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写了《胶东保卫战，毛主席和粟裕不断为许世友等人出谋划策，共撑危局》一文，文中提到，1947年9月，蒋介石发起了一个由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九月攻势”，企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占领山东全境。不用说，蒋介石此举相当吓人。但毛主席在1947年9月15日致电华东局，叮嘱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和许世友等人沉住气。他预判说，只要我军继续在山东坚持，“一个月后，敌有很大可能调起一部兵力，故该方面只要我军不打败仗，局势亦可能好转”。
后来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毛主席预判的准确性。
仅仅一个月后，即在10月19日，蒋介石就在青岛召开的“胶东军事检讨会议”上从胶东战场往其他战场抽调军队。
究其原因，是他的军队在其他战场上连连吃瘪，顶不住了。
蒋介石一生自负文韬武略兼具，但是，他和毛主席博弈，往往是相形见绌，高下立判。
老覃在前段时间写的《1947年元宵节，粟裕给毛主席出了道选择题，一场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提到，解放战争进行了4 个月后，即1946年10月1 日，毛主席全面总结了这4个月内解放区军民战争实践的经验，认为在接下来4个月内的任务“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老覃在更早一些时间写的《1946年，陈毅向毛主席状告粟裕，说：道理反复讲过多次，但讲不通》中讲到：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主席从争取有利的战略地位着眼，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但由于贺龙、聂荣臻、陈毅等人在外线作战相继失利，而粟裕在苏中内线作战打出了炫丽夺目的“七战七捷”，因此同意各战区先在内战作战一段时间，再相机转到外线作战。
出击中原、进军大别山是到外线作战一项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当时就是规划好的。
一开始，毛主席是打算由华东野战军出击大别山的。
1947年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蒋介石建立了所谓的“黄河防线”，认为刘邓大军再难南渡，遂将原用于对付刘邓大军的王敬久集团调到山东战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
一方面，华东野战军骤临强敌，难以承担出击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另一方面，国民党偏重于两翼进攻的战略体系状如哑铃，正利于刘邓大军从中间突破。
因此，毛主席在5月4日调整了计划，改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独立经营中原。
而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我军歼敌总人数已经上升到了一百一十二万人，远远超过了预定的歼敌计划。
毛主席认为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大转折时刻已经到来。
他指示刘邓大军于6月底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军，尔后向大别山进击。
为了策应刘邓大军的行动，毛主席指示陈赓、谢富治兵团渡黄河南进，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又连续两次对华东野战军实施分兵。老覃在前几天写的《1947年，毛主席切责陈粟：你们留驻时间太久，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提到，华野在“七月分兵”之后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在8月4日再次分兵组成了东兵团和西兵团。其中的西兵团由陈粟指挥，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并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后勤供给。
再说回刘邓大军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从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150公里的8个地段上突破黄河防线，出其不意地发起鲁西南战役。
刘伯承在这场战役中把奇正结合、南北牵制、攻城与野战、分割与围歼等等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以15个旅的兵力歼敌4个整编师共9个半旅约6万人的骄人战绩，一举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
不过，在7月23日，国民党援军从多路扑向鲁西南，而刘伯承尚未攻破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毛主席担心我军取得的主动权丧失，作出了历史上罕有的伟大决策，指示刘邓大军不要恋战，不要后方，实行跃进式进军。
他在电报中说：“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刘伯承不愿羊山集之战功亏一篑，咬牙坚持。
到了7月28日，大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他才回电毛主席，解释说：“二十三日电奉悉。因作战未即复。”
对于毛主席要求“直出大别山”的指示，他表现：“完全拥护。”
但也罗列出了目前的一系列困难，比如鲁西南战役的消耗巨大，新兵少，俘虏多，粮食接济不上，冬衣尚未筹措等等。
同时也提出了在鲁西南机动作战的种种好处，希望推迟两个月再跃进大别山。
内线作战的好处毛主席如何不知？
但是，内线作战，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支持都接近了极限，拿陕甘宁边区来说，被国民党军破坏过的县份高达90%。据不完全统计，内战之初，陕甘宁边区我党控制的人口有150余万。到了1947年6月，只剩90余万。这90余万人民群众的公粮负担沉重，中农、富农、地主分别占自己收入的30%、40%、50%。农民自己剩下的粮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和来年的播种。
毛主席认为，与其让敌人进入内线把群众压垮、饿死，还不如我们豁出命杀到外线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毛主席在7月29日致电刘邓、陈粟谭、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谢及彭德怀，坦言：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陕北不能支持”等字眼一下子刺痛了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心。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一段，仍忍不住老泪纵横，说：
“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谈到，邓小平在跟女儿回忆当年的烽烟岁月时，说起1947年7月29日接到毛主席的电报，他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7月30日致电毛主席并陈粟谭和华东局等，斩钉截铁地保证：“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长路漫漫，远隔千里，前有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天险，后有国民党军十几个旅的穷追不舍，再加上酷暑雨季，暑气蒸人，道路泥泞，河水猛涨，而部队在大战之后也没有充分休整，这一行动的艰巨性让人头皮发麻。
其中，刘邓大军所要征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
这个黄泛区，是人为造成的，准确地说，是蒋介石造成的。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企图用黄河水构成一道障碍，阻止日军南下。
蒋介石这一炸，真是造了孽了。
黄河水像失控了的恶魔，咆哮着向东南方向翻滚，一时间，整个黄淮平原浊浪滔天，豫皖苏3省44个县成为了泽国，八十九万无辜人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说到这里，老覃忍不住要骂一句：制造了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真该受到永远不得超生的诅咒。
蒋介石在1947年3月15日下令将黄河复归故道。
大水退后，鹿邑以南至项城之间出现了一片宽约20公里的黄泛区。
原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将军描述黄泛区的情形，他说，“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
黄泛区已经是这样可怕，偏偏八月又值雨季，秋雨像是离人的泪，连绵不断，似乎永无休止，黄河水位猛涨。
根据当年的水文气象记录，1947年8月2日，黄河滦口水位由2米增至30.3米，每秒流量达2034立方米，黄河南岸老堤随时有决堤危险。
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还想再炸一次黄河大堤，以此阻止“刘邓大军”前进的步伐。
实际上，这并非谣言，蒋介石在部署合围刘邓大军的同时，的确命令其空军准备随时轰炸鲁西南黄河大堤，另外又令整编第68师师长刘汝珍在危急时掘开开封附近河堤，企图水淹刘邓大军。
一时间，刘邓大军上下惊心，惶惑不安。
邓榕曾问父亲有没有感到特别害怕的时刻，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有”，然后他加重了语气说，就是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要过黄泛区的时候，现在想起还后怕。
他是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的，他说：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即使是这样，半月的休整时间都没用到，刘邓大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在1947年8月7日勇挑重担，以大无畏的气概，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开始了波澜壮阔，且无比悲壮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可笑的是，对于刘邓大军这一壮举的战略目的，蒋介石根本摸不着头脑，他错误地估计为刘邓“立足不定，被迫流窜”，甚至，他还在军官会议上自作聪明地分析了一番刘邓大军“流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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