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谈判中公共表演的理论化——以英国脱欧谈判为例
作者：Øyvind Svendsen，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NUPI）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欧洲政治、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御政策等。
来源：Øyvind Svendsen, “Theorizing Public Performances for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6, No.3, 2022, https://doi.org/10.1093/isq/sqac031.
导读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谈判中公共表演（public performances）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不能被视为廉价磋商（Cheap talk），而应在国际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超媒体谈判意味着国际关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可以在新兴的数字网站上近乎实时地传播给大量受众，参与者可以利用公共表演来定义和合法化他们想要的谈判结果。公共表演本身就是权力政治的工具，是各国在国际谈判中争夺影响力时采取的重要策略。本文以英国和欧盟的脱欧谈判为例来验证这一理论，并对Twitter进行定性分析，来说明他们所使用的表演工具箱（performative toolbox）以及公共表演本身在英国脱欧谈判最后阶段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引言
在英国脱欧谈判进行的这些年里，核心参与者积极使用Twitter等平台与公众和谈判各方进行交流。为什么国际行为体把谈判带入公共领域，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作者发现，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量文献解释了国际谈判的过程，但通常对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不屑一顾，因此，文章的主要贡献是将公共传播本身视为一种谈判策略，并将其理论化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公共表演。
公共传播在国际谈判中的运用受到技术支持、媒介化、对透明度的要求的影响。在超媒体化的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共传播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它消除了国际谈判是严格的双层博弈（strict two-level games）这一重要特征。基于既有研究，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谈判的方法，将谈判理论化为关系-过程现象，即政治组织在公共舞台上努力界定意义的现象，同时将公共表演作为国际谈判中的权力-政治工具，并假定它们可能对谈判结果产生构成性影响。
本文包括一个简短的关于英国脱欧过程的实证检验。关于英国脱欧谈判的主要研究角度为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这些文献表明，英国的谈判方法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包括来自相对弱势立场的艰难谈判、对欧盟的错误假设、联合王国的分配问题、国内分歧，以及特蕾莎·梅缺乏开放性等。相反，欧盟在谈判中的表现得到了普遍有利的评价，尤其是欧盟的方针具有凝聚力。
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对现有国际谈判文献的回顾。第二部分对国际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强权政治行为进行理论化。第三部分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说明联系起来，第四部分介绍了使用的方法和数据。第五部分则是对英国脱欧公共表演的实证检验，分析了2019年英国与欧盟退出协定谈判的最后阶段。最后，本文确定了这一理论对国际谈判的重要性，以及对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谈判的更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将国际谈判的研究带出谈判室，进入超媒介化的世界政治背景下的公共表演领域。
公共传播与国际谈判
关于公共传播和国际谈判的既有文献主要有以下两个缺陷。首先，必须承认在超媒体化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动员公共传播的重要性。既有研究并没有恰当地把公共传播作为国家和政治家在国际谈判中可以使用的谈判策略之一，而是将国际谈判概念化为仅仅在谈判桌上进行的事情，淡化了谈判中某些时刻的公共干预所具有的权力政治效力。其次，当谈判进入公共领域，国内和国际信息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时，权力不仅作为一种带到谈判桌上的财产发挥作用，而且具有突出的特质。而关于国际谈判的研究或多或少将权力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
谈判研究主要被讨价还价理论和博弈论中的理性主义模型占据，在这些模型中，权力等同于强迫，这些方法将国家视为理性单位，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然而，研究国际谈判的建构主义学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权力是自然产生的并且受制于谈判的可能性，建构主义研究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和共有规范的影响，但是却忽略了国际谈判是通过符号学相关的意义谈判展开的，以及资源是如何在国际谈判的公共表演中调动和产生的。
作为国际谈判策略的公共表演
包括Twitter在内的社交媒体的存在使新形式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例如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这些平台被用来规避政府控制的国家媒体。然而，受众是否正在积极接收来自这些平台的信息，或者像 Twitter 这样的平台主要用于在谈判各方之间发送信息呢？Shehata和Strömbäck（2018）指出，当受众用社交媒体取代传统新闻媒体和在线新闻网站时，对时事和新闻会产生负面影响。然而，Boukes（2019）发现，Twitter的使用对于政治兴趣高或低的人们的知识获取都有积极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Twitter内容的政治性。
表演的时间性
首先，具体化的时间是有节奏的：“节奏不仅是相同事物的重复，而且是重复中出现的差异，因为每个人的表现都以细微差别的方式逐渐展现出新的实践和理解”。因此，变化是渐进的，并通过社会节奏的微小变化而动员起来。第二，国际谈判也是由时间和稀缺性构成的。因此，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谈判一项和平协定会比以往加快速度，并可能成为达成协议的建设性力量，或者可能损害代理人和必要的文化间理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时间很重要，因为国际谈判的目的是颠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使未来看起来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时间限制下，国家代理人通过努力调动未来以确定最突出的未来情景。
方法、数据和推特
英国脱欧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理论命题的重要性，即在国际谈判中，公共表演不仅仅是廉价磋商。英国脱欧是国际谈判成为公众焦点的一个例子，它有助于阐明政府谈判代表如何积极利用公众表演作为国际谈判的一部分。
本文进行的定性的Twitter分析依赖于参与英国脱欧谈判的核心人物的推文。任何对国际谈判中公众表现的研究都必须选择特定的“网站”来观察。正如本文所讨论的那样，Duncombe（2019）发现“通信的时间性和功能性方面的技术变化从根本上塑造了政治”，这“影响了各国如何轻松地控制和合法化他们的政治信息”。Twitter作为政治领域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是研究政治调解如何影响国际谈判最合适的地方。在英国脱欧谈判中，Twitter只是“田野网站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但它仍然是最合适的社交媒体渠道，可以定性地“观察一段时间内人们之间的互动”。
文章引用了鲍里斯·约翰逊的Twitter社交帐号在脱欧过程中的表态，这个简短的例子只是对英国脱欧争议政治中一个特定时刻的一个快照。它很好地说明了平台上的公开声明如何被用作一种谈判策略，通过积极的自我认同向对手施加压力的过程。在Twitter上占据中心位置的不是协议的实质内容，而是将这一进程的责任让渡给另一方，以及设想一个面向国内和国际受众的理想未来的目的。特别是，这个例子显示了约翰逊如何特别利用这个公共空间来界定Brexit对于他的国内人口和他的谈判对手的意义，同时，表演性地打破了双层博弈谈判之间的区别。
Twitter上超调解的脱欧谈判
1.超越国内和国际的二元对立: 完成英国脱欧和推动反对派做出改变
在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约翰逊多次在Twitter上强调，在紧迫的国内政策问题上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他是否履行有关英国脱欧的承诺。英国首相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史蒂夫·巴克莱发布了一段视频，并附上一段文字，表示约翰逊在演讲中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并重申了主要信息: “让我们实现脱欧，把重点放在对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的创纪录投资，增加2万名警察，以及提高英国各地发展水平上。”针对厌倦了冗长谈判的国内观众，这些表演吸引了英国国内的公众情绪。这些信息也向欧洲和欧盟发出了一个持续的信号，即联合王国将在确定的日期离开欧盟，英国脱欧本身就承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公开谴责“他者”的谈判方式: 英国-欧盟互相指责的游戏走向终点线
英国政府利用保守党大会给他们带来的势头，向欧盟施加公开压力，要求它接受他们对最终协议的设想和修订后的议定书。史蒂夫•巴克莱在Twitter上发布了英国脱欧的广告，以防出现无协议的情况。接下来，图斯克方面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约翰逊在10月8日重复了“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不能拖延”的信息，促使欧盟委员会主席再次做出回应。大约在同一天，米歇尔•巴尼耶在Twitter上发帖称，他将与欧盟各国部长和爱尔兰方面举行良好的会晤，努力寻找一项可行且可持续的协议，以保护爱尔兰的和平与稳定。史蒂夫•巴克莱发布了一段视频，对“完成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机遇给予了正面评价，并配以文字: “我们提出了认真的建议，并愿意采取灵活态度。现在是时候让欧盟也这么做了。”
3.时间的匮乏、协议的达成、以及为使结果合法化而进行的表演性斗争
在达成协议之后，文章所分析的四个Twitter 账户中，鲍里斯·约翰逊是第一个宣布达成协议的人，在这条推特之后，约翰逊发布了一条长帖，推广他与欧盟达成的协议的版本。约翰逊试图使在2019年10月31日退出欧盟的做法在国内合法化，他认为这对实现国家政治优先事项至关重要。然而，焦点显然转移到了国内听众，因为协议的批准将取决于议会的支持。因此，约翰逊重新为联合王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愿景，如果他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在威斯敏斯特得到接受的话。
结论
当今时代是一个超媒介化的时代，这意味着世界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实时传播给新兴数字网站上的大量观众。这也对国际谈判的进行方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公共表演在国际谈判中的作用。将国际谈判研究的理论重点转移到媒介化的公共领域，揭示了面向未来的公共表演如何补充国家和其他行为者在谈判中寻求影响力时所使用的一套权力-政治手段。
公开的英国脱欧进程，以及高层政客和谈判代表在Twitter上的出现，都被用来说明有关公共表演的理论主张的重要性。这一框架被用来表明，即使是最核心的政治家和谈判者也利用了公共传播使谈判状况合法化，使广大受众了解谈判情况，并与其他谈判方传递信号和交流。这篇文章也对谈判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公共表演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这种公共传播如何在国际谈判中表演性地工作。最后，在超媒介化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将国际谈判的公开表演理论化，说明了政治基本工作的更广泛方式，包括行为者如何以及在哪里进行沟通和参与提出要求，以及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词汇积累
公共表演
Public Performances
超媒介化的世界
Hypermediated world
廉价谈判
Cheap talk
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双层博弈
Two-level games
译者：张立锟，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 | 刘若锋 魏康桥 孟晓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凌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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