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 世纪中叶以降，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帝国作为人类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已经在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浪潮中寿终正寝然而当人们站在后殖民的时代回溯帝国扩张的历史，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状：欧洲中心的，随着殖民扩张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考方式，主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如我们今天重新掀起的“博物学”浪潮，其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欧洲人殖民时对拉美、非洲自然、民风的“科学”式探索、整理，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古人的奇幻世界博物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古人的奇幻世界博物志
编者按：20 世纪中叶以降，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帝国作为人类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已经在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浪潮中寿终正寝。然而当人们站在后殖民的时代回溯帝国扩张的历史，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状：欧洲中心的，随着殖民扩张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考方式，主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如我们今天重新掀起的“博物学”浪潮，其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欧洲人殖民时对拉美、非洲自然、民风的“科学”式探索、整理。
纽约大学文学教授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是一本追溯殖民知识文化的著作。作者意图是要带读者们回到殖民扩张勃兴的 18 世纪，去了解欧洲人在全球殖民初期如何建构了一整套围绕“科学”概念的知识系统——比如林奈这样开创今天我们沿用的分类法的人，是如何将动植物、人与自然分类排序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知识，反映出了何种文化想象——而这些知识又如何成为了殖民扩张的帮凶。回看这段历史，今天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是否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旧日的影子呢？
《帝国之眼》的简体中文版于 2017 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出版社授权刊载这本书第二章“科学、行星意识、内陆”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8 世纪下半叶，许多旅行者作家将会摆脱生存文学、公民描述或航海叙事等传统，因为他们会受到博物学知识构建计划的吸引。该计划的出现，以 1735 年的一个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林奈《自然系统》的出版。
欧洲的知识构建机制
就在第一位以科学为名义的探险家（拉 · 孔达米纳）成功横渡大西洋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瑞典博物学家正在出版他对知识的第一次重要贡献。这位博物学家名叫卡尔 · 林奈，他出版的书名是《自然系统》。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创新，不仅将会对旅行和旅行书写，而且还会对欧洲公民在地球上占据并了解其位置的全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对当代读者来说，《自然系统》似乎是一个平常且实际上奇怪的成就。它是一个描述性的系统，旨在根据地球上所有已知和未知植物生殖器的特点对它们进行分类。二十四（后来是二十六）种雄蕊、雌蕊等基本配置得到识别，并根据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出来。四个额外的视觉参数补全了这种分类法：数量、形状、位置、相对大小。林奈宣称，地球上所有的植物，都可以纳入这种单一区别系统，包括欧洲人尚不知晓的任何植物。林奈的分类方法，产生于罗伊、杜纳福尔等人早先的分类努力，具有一种其先行者未曾达到的简单和优雅。将适用于所有植物的统一分类系统的理想，与如何构建这种系统的具体、实用的建议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就连其批评者都视他的计划是变混沌为有序—既指自然的混沌，又指早期植物学的混沌。林奈说，“植物学中的阿里阿德涅线是分类法，少了它就只有混沌”。
结果证明，1735年的《自然系统》只是初次尝试。林奈后对这一系统进行微调，在两部决定性的著作中为其最后定型，这两部著作是《植物哲学》（1751）和《植物种志》（1753）。多亏有了这些著作，欧洲科学才有了标准的植物学命名法，为植物分配属类的名字，属类之后是它们的种类，种类之后是将它们与相近类别区分开来必不可少的其他种差。他还为动物和矿物提出了类似的系统。
林奈的系统集中体现欧洲科学的大陆和跨国抱负。他有意地复活拉丁文用于其命名法，恰恰是因为它是不属于任何民族的语言。他自己来自瑞典，全球经济和帝国竞争中一个相对较小的参与者，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整个大陆范围内对其系统的接受度。与之竞争的范式，特别是法国人创造的那些，在范围和设计上同样是鼓吹大陆主义的。只有林奈的系统，发起在规模和吸引力上都前所未有的欧洲知识构建事业。他写下的一页页拉丁文名单也许看起来静止且抽象，可是它们所做且被认为要做的是，启动一项有待在这个最具体意义上的世界实现的事业。随着他的分类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整个欧洲生根，他的“门徒们”（他们就是这样自称的）在全球范围内大量通过海路和陆路呈扇形散开，执行丹尼尔 · 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谓的“救世主式的策略”。与海外贸易公司，特别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约定，为林奈的学生们提供了自由通道，因此他们开始出现在各地搜集植物和昆虫，测量、注释、保存、绘图，拼命地试图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弄回去。信息被记载到书中；标本要是死了，就被放进博物学收藏中，这成为整个大陆富人们的重要兴趣爱好；标本要是活着，就被种植在同样开始在整个大陆的城市和私家场所涌现的植物园中。林奈的学生卡尔姆1747年去北美，奥斯贝克1750年去中国，洛夫林1754年去南美，福什卡尔1761年去近东，而索兰德则于1768年参加库克的第一次航行，斯帕尔曼于1772年参加其第二次航行，等等。林奈自己1771年对同事讲的话，传递出这项事业的能量、刺激、全球特征：
我的学生斯帕尔曼刚刚航行前往好望角，我的另一个学生桑伯格将要陪伴一名荷兰大使去日本；这两个人都是称职的博物学家。更年轻的格梅林仍然在波斯，而我的朋友法尔克则在鞑靼。穆蒂斯正在墨西哥从事辉煌的植物学发现。柯尼希已在特兰奎巴发现许多新物种。哥本哈根的弗里斯 · 罗特博尔教授正在发布罗兰德在苏里南发现的植物。福什卡尔的阿拉伯发现很快将送到哥本哈根出版。
这听起来俨然如他正在谈论大使和帝国一般。当然，我想说明的是，他确实在以一种相当意味深长的方式这样做。正如基督教发动了一场全球性宗教皈依工作一样，博物学也发动了一场世俗的全球性工作。前者在每一次与其他社会接触时都迫使人们承认自己的权威；后者，除了别的以外，则使得接触地带成为一个不仅是智性而且是体力劳动的场所，并在该场所设置两者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林奈的系统化计划具有一种明显的民主的维度，将科学探索普及到以前从未普及到的程度。正如一位当今评论者所言，“林奈首先是一个为非专业人士写作的人”。他的梦想是，“凭借他的方法，任何曾学过这个系统的人，都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将任何植物归入即使不是正确的属类，也是正确的种类和秩序之中，无论这种植物先前为科学界知道与否”。
旅行和旅行书写从此不同于之前。在18世纪下半叶，无论一次探险首先是否是科学性质的，抑或旅行者是否是科学家，博物学都在其中发挥作用。标本搜集、藏品积累、新物种命名、未知物种确认，成为旅行和旅行书中的标准主题。除了海员、征服者、俘虏、外交家这样的开拓人物外，到处都开始出现温和的、显然有文化的“植物采集者”；这种人物只装备一只采集用的袋子、一册笔记本和一些标本瓶，除了想与虫子和花朵单独平静相处几个小时之外，别无所求。各种旅行叙事，开始产生出彬彬有礼的“自然化”的悠闲间歇。有关动植物群的描述，对旅行书写来说本身并不陌生。正相反，至少自从16世纪以来，这样的描写一直是旅行书的传统构成部分。然而，它们通常被当作附录抑或对叙事的形式偏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分类计划的确立，对自然本身的观察和编目变得可以叙述。它可以构成一系列事件，甚或产生一个情节。它可以形成一个完整记述的主要故事情节。从某种角度看，被讲述的是一个与正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欧洲人有关的故事，他们呈扇形散开寻找与自然的非剥削性关系之时，恰恰是他们在自己的权力中心摧毁这类关系之日。正如我试图证明的那样，还有一种“反征服”的叙事被人们讲述；在这种叙事中，博物学家将资产阶级欧洲自己的全球在场和权威自然化。这种博物学家的叙事，在整个19 世纪将会继续保持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并且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
林奈系统只是总体化分类图式的一个例证；这种分类图式于18世纪中叶合并到“博物学”之中。林奈系统的最后版本，伴随着其他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出现，比如开始出现于1749年的布封（Buffon）的《自然史》，或者阿当松（Adanson）的《植物科志》（1763）。尽管这些作家提出本质上不同于林奈系统的竞争系统，但是他们之间的辩论，仍然基于这个时期特殊的总体化分类计划。正如贡纳尔 · 埃里克松（Gunnar Eriksson）所言，这些图式构成“不同的策略，其目的是实现全部18世纪博物学所共有的一项计划，即忠实表现自然本身的样子”。在其对18世纪思想进行经典分析的《词与物》（1970）中，米歇尔 · 福柯这样描述这一计划：“凭借结构，占据地球表面的存在物大量增生，既能成为描述性语言序列的一部分，又能成为数学因素场域的组成部分，这种数学因素还将作为有关秩序的一种普通科学。”说到“对可见之物进行描述”的博物学，福柯的分析强调这一计划的语言特征。正如他所言，博物学使得物与语言和表征的共同关系成为一种可能；不过，只有在物与语言恰巧分离的情况下，它才作为一个任务而存在。因此，博物学必须缩小物与语言之间的距离，以便让语言尽可能接近观察的凝视，让被观察之物尽可能接近词。
作为一种不仅在相关性而且在归约性方面的操练，博物学将可见之物的整个领域归约为一个变量系统，这个系统的所有价值都可以被指定，如果不是被数量，至少也是被一种完全清楚和永远有限的描述。因此，就有可能确立存在于自然实体之间的身份系统和差异秩序。博物学家常自认为忙于发现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自然的计划）；可是，根据当代的观点，这更是一个关于“新的可见性场域得以全面构建”的问题。
尽管博物学毫无疑问是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构建的，但它是一种在社会以及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被实现的事业。欧洲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受到来自对保存、运输、展出、记录标本的更好手段之需求的挑战；植物学和动物学绘图方面的艺术专门化得到发展；印刷商面临着改进视觉资料再生产的挑战；钟表匠们需要发明和维修器具；在商业探险和殖民前哨科学家的工作应运而生；赞助网络为旅行和随后的写作提供基金；各种业余和专业社团在地方、全国、国际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博物学收藏获得商业以及声望价值；植物园变成大规模的公众景观，而且管理植物园的工作成为博物学家之梦。（布封做了法国国王花园的管家，而林奈则一生致力于管理自家花园。）知识不是作为事实、比特或字节的静态积累，而是作为人类活动、纠缠不清的言语和非言语实践存在，博物学正是它的生动例证。
当然，科学探险涉及各种各样的语言机制。许多形式的书写、出版、演讲、阅读，使得知识在公共领域产生，创造并维持其价值。科学的权威被最直接地蕴藏于专业描述文本上，以及围绕各种命名法和分类标准组织的难以计数的植物学论文上。然而，报纸杂志和叙事性旅行记述，是科学网络与广大欧洲公众之间必要的中介。它们与欧洲了解世界并存在于其中的其他方式一起，是使得科学权威及其全球计划合法化的主要代理。18世纪下半叶，科学旅行者将会制定话语范式，这些范式自身明显区分于拉 · 孔达米纳在该世纪上半叶继承的那些。
我认为，自然的系统化是一项新型的欧洲计划，一种人们可以称作欧洲人行星意识之物的新形态。三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知识构建机制一直首先用航海的术语解释这颗行星。这些术语导致两个总体化计划抑或行星计划。第一个是环球航行，一种包括环世界航行然后撰写有关航行的记述的双重行动（“环球航行”这个术语要么指航行，要么指航行产生的书）。自从16世纪20年代麦哲伦首次完成环球航行以来，欧洲人几乎从未间断地在重复这种双重行动。第二个行星计划同样依赖于纸张和墨水，它就是世界海岸线的地图绘制，一项18世纪仍然在进行但已知可以完成的集体任务。用一位旅行书编辑的话说，人们1704年就有可能谈到“欧洲帝国”延伸“至地球最边缘处，好几个欧洲国家在那里有战利品和殖民地”。环球航行和地图绘制，当时已经产生人们也许可以称作全球或行星主体的东西。这种主体的轮廓被丹尼尔 · 笛福轻松且随意地加以概括。正如笛福的用词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个世界的历史主体是世俗的、有文化的欧洲男性；他的行星意识是他与印刷文化接触的产物，远远比水手的生活经验更加“道地”。
通过“命名”所产生的秩序现实
18世纪下半叶自然的系统化，更为有力地显示了印刷业的权威，因此显示了控制印刷业的阶级之权威。这种系统化似乎要使一种全球想象具体化，这种想象不同于旧的航海想象。博物学在地图上标示的，不是所走路线稀疏的轨迹，也不是陆地和水域的汇合线，而是那些构成行星表面的陆地和水体的内在“内容”。这些大量的内容不是通过白纸上的细线，而是通过依次用专门术语归纳的文字表征，抑或通过实体会被放入其中的标记网格得以了解。这些表征或者分类有限的整体性，构成一种不仅是海岸线或河流，而且还有地球表面每一个看得见的平方英寸，乃至立方英寸的“绘图”。“博物学”，布封1749 年写道：
从整体上看，是一部无边无际的历史，包括宇宙赠予我们的所有物体。这异常众多的四足动物、鸟类、鱼类、昆虫、植物、矿物质等，为人文精神的好奇心提供一个硕大无朋的景观；其总数如此之大，以至于看起来并确实在所有细节上是无尽的。
和这种整体的特性相比，旧的航海习俗显得何等缩手缩脚，例如在地图的空白处画出区域性奇闻和危险—亚马孙河的亚马孙人、加勒比海的加勒比人、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印度的大象等。
如同内陆探险的兴起一样，与对地球进行系统的地表图绘相对应的，是不断扩大寻找商业上可以利用的资源、市场和拓展殖民的土地，这宛如航海图绘与寻找贸易通道之间存在的关联。然而，与航海图绘不同的是，博物学将世界设想为一片混沌，科学家则从这混沌之中创造出一种秩序。那么，这就不只是一个按照这颗行星过去的样子描述它的问题。对阿当松（1763）来说，未经科学家之眼整理的自然世界是似乎被偶然弄到一起的存在物胡乱的混合：在这里，黄金与另一种金属、石头、泥土混在一起；在那里，紫罗兰则与橡木生长在一起。在这些植物中间，还有四足动物、爬行动物、昆虫四处游荡；大家可能会说，各种鱼与它们游于其中的水环境，与在深水中生长的植物相混杂……这种混合的确如此普遍、如此多样，似乎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对于20 世纪晚期的西方想象来说，这样的视角也许显得稀奇古怪，因为这些想象受到训练，将自然视为一个自我均衡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的介入使之陷入混乱。博物学则要求人类介入（主要是智性上的）以构成秩序。18 世纪的分类系统创造的任务，是在这颗行星上为每一个物种定位，将其从独有的、任意的环境（混沌）中提取出来，并将其置于系统（秩序名册、收藏或花园）中合适的位置上，附上其正式、世俗的欧洲新名称。林奈自己一生就给物种名录添加了八千个新条目。
诸如福柯那样的博物学研究，并不总是强调其概念的改造和挪用的维度。这颗行星的生命形态，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从它们纷繁纠缠的生活环境中抽离出来，重新编织进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统一和秩序模式。拥有这个系统的（有文化的、男性的、欧洲人的）眼睛，一经接触新场所/场景，可以马上就采用将其整合进语言系统的方式熟悉（“归化”或“自然化”）它们。距离的差异，自身就成了不相干的因素：就含羞草而言，希腊可以与委内瑞拉、西非、日本相同；“花岗岩峰”这个标签，可以等同地适用于东欧、安第斯山脉、美国西部。芭芭拉 · 斯塔福德（Barbara Stafford）曾提及这种全球再语义化的一个极端例证，德国人塞缪尔 · 维特（Samuel Witte）1789年的论文声称，世界上所有的金字塔，从埃及到美洲，实际上都是“玄武岩喷发物”。这个例证很生动，因为它暗示这个系统将文化和历史归入自然的能力。博物学提取标本，不仅从其彼此的有机或生态关系中，而且从它们在其他民族的经济、历史、社会、符号系统的地位中。18世纪40年代，在分类计划成为主导之前，拉 · 孔达米纳认为，博物学家的知识与更为有价值的地方知识并存。他预言性地提到，亚马孙河边“植物和树木的多样性，会为最勤劳的植物学家找到足够从事多年的职业，正如它也会为不止一个设计者找到足够从事多年的职业一样”；他接着补充了一个想法，到18世纪末，这个想法也许会在科学语境下变得几乎不可思议：
我在此只谈及以下事情可能需要的劳动，即：准确描述这些植物，将它们分解成类别，把每一种植物归类于适当的属、类之下。由此我们可想，这个国家土著人对它们的优点进行的考察，是怎样的？这样一种考察，无疑是此项研究的所有分支中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
博物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无论运用到何处，都会中断人、植物、动物之间现存的历史、物质关系网络。欧洲观察者自己没有出现在这种描述中。林奈式的计划，通常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形象中得到象征。丹尼尔 · 布尔斯廷说，在林奈看来：“自然是自然物的巨大集成，他自己作为监督者，在其中四处走动，为它们贴上各种标签。他有一个从事这种艰巨任务的先驱：天堂里的亚当。”像许多其他评论者一样，布尔斯廷在调用原始天真形象的同时，并没有怀疑这种形象。假如对其提出质疑，人们就能明白，人类，特别是欧洲人，从一开始就给分类者出了一个难题：亚当能够给自己命名和分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博物学家是否正在取代上帝？在这场博弈初期，林奈似乎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人们一度认为，他说过上帝曾“允许他窥视他的秘密橱柜”。让包括教皇在内的许多人严重不安的是，他最终将人包括在其对动物的分类中（智人这个标签就是他提出的）。然而，对人类的描述与对其他生物的描述截然不同。最初，林奈在四足动物中假定了一个单独的类别—人（只用“认识你自己”这个短语描述），并且只在智人与畸人之间划定了区别。到1758年，智人已经被分为六个变种，其主要特征被归纳如下：
一、 野人。四足的、哑的、多毛的。
二、 美洲人。赤褐色的、易怒的、直立的。头发黑、直、厚，鼻孔阔，面部粗糙，胡子稀疏，倔强、满足、自由。用红色细线描绘自己。受习俗控制。
三、 欧洲人。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肌肉发达，头发棕黄、平滑，眼睛蓝色，温和、敏锐、善于创造。身穿紧身礼服。受法律控制。
四、 亚洲人。乌黑色、忧郁、死板。黑头发，黑眼睛，苛刻、自大、贪婪。身穿宽松服装。受看法控制。
五、 非洲人。黑色、迟钝、悠闲。头发黑、鬈曲，皮肤柔滑，鼻子扁平、唇厚，狡猾、懒惰、粗心大意。用油脂涂抹身体。受任性控制。
最后一个类别“怪物”包括侏儒和巨人（巴塔哥尼亚的巨人当时依然是一种确定的现实），以及像阉人这样的人造“怪物”。你将会注意到，人类的分类显然是比较性的。这一分类将有关欧洲人优越论的神话“自然化”，人们很难找到比此更明显的尝试。除了怪物和野人以外，这种分类法几乎未加修改地存在于今天的某些教科书中。
当然，航海图绘也行使了命名的权力。当使者们用欧洲基督教的名称给地标和地理形态命名时，宗教和地理事业确实在命名中走到一起。不过，博物学的命名再一次更直接地起到改造作用。它提取世上万物并将它们重新分配进一种新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的价值就在于其与混乱本源的不同。在这里，命名、表征、要求全都是同一的；命名导致秩序现实的产生。
然而，从另一种角度看，博物学丝毫不具有改造作用。这就是说，正如对自身的理解一样，博物学几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抑或对其做成任何事情。将原生态的自然“转变”进自然系统，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抽象的、非英雄式的姿态，没有多少利害攸关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灵魂。与航海家或征服者相比，博物收藏家是一个温和且往往朴实无华的人物，其所具有的改造力在花园或收藏室的家庭语境下发挥作用。博物学家的形象经常具有某种双性同体特征（androgyny）；其知识产品存在某些毫无疑问非阳物崇拜的方面，这些方面也许是由林奈自己提供的意象暗示的，即阿里阿德涅跟随她的线团走出弥诺陶洛斯的迷宫。
这里可以发现欧洲资产阶级主体的一种乌托邦意象，它既天真无辜又是帝国性质的，它显示一种没有恶意的霸权想象，但是没有装配任何控制机器。博物学家充其量被视为欧洲扩张性商业抱负的侍女。实际上，为了搭免费的船，他们与贸易公司等进行交换，生产出商业开发的知识。一位作者在1759年的“前言”中说，“我们主要从博物学中搜集某个国家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我们从那里了解到其各种产品”。1756年，德 · 布罗斯（De Brosse）在介绍一本新的旅行概略时，赞扬“用一个新世界将地球变大，用这个新世界的所有自然产品和有用风俗丰富旧世界”的能力。1766年，有人在评论林奈一位学生写的一本旅行书时宣称，在文学和商业领域，“科学人”的旅行都优越于“财富人”的旅行：
博物学家的研究，尤其可能为他人带来益处，这丝毫不亚于他给自己带来的乐趣；植物学家的研究特别是这样，他们的发现和收获，往往对其国家的贸易和商业利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著名的林奈甚至敢于声称，关于植物的知识，是整个公共经济的根本基础；因为正是这种知识，为一个民族提供衣食。
与此同时，科学和商业的利益是细心截然分开的。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远征呈上升趋势，就像18世纪60和70年代库克的太平洋远航，这些远征经常接受密令设法发现商业机会和威胁。有命令下达，却秘而不宣，这暗示科学和商业事业之间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们认为商业与公正无私的科学相抵触。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这两者反映彼此的抱负并互相提供合法化依据。林奈的学生安德斯 · 斯帕尔曼（Anders Sparrman）说，“一次纪律严明的商业活动以及一般意义的航海，其基础在于科学……而科学，反过来又从前者获得支持，并因前者而得到扩大”。
可以说，商业前景将科学置于一般公众感兴趣的范围之内，尽管商业扩张和帝国主义带来的利益，事实上压倒性地归少数精英分子所有。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科学—如布封的话就是“精确描绘一切”—创造出高于和超越商业的全球性想象。科学起的作用如同一面富丽堂皇、多层面的镜子，整个欧洲都能将自己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行星进程”投射到这面镜子上，这一进程不包含商业和政治扩张以及殖民控制所奉行的竞争、剥削、暴力。
非城市世界的城市话语
的确，在涉及植物、动物、矿物时，尽管没有涉及人，这些系统也同样自动地应用于欧洲，就像应用于亚洲、非洲、美洲一样。如同我一直讨论的那样，自然的系统化，不仅表征一种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欧洲话语，而且表征一种关于非城市世界的城市话语，以及一种关于无文化修养农民世界的有文化修养资产阶级话语。自然系统被投射在欧洲边界之内及其之外。植物采集者在苏格兰或法国南部乡村，宛如他们在亚马孙河或南部非洲一样快乐。在欧洲内部，自然的系统化进行之时，城市中心与农村的关系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在一种新的规模上干预农业生产，寻求使生产合理化，增加剩余，强化对农民劳动力的剥削，管理城市中心绝对依赖的食品生产。圈地运动是一种更明显的干预，它让许多农民丧失土地并进入城市或非法居民社区。用科学的方式改进家畜饲养和农作物种植的尝试，就开始于这个时候。任何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和剩余取向的模式相比，都显得落后，似乎需要得到“改善”。1750年，法国评论家杜克洛（Duclos）在其《有关本世纪习俗的思考》中认为，“那些居住在距首都一百英里以外的人，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一个世纪”；当今的启蒙学者常常不假思索地复制这一观点。
随着城乡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变大，欧洲农民逐渐显得只是比亚马孙河流域的居民略少一些原始特征。同样，自然系统也在欧洲内部重写地方和农民的认知方式，正如它重写海外地方土著人的认知方式一样。斯滕 · 林德罗特（Sten Lindroth）将林奈纪实性、总体化的方法，与在瑞典得到高度发展的国家官僚形式联系起来，特别是那种精心记录个体公民并为他们分类的机器。到18世纪中叶，林德罗特说，“欧洲没有任何别的民族比瑞典人更深入了解其人口，一百五十万瑞典公民全都按照出生、死亡、已婚、生病等录入适当的统计专栏”。确实，林奈的属类和物种标签，看起来非常像公民必须有的姓和名—林奈称属名为“我们植物共和国的官方货币”。尽管自然的系统化先于工业革命的开始，林德罗特却注意到“［林奈的］书写方式与制造业中出现的准则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例如，标准化和系列制造已经设法进入生产领域，尤其是在用于枪炮的可更换部件的制造中。其他的类比出现在军事组织领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军事组织开始标准化制服、演习、纪律等等。
官僚机构和军事化是帝国的主要工具，而且一直到今天，对枪炮的控制都是欧洲征服他人唯一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思及此则这种类比就变得更具启示性。（就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手无寸铁的被征服人民正在索韦托以及约旦河西岸向装甲车投掷石块，也许在你阅读这一章时仍然如此。）绝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有关启蒙运动的学术研究，常常忽视欧洲那些侵略性的殖民和帝国冒险，而那些冒险乃是社会规训模式的典范、灵感、试验场。这些社会规训模式于18世纪被输送回欧洲，加以改造后用来构建资产阶级秩序。自然的系统化，与北美洲和南美洲奴隶贸易的顶峰、种植园制度、殖民种族清洗，以及安第斯山脉、加勒比海地区、北美等地的奴隶叛乱同时发生。因此，颠倒林奈式凝视的方向，抑或笛福笔下空想旅行家的凝视的方向，从帝国的边界向外眺望欧洲，这样做是可能的。因此，以标准化、官僚主义、正规化为标志的启蒙运动进程的其他谱系，出现在视野中。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制度不正是社会工程和规训、系列生产、人生的系统化、人的标准化方面的大规模试验吗?这些试验已经证明，其益处超过任何一位欧洲人最为疯狂的梦想。（挑起法国革命的财富是在圣多明各创造的，到18世纪60年代，那里是地球上曾经见过的最多产的地方。）种植园农业显然成为工业革命和生产机械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与之类似，直到17世纪初，也没有像殖民官僚政治这样的官僚政治，西班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经济史学家有时称1500至1800年为“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奴隶制和国家保护的垄断，积累发动工业革命的资本。人们想知道，这种积累中有什么是原始的（正如人们想知道，发达资本主义中有什么是发达的），但是它的确是积累。在文化领域，这个时期被实践的许多收藏形式，部分是作为那种积累的意象、作为其合法化形成的。自然的系统化将这种积累的意象带到极致；与此同时，它还塑造了工业资本主义榨取自然资源的、起改造作用的性质，以及正开始在欧洲形成的、受制于资产阶级霸权的、城市大众社会的排序机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构建，自然的系统化绘制出一幅从统一的欧洲视角挪用和重新部署这颗行星的图画。
在欧洲，正如在欧洲以外的扩张前沿一样，这种知识的生产，并不表达与不断变化的劳动或贫穷关系抑或领土愿望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现代国家结构的当代理论化中，这种知识的生产受到了间接评论。尼科斯 · 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认为，国家总是“用一种拓扑的外部意象”，将自己刻画得独立于经济：“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客体，国家被认为拥有不变的疆界，它是通过其被排除在经济的非时间领域之外得以确定的。”随着欧洲扩张的势头为了“开放”内陆转向内地，这种概念在欧洲内部和其扩张前沿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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