为政治斗争，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举报说，张汤向汉武帝提一些建议时，他朋友都事先知道，然后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赚钱了和张汤平分。汉武帝找张汤问，张汤予以否认。这时墙倒众人推，又有人举报张汤图谋不轨。汉武帝更加怀疑张汤，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再次予以否认。
酷吏还得酷吏治，汉武帝派张汤曾经的战友赵禹去见张汤。赵禹见到张汤后，说：“阁下怎么不懂分寸？您审讯处死了多少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张汤这才彻底绝望，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都是来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廉洁的官吏。
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在建校时，发现了张汤墓葬。为纪念此事，他们专门举办了“张汤历史功过研讨会”，并在墓葬遗址上建造了纪念碑、展览馆和纪念亭。2009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为纪念亭题名“廉亭”。
张汤墓纪念碑
张汤除了廉洁外，官德也不错。一般酷吏，为了保证自己的严格，都与人交恶，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赵禹，几乎断了同所有官员的来往。但张汤却大为不同，他与人为善，经常拜访其他官员同事。
张汤还不贪功。每当张汤向汉武帝上书得到表扬，他都会直接举荐文书的撰写者，从不贪功；当武帝对工作不满，有所怪罪，他总会一力承担，不会推脱给别人。这些德行，当时很多读圣贤书的儒生也很难做到，可身为酷吏的张汤却能做得不错。
另外，张汤制定的法律固然繁琐严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借此打击了很多与国争利的地方豪强，充实了国库，缓解了汉朝常年征讨匈奴带来的财政危机，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正因如此，张汤一直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后来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这在酷吏中可是独一份。
告发张汤的朱买臣，就是“马前泼水”的朱买臣
对张汤，为何评价一边倒？张汤既有被人鄙弃的一面，也有可取的一面，可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为什么一边倒的批评呢？分析一下，可能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酷吏大多是皇权的“白手套”，替皇帝背了恶名。封建社会中，政治斗争非常残酷。面对敌人，当皇帝不好出手，酷吏就是皇帝的马前卒。比如上面提到的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皇帝要将输家赶紧杀绝，但这又与“宽容仁厚”四字相违背，所以只能由酷吏动手。所以，与其说酷吏残忍失性，不如说他们为皇权行“恶名”，为皇帝背锅。
第二，酷吏与官僚阶级天然对立，历史都是官僚阶级书写的，所以对张汤评价不高。从汉代始，官僚群体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量法论罪，收钱管粮的技术型官僚，这个群体叫“吏”，一般是家传职务。另一部分是读儒学经典，通过考学入仕的儒生们，叫作“官”。
官一般在吏之上，属于发号施令的领导，而吏是具体干活儿的，当不了官。张汤能当官，是在子承父业后受到赏识，才有机会做官。所以我们常说的“刀笔吏”级别虽低，却能以笔定罪，管人生死，做官的也得忌惮三分。
《史记·酷吏列传》
因此在那些写史书的儒生看来，吏本就低人一等，创制法度、干涉政事显然不是下级的“吏”该做的事。而汉朝时的酷吏偏偏就像“紧箍咒”，天天盯着官员的言行。即使是史官们，在这点上对酷吏评价也更低一些。
因此，我们在《史记》中也能看到司马迁对张汤的评价有些矛盾：“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司马迁认为张汤善于揣摩汉武帝的意思，总能与皇帝保持一致意见。这种做法看似逢迎，可最后的结论居然是“国家也因此受益”。这就表现出了从“官”角度看“吏”的局限：张汤毕竟属于“吏”，不宜太过表达他的功劳。
第三，张汤以后，酷吏开始泛滥，整个群体名声都不好。一般酷吏前期由皇权掌控，针对文武百官。但当皇权开始腐化，酷吏也逐渐泛滥。从《史记·酷吏传》就可看出来，张汤作为酷吏能够为国家严守法度，促进发展。可“自张汤死後，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即张汤之后的酷吏只继承了他残酷的一面，多从刑律开始干预国家政事，把刑罚变得更加严苛，大量捏造是非，使得政事都废弛了。这也最终导致酷吏被污名化，遗留千古。
综合评价，张汤用法严酷，心狠手黑，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史上第一酷吏”的帽子是戴定了；但同时，他为官清廉俭朴，也不失为一名古代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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