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现在才来聊“内卷化”这个已经略显过气的网红词汇。没别的原因，就是忙。
年中，网络上卷起一阵风，叫“内卷化”。很快地，它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现象，正所谓“万物皆可内卷”。
“内卷化”一词由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首次提出，用来指“一种文化模式进入最终固定状态时，逐渐局限于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从而再也无法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这个时候，“内卷化”还是一个颇模糊的宏观词汇。
之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研究东南亚水稻农业时，发现那里的人们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导致边际回报越来越少。他借用“内卷化”来描述这一发现。
从这以后，“内卷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逐渐被集中运用在经济学或经济史研究中。这意味着，要想理解“内卷化”真正的深刻含义，必须了解其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情况。
第一个将“内卷化”概念引入中国的是黄宗智，他虽然是历史学家，但在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时，却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
黄宗智认为江南地区棉花产量的提高并不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的，而是人口激增带来的人地矛盾下的无奈之举。他发现，种植棉花、纺织成纱这项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说白了就是同样面积的土地产棉的收益仅仅数倍于种植水稻，而所耗费的劳动量却是后者的18倍——虽然收益总量有所提高，但前者远不如后者划算。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选择这个工作呢？因为人口太多了，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小农户种植水稻已经无法生存了，追求耕地面积的增加没有希望，他们只好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增加总产量。
不仅明清时期，可以说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都处在典型的内卷化状态中。要说投入产出比最大的耕作方式，其实要属最落后的“刀耕火种”——这种方式只需投入最低的劳动量，却能得到很高的产出回报（烧掉整片森林，然后随意撒上种子，然后坐等收获，虽然亩产量不高，但是土地多的是，总量就没问题）。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矛盾不允许这种粗放的耕作方式继续下去，人们只好通过精耕细作来追求单产量的提高。
这种发展路向带来的意外收获就是农业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其付出的代价就是投入的劳动量越来越大，农民越来越辛苦，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因为土地的生产力（即“地力”）是有上限的，并不像60年代的人们所信奉的那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且投入到农业生产的都是直接的人力和畜力（即“有机能源”），当投入量达到一定阈值后，并不再与产出量成正比。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连续熬夜加班的人他的工作效率会逐渐下降，投入与产出比无限接近于一，他的劳动会变得越来越不划算。正因为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作为投入成本的人力具有非常明显的阈值，所以“内卷化”在学术界多用于农业研究中。（相比与此，工业中一项新技术可能会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投入和产出比并不固定）
社会内卷可能是我们最关心的一部分，也是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却能如此流行的重要动因。
其实从上述黄宗智先生对农业的研究的了解中，我们基本已经能体会到何谓内卷。
“内卷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僧多粥少，恶性竞争”。我们最痛心疾首的社会内卷也是如此。
所有内卷发生的起点无非是人口的增多——严格地说，是涌入特定领域的人口增多——但机会并没有增加（就算机会有增加，其增长速度也无法与人口涌入速度成正比）。刚开始时，这些特定领域在还在伸展它的边界，身处其中的个人和领域本身都在发展。但是随着此领域广度上的发展空间逐渐被开拓到极致，剩下的就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个体在这个领域内的生存问题了。精耕细作、恶性竞争必然将接踵而至。
我上面所说的“领域”可以指特定的城市（北、上、广、深），可以指特定的行业（金融、IT等所有劳动力饱和的行业），甚至还可以指特定的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和特定的楼盘。只要是机会有限、名额固定的领域，同时大家又都对其趋之若鹜，这个领域势必会发生内卷化。
大城市有更好的设施、更高的工资和其他优势，于是大家都想进去，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由于人口太多，导致交通、就医、入学、工作甚至衣食住行的成本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这里活下去就已经成为一个挑战——这是关于大城市的内卷。
金融业光鲜、体面，很多人钻进这一行业，进去之后发现同样面临令人绝望的科层管理、漫长的实习期和并不高的工资，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正是大量人口的涌入。其实不光是金融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成了类似的围城——这是行业的内卷。
考生人数依然逐年增加，但是各省的大学录取率却没有变。社会中激烈的竞争势必蔓延到教育中来，让这个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活动变成了一场关于投资-回报的竞争。
家长对成绩的要求反馈到学校，学校当然要施加于学生头上，再加上各地教育局作为“同谋”，帮忙“把风”，各校掀起补课的风潮。起先可能是一两个学校，他们通过补课短期内获得了很好的效益——在高考成绩上远远胜出，很快其他学校望风而动一起补课。这导致大家都比以前更累，但是谁都没法像前面几所学校那样那样轻易胜出了。换句话说，即使无法通过补课胜出，谁却都不敢放弃补课，否则就会掉队。就这样，补课成为所有高中的标配，老师和学生都比以前更辛苦，但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回报，因为录取率是固定的——这是教育的内卷。
总之，在这样的时代，只要是机会，只要是资源，都会被争夺，都会引发内卷化，让整件事情变成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悲剧。那些被封为成功标志的东西，它们形成一个又一个海市蜃楼的狂热幻景，引诱着前仆后继的人去为它们牺牲。为它们牺牲的人越多，那些所谓的成功就越耀眼，就越能激发起大家更大的狂热。我们就像一群喝自己的血喝到发狂的狼，用自己的幸福甚至健康，在豢养一只庞然的欲望。
内卷化最终的结果可能连零和博弈都不如——虽然对于二者来讲，都包含有“社会利益总量都没有增加”的含义。但是后者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就是说至少有一方是可以获得快乐的；而对于内卷现象来讲，举目所见裹挟其中的人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受益人，全是损人不利己的受害者。
其实，按照内卷化的概念。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内卷：农业、工业、商业、科举甚至于引车卖浆等行当，皆是如此。只是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内卷的程度不同罢了。
只有在原始社会阶段，才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家才不屑于竞争，而更喜欢开拓新领地，开拓新领地远比争夺固有领地成本低。但是当人口开始遍布全球，资源就总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就总是有争夺的。一旦面对有限的资源发生争抢，激烈的竞争势必导致资源本身产生一种虚妄的附加值，直到我们为了获得它所需要牺牲的利益无限接近于得到它后能给我们带来的利益。
我说这些只是想说，我们不一定将内卷绝对地看成社会问题，否则整部人类历史都将是错误的，内卷是社会历史常态，它根植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追求优质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我们应该将问题再严谨化一些：内卷为什么会在当下的中国突然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的内卷化很严重吗？
中国本身就是人口大国，出现内卷化并不奇怪。只是在之前我们尚处在填补空白、开拓市场的阶段，各领域内人口并没有完全饱和，而现在相应的人才、劳动力和资金都流满了所有低洼地，竞争成本必然水涨船高。
除了人口大国的痼疾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征之外，有些领域内卷化尤其严重，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中国人对“成功”的焦虑。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足够多元和个性的价值观，社会与世俗对成功的认可无非是大城市、高收入、名校、房产这些标的。依然很少有人有勇气或能力去按照自己的喜好探索个性化人生价值，只好按照流俗的“成功学”要求去奋斗，必然导致某些城市、某些岗位、某些学位、某些楼盘发生异常严重的内卷。
内卷作为一个学术程度很高的专业词汇，被发掘出来并很快流行，我个人猜测还有一个原因。
其实在好几年前，底层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内卷，比如快递、外卖、销售等岗位，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是因为那些受害者根本就没有参与舆论、表达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向社会诉苦并汇聚自己的声音。而现在，随着疫情的影响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加速了内卷化向更高的社会层级发展，这些人一旦遇到困境，可以很轻松地通过网络找到同类，并很熟稔地通过自己的知识素养发掘学术词汇，以求精确地表达自己的困顿（同时也是社会的病灶）。
手机和电脑不仅是一系列技术，一学就会，它更是一种思维、一种生活方式；网络语言并不仅仅是一些实时翻新的词汇，它更是一种根植于神经的情绪和逻辑。现在的中国手机和电脑的普及率很高，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拿上了手机，每个人就可以参与到网络话语中来。其中有多少人只能被动地阅读那些公众号文章、去接受那些搞笑的短视频？这些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没有观点或者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是。
网络作为另一个世界，已经走得太远了，网络词汇以空前的速度在生长，它们虽然稍纵即逝，但是每一次新词的产生都是网络思维的一次巩固和确认。我暂时还无法清楚地总结出网络思维或网络逻辑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感觉那里的声音越来越陌生，自己显得越来越像个插不上话的局外人。很多人会将其归结为年龄上的代沟，我想说，我们可能将问题想简单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由谁来提出，既然“内卷化”已经被当作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至少说明我们在狂热地追求成功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更没有丧失反省意识。
我一直认为，只要一个人拥有反省的能力和意识，这个人无论如何还有可爱的一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社会同样如此。
我并不能针对内卷给出解决之道，我自知自己的责任和能力并不在此。我所能做的，只有写出这篇文章供你看罢了，剩下的事情还得咱们一起来。
注：本文插图作者是Svitlana Harkusha，一位著名的插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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