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自古是收获的季节，不仅处于中美贸易战漩涡中的大豆终于可以兴奋地摇起饱满的铃铛，各路专家学者也都开始翘首以盼今年的诺贝尔奖桂冠将花落谁家。
截至 2017 年，在 49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79 名获奖者中，若论谁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最大，可能很难有定论，但是若论谁的影响面最广、争议最大，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争议可能就小很多。很显然，答案就是哈耶克。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耶克和冈纳·缪尔达尔，获奖理由是「他们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这一结果让很多人几乎惊掉下巴：哈耶克获奖了？！而且一同获奖的是缪尔达尔？！且不说当时哈耶克已经长达三十年不再怎么研究经济，其最主要、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也不属于传统的经济学领域，其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也已经被其学术对手凯恩斯主义压制了近四十年；更让人不解的是，他的获奖伙伴，曾经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缪尔达尔，一向高举「左翼」、「进步」的大旗，几乎可以说与哈耶克势如水火。
怒火中烧的缪尔达尔，在颁奖典礼上压根儿不搭理哈耶克；而更使他火上浇油的是，两年后的诺贝尔奖竟然又颁给了哈耶克的同道中人弗里德曼。忍无可忍的他，以笔为枪，化愤怒为炮火，立刻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投下了一篇批判檄文，直接呼吁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他曾经付出过巨大努力才得以设立的奖项。
在经济学圣殿的角落里，如同丑小鸭一般栖息了近三十年的哈耶克，对这顶从天而降的桂冠，虽然颇为欣慰，但对冷落了他那么久的经济学界，甚至诺贝经济学奖本身，却并无太多敬意。他给自己获奖演说的题目，毫不掩饰的贯以「知识的僭妄」之名，他鲜明的指出，自由世界当时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的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威胁，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那些经济学家中的一部分已经获得了该奖，还有更多将在未来继续获得该奖委员会的青睐。他在演讲的最后甚至大声呼吁：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卑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已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的毁灭者，而这种文明不是来自任何个人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才成长起来的。
前面说过，哈耶克影响最大的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那本书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曾影响深远、又历久弥新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该书出版于 1944 年，主要创作于 1942 年。从学术思想背景看，就在 1942 年，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杀于巴西；1945 年，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寓言小说《动物农庄》，及奥地利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同年出版。顺着思想史向前追溯，从 17 世纪下半叶的约翰·洛克到 18 世纪的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 1776 年横空出世，传统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逐渐让位于以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为特色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成了经济学界认可度最高的信仰。随后，现代经济学开枝散叶，逐渐成为显学，甚至实现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亚当·斯密之后的一百多年，经济学主要沿两条路线发展，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在大卫·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的笔下不断成熟与完善；另一方面，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形成巨大影响力。1890 年第一次出版的两卷本《经济学原理》与 1867-1894 年间出版的三卷本《资本论》，大体代表了 19 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两条路径。进入 20 世纪，身为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于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哈耶克于 1944 年出版的这本《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座山峰。
从经济活动实践来看，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之后，德国在极权主义的操控下，将整个西方世界裹挟进二战的噩梦之中；美国则热情拥抱凯恩斯主义，积极投身于「罗斯福新政」中；一战期间成功实现革命的俄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并在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中，迸发出强大的能量；彼时的法国，仍处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状态。在那种国际环境下，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国家，英国的学界，经过凯恩斯主义在近十年来的发酵，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孕育出各种思潮出来。无论是面对自身的经济危机，还是面对纳粹德国或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曾经无所不能的「看不见的手」，正变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
国家主义是走向富强之路吗？不难想象，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一问题，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盘旋过，游移过。
不！那是通向奴役之路！一个声音出现了，曾经论战败给凯恩斯的哈耶克，这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厉声回答道。
话说，哈耶克到底是谁？哈耶克于 1899 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家庭。此前一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世长辞，德意志帝国如一艘马力十足的战舰，正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驾驭下，全速冲向一战的历史旋涡。德国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从俾斯麦下野到他去世的八年间，是整个德意志历史的关键时期。正如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其著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一书所描述的：
「在那个时代将德意志帝国推向崭新外交路线的因素，并非国内的不幸福或内政上的危机，反而是当时德国人对自身力量与内部和谐所产生的过度信心。……俾斯麦时代及以前的德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谦卑朴实的民族，其最高目标就是团结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他们已经如愿以偿。可是，自从俾斯麦下野以来，他们产生了一种大国的心态。各个不同阶层的德国人，突然在眼前浮现一个伟大的国家愿景，一个全国性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世界强权，我们要向全世界扩张，德国必须在全世界享有优先地位！」
而正是这一心态或者说思想上的转变，引发了一战、魏玛共和国的超级通货膨胀，进而走向纳粹极权主义的罪恶深渊。而这一转变历程，也正是哈耶克在本书中主要的批判对象。
一战期间，1917 年，18 岁的他加入了奥匈帝国陆军，并在意大利战线服役。这段经历让哈耶克决定在学术界发展，希望研究出如何导致未来战争悲剧的发生。哈耶克后来说道：「让我决定成为学者的最关键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让我开始重视政治结构的问题」。也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在瑞士那片和平孤岛中，苏黎世科玛特河后面的一个破败巷子内的一个修鞋匠家里，茨威格笔下那个作息规律又极其低调的小个子男人，在往来图书馆的路上，正在绞尽脑汁寻思着回归他的故土沙皇俄国的理想路径。德国的列车带领这个小个子一路穿过德国全境，像一枚威力无穷的炮弹，射向俄国城市彼得堡。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后，世界秩序彻底重构。那个小个子当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列宁，而他治下的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则成了哈耶克笔下另一个靶子。
一战后，哈耶克分别在 1921 年和 1923 年在维也纳大学取得法律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极其深远的米塞斯。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米塞斯曾亲眼目睹「整个局势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但是，当与他同年同国出生的茨威格，选择以自杀来捍卫内心的美好时，米塞斯以笔为枪，向残酷的现实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
米塞斯传给哈耶克的衣钵中，不仅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更有一颗绝不向邪恶低头的决心。他一方面继承了由卡尔·门格尔传承下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不放过任何机会与他认为邪恶或者有可能走向邪恶的理论开战。1932 年，年仅 33 岁的哈耶克与年长他 16 岁的凯恩斯在泰晤士报上展开了一场辩论，驳斥凯恩斯透过政府出资的公共建设计划的提议。1938 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侵吞后，哈耶克放弃了奥地利国籍，并终其一生都以英国公民，活跃在英国、美国和晚年时的德国。1944 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1950 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自此之后，他的研究范围也逐渐偏离经济学，而以哲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等为主。在战后二十多年西方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哈耶克及其代表的奥地利学派，都落寞地隐匿在凯恩斯主义巨大光环的阴影内，主流经济学理论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石油危机的接踵而至，西方世界第一次意识到，哪怕在长期，历史并不会终结，短期很美好的凯恩斯主义，长期来看，或许还很残酷。历史的车轮终于来到 1974 年，成立仅仅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准确把握到历史的脉动，天才般地把该届的奖章连同巨额奖金颁给了哈耶克与缪尔达尔这一对儿冤家。尽管这一举动并未换来两位获奖人的善意，甚至二者都扬言该奖压根儿就应该取消，但是，至少于哈耶克来说，恰恰凭借诺贝尔奖，他所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才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五年后，他的国籍所在国，也是凯恩斯的故乡，迎来了奉他为导师的撒切尔夫人，而如果对比当年丘吉尔因为引用他这本书的语句，而导致竞选受挫，意义就尤为凸显；再两年后，他任教超过十年的美国，也迎来了里根新政。
好了，本书的创作背景和作者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就打开书本，重新回顾那条通向奴役之路吧。
全书共 15 章，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各章节的主题内容。
在第一章被离弃的道路中，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的目标就是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但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不仅仅受到二战的严重破坏，更是早在二战之前已经面临严重威胁。事实上，「至少在欧洲极权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 25 年中，我们已经日益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古典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与利己主义或自私自利完全不同，与自由放任也存在本质性区别。所谓自由主义，是指「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并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有益进行的体制。」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作者进一步通过比较分析指出，真正的自由主义，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就是指导个人努力的最好方法。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效运转，必须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而且，在不可能创造条件，使竞争有效运转的地方或领域，政府就必须采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限制甚至取缔自由竞争。在作者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竞争不仅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有效的办法，更是个人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成功地将自由竞争用作社会组织的一般原则，就排除了政府对经济生活毫无意义的强制性干预。政府所需要强制的，是市场的有序运转和个体间公平的自由竞争。这些政府行为不仅可为，而且尤其必要。比如货币、市场体系和信息渠道等不大可能由私人企业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一套适当的法律制度及其强制执行措施。只有法律制度的强制约束力，才能确保自由竞争的良性运转，使竞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法律仅仅承认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是不够的，还有赖于对财产权的明确限定。
在写作本书时，哈耶克对于货币必须由政府提供这一观点仍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他已经对此产生了怀疑，1976 年，他出版了 1945 年以来唯一的一本经济类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试图把货币这个政府的天然盟友，拉拢到市场的一方。尽管他刚在两年前加冕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本书在当时并未收获太多的关注，因为他的理念实在太超前了。直到 2008 年，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的横空出世，科技进步为数字的非国家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这本书又突然像他很多历久弥香的著作一样走俏起来。
总之，政府之手应该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同时在竞争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为其提供补充。除此之外，政府之手应尽量受到约束。
在第四章中，作者驳斥了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几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认为，技术的改变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无非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还是由政府控制。但是，作者发现，一些权威部门的研究显示，这种认为大规模生产具有更高效率的观点是使竞争消失的原因，在当时的任何证据中都很难得到支持。另外，竞争的没落与垄断的兴起在各国出现的历史顺序，同样不支持计划经济的「不可避免性」。
在接下来的两章，作者重点探讨了自由国家与法治的关系。自由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正是严格遵循法治这一伟大原则。所谓法治，在哈耶克看来，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个体能够预见到政府在特定情况下，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进而规划个人事务。真正的法治，应将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防止政府采取特别的行动破坏个人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作者驳斥了有关竞争的一些异议。作者指出，竞争类似于正义，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在竞争过程中，无论是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还是受到不可预期的灾难的打击，都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运气，而不会受到某些权力机构的特殊照顾或非法迫害。另外，作者认为，在竞争社会中，相比富人所受到的限制，穷人获得的潜在机会要多得多；而且，在竞争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其它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有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权势者的恩惠获得成功，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第九章社会保障与自由中，作者辩证地指出，政府越试图用干涉市场体系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的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作者指出，使智识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所帮助。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作者分析了实现物质目标的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等问题。他认为，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者产业政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它们不但不能带来持久的解决效果，反而会严重妨碍我们生产性资源的最佳使用。作者特别提出，货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治这种困难的，它力所能及的无非是实施一种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部分无法降低的工资而把其他一切工资和物价抬高到足够的程度，而且，即使这样做，也只能用一种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能直接降低的实际工资，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要把其他一切工资和收入提高到足以调整有关群体地位的那个程度，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极度扩张，它所造成的动荡、困苦和不公正将比那些所要救治的问题本身要大得多。
关于货币政策这一点，我相信，哈耶克肯定对当年德国魏玛共和国的超级通货膨胀深有体会，也因此滋生了深恶痛绝的感情。战败后新组阁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为了避免战后大规模失业，以及变相缩减战争赔款，让所有印钞机开足马力，从 1919 年开始，一美元可以兑十德国马克；到 1923 年 1 月份，已经可以兑换两万马克；到 8 月份，突破百万大关；11 月份，突破千亿大关；到了 1923 年底，一美元所能兑换的德国货币，已经高达 4.2 兆马克。哈夫纳在其著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形象地描述道：「结果，连印钞机都不敷使用了。在 1923 年的时候，光是想印制足够数量的纸币也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动用民间的印刷机来帮忙印钞票。此外并衍生出交通方面的问题：一整列又一整列的货运火车必须被用于运输，以便及时将刚印好的纸钞运送出去。」德国广大中产阶级面对货币财富被如此史无前例地蒸发，或者更准确地说，被洗劫，前文提到的茨威格曾经痛苦地写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 1919 年至 1923 年之间的通货膨胀那般，将德国广大中产阶级调教得愿意接受希特勒。」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把分析的视角从国内上升到全球治理，认为通过某种超国家主权机构搞「国际性」的经济计划，相比国内层面的计划经济，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危险。相反，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主权侵害个人权力的国际机构，才是对和平的最好保障。国际范围内的法治必须保障国家不对个人、同时保障这种新的超国家主权机构不对各个民族国家施行暴政。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哈耶克的学术老对手，凯恩斯勋爵，正在带着由他一手炮制的战后国际秩序治理体系的「凯恩斯计划」，拖着病躯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与「想要把大英帝国的眼珠子挖出来」的美国人怀特团队进行着极其痛苦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老辣的凯恩斯败给了此前一直寂寂无闻的怀特，在本书出版四个月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建立。据说，美国人给予了谈判失败的凯恩斯一种特殊的尊重，关于开会地点，凯恩斯特意写信希望不要放在华盛顿，以免进一步刺痛大英帝国的神经，于是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区的那片避暑胜地，就这样走到了战后世界舞台的中央。
尽管在去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途中，凯恩斯兴致勃勃地阅读了哈耶克这本新著，并很快就给哈耶克写了一篇热情洋溢、赞美有加的回信，但在哈耶克看来，无论是凯恩斯方案还是怀特方案，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或第二年成立的联合国，他都持保留态度。可惜的是，在写出那封信之后两年，为大英帝国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的凯恩斯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家中，时年不足 63 岁。他再没有机会进一步反思哈耶克的观点，也看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特里芬难题面前最终走向土崩瓦解。而在此之后，哈耶克对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少，并于四年后离开英国，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后，研究范围几乎彻底远离经济学。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再一次强调，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清除那些因人类的愚蠢而加诸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解放个人的创造力，而不是设计更多的机构去「指引」或「指导」他们，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不是去「计划进步」。
好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再谈谈，通过阅读本书，所引发或形成的一些粗浅的思考，供大家参考。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闪现过各样的场景片段。比如，纳粹德国集中营外辛德勒的那叠长长的名单；为了保留心中的美好欧洲印象，而相继选择自杀的本雅明和茨威格；以康波周期闻名于经济学界的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 1938 年苏联大清洗期间被判死刑，年仅 46 岁就含冤而死，而比他小 14 岁的列昂惕夫，恰好在大清洗运动开始之前的 1930 年移居美国，后来不仅开发出投入产出分析法，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早在 1973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进一步回望历史，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加持下，开启了殖民全球的步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法、德、意等国，以抢占金银、原材料、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为目的，以枪炮为手段，以病菌为辅助，给被侵略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哪怕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贸易，也不过是在枪炮的胁迫下的「自由贸易」。被侵略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在被动的卷入第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相比享受到的全球化的红利，所遭受到经济上的剥削、压榨和精神与肉体上的摧残，远远更为典型，影响也更为深远。
但是纵使如此，当我们更加冷静地比较分析那些遭受入侵命运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入侵者的不同体制，留给被入侵地区的遗产，以及由此形成的长远影响，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在欧洲以外的主要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历史上都要么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么深受其影响；自然资源同样极其丰富的阿根廷和巴西，以及地理位置与美国和加拿大比较类似的墨西哥（与西欧诸国距离稍远），虽然一度也取得引入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乎就成了拉美债务危机的代名词，尤其是阿根廷，更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而这些国家，巴西的殖民者是葡萄牙，其他两国的殖民者是西班牙。曾经在经济上同样非常有特点的南非，其殖民者则是荷兰。另一个主要经济体，日本，则最早是被美国的舰队敲开的国门，但对其影响最大的，属于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
而对比当年这些殖民者，英国虽然早已不复当年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但无论其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还是金融、教育、科研、旅游等，都仍处于世界的前列。德国则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先进的制造业和在欧盟的领导地位，早已逆转了战败国的负面形象。相反，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则已经沦落为欧洲的「笨猪五国」。
造成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悲剧，以及殖民国与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命运，背后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比较鲜明的，就是哈耶克在本书中所反复提出的，对自由竞争市场体制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法治体系的取舍。
最后，把书中下面几句话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识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而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