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中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古圣先贤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人的“德”统之于“仁”，并具体在社会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时所体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正是这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使中国被誉为“礼义之邦”，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阐明了实现社会大治必须具备的条件：“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结果《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说明良好的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制，就会使得治理无所依循，甚至会出现《墨子》中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现象可见，良法对于善治而言是必须的，因此必须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但并不是只要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社会大治，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辅佐之人推行好的制度，而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唯有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群书治要·淮南子》强调：“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并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还会出现以下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重视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是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这表现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即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比如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之人关进监狱，但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依然难以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难以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即使刑法可以把不孝者处以死刑，但是不能把人培养为孔子、墨子那样具有高尚德行的人；即使法律能够给偷盗者判以刑罚，却难以把人培养成为伯夷那样具有廉洁品质的人孔子培养的弟子3000多人，他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都是因为教化所成就 其三，难以达到“礼义积而民和亲”的状态《群书治要·汉书》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意思是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 其四，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群书治要·史记》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贱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达到了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无为而治）；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 因此，古代的圣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通过以礼乐教化，可以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在《周礼》中就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这种道德教育起到了净化人心、防微杜渐、导人向善、促进和谐的作用不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还可以“绝恶于未萌”“禁于将然之前”，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仅不敢作恶、不能作恶，也耻于作恶，不想、不愿作恶，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提升道德与法治课堂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提升道德与法治课堂活力
作者：刘余莉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中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古圣先贤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人的“德”统之于“仁”，并具体在社会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时所体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正是这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使中国被誉为“礼义之邦”，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阐明了实现社会大治必须具备的条件：“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结果。《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说明良好的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制，就会使得治理无所依循，甚至会出现《墨子》中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现象。可见，良法对于善治而言是必须的，因此必须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但并不是只要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社会大治，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辅佐之人推行好的制度，而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唯有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群书治要·淮南子》强调：“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并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还会出现以下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重视。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是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这表现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即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比如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之人关进监狱，但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依然难以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难以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即使刑法可以把不孝者处以死刑，但是不能把人培养为孔子、墨子那样具有高尚德行的人；即使法律能够给偷盗者判以刑罚，却难以把人培养成为伯夷那样具有廉洁品质的人。孔子培养的弟子3000多人，他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都是因为教化所成就。 其三，难以达到“礼义积而民和亲”的状态。《群书治要·汉书》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意思是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 其四，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群书治要·史记》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贱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达到了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无为而治）；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 因此，古代的圣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通过以礼乐教化，可以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在《周礼》中就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这种道德教育起到了净化人心、防微杜渐、导人向善、促进和谐的作用。不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还可以“绝恶于未萌”“禁于将然之前”，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仅不敢作恶、不能作恶，也耻于作恶，不想、不愿作恶。
来源：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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