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名马（马与昭通地名关系的历史文化透视）

摘要：马为六畜之首，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国威、权力和财富的标志，又是商贸流通的载体，农夫耕载的利器；骏马奔逸绝尘的风姿与境界，也是仁人志士的理想寄托与精神追求。在昭通众多的地名中，带马字者６００多个，其中直接与马有关的约５００余个。透过这些地名，解读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可以更真切地感知昭通先民们的生活史实，领悟和欣赏地名中丰富多彩的马文化。

关键词：马政；昭通地名；历史；马文化；乌蒙马

历史地名马（马与昭通地名关系的历史文化透视）(1)

马在中国古代有着特殊的地位，至今仍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三字经》云：“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马虽列为六畜之首，却是最晚才被驯化的。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写道：“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彪悍的动物——马。

自商代之后马匹逐步成为军事、驿传、仪仗、骑射、狩猎、耕作的重要工具，也是祭祀、进贡、送礼、贸易、文体游艺等方面的重要内容。马既是国威、权力和财富的标志，又是商贸流通的载体，农夫耕载的利器。《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养马、用马，关乎军国大事。《说文解字》云：“马，怒也，武也。”《玉篇》亦谓：“马，武兽也”。从常用的“战马”、“兵马”、“戎马”等词中，即可感受到马所具有的勇武刚健的气势与地位。西汉名将马援说：

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后汉书·马援传》）

马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易经·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正义》孔安国传云：“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典谟皆历代传宝之。”从此，“龙马精神”成为华夏文明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易经》开篇乾卦的卦象就是“马”。《说卦》曰：“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卦以马为刚健灵动的象征，《系辞》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明代兽医经典《元亨疗马集》写道：“夫毛物之类众矣，其引重致远、堪托生死者，独马可称。”

《周礼·夏官》云：“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开后世“马政”之先河。其中朱元璋论马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堪称历代帝王重视马政之典型。他说：昔人问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后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明太祖实录》卷１５）

两军对垒，“金戈铁马”乃是克敌制胜的实力所在；和平年代，马“引重致远”又成了交通运输的主力；社会生活中，“驷马轩车”更是等级制度下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文学艺术中，骏马奔逸绝尘，万里横行的风姿与神韵，寄托了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与追求。

骐骥驰骋，驽马负重。“马”理所当然在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地名印记。昭通地名中，带“马”字者有６００多个，以马字打头的共计５５４个，除去１００余个姓氏地名，１０多个彝语地名，２０多个马刺、马桑等植物地名外，直接与马有关的地名约５００余个。透过这些地名，解读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可以更真切地感知昭通先民们的生活史实，领悟和欣赏地名中丰富多彩的马文化。

一、人背马驮，引重致远——马与昭通道路地名

春秋战国时代，车马数量的多少关乎国力之大小，诸侯之命运。曹操诗云：“车辙马迹，经纬四极”。但由于大山的阻隔与封闭，在昭通这片土地上，滚滚车轮的伟力，几千年间始终缺乏用武之地。昭通有数百个带“马”字的地名，却罕见与车乘相关者。

秦开五尺道以来，自僰道（宜宾）至朱提（昭通）驿道上的主要运输方式都是以人背马驮为主。两晋时期，虽然已有水、陆两道并行，但均“至险，难行”。常璩记述僰道至朱提的陆路“又有牛叩头、马搏颊坂，其崄如此”。即使明清时期这条道路依然险峻难行，时人亦有“蜀道何如滇道难，一声鸟语客心寒”的感叹。据旧志所载，牛栏江大坡四十余里，时常滚跌损伤运铜马匹。大关灵官岩壁立悬崖，石径弯曲，横山通过，下临大河。民国初年，因马驮运货，屡有倒跌，乃由商帮集资，将线路改移河边，化险为夷。全市许多山路上都有拦马坎、倒马坎、息马台、歇马气（后误为洗马期）、歇气台等地名。

昭通道路之艰险，还可从广布于全市的近百处羊梯岩、梯子坎、石梯坡等地名中窥见一斑。镇雄州举人张璈《路过羊梯岩》诗云：“往复惊猿啸，艰难碍马蹄”。羊肠鸟道，稍有差池，即人仰马翻，葬身岩底。大关阱口坪，即因传说从前有一人骑马过此，掉入井中而得名。故昭通地名中有许多记录牛马滚坡及人员伤亡的地名：

牛滚岩、牛落坡、牛落洞、马滚坡、马落洞、马落岩、马跳岩、马落湾、马落河、马落塘、吊马岩、死马坪、倒马坎、阎王偏、阎王桥（桥险水急时常有人落水丧命）等。

西南地区，山高水险，路途遥远，仅凭人力实难胜任旅途跋涉及货物运输之重任，只有借助马力，方能远涉四方。故昭通道路站点多与“马”字有关。如永善、大关、镇雄等县就分别就有几处传说久远的地名：永善佛滩乡的“马路村”，据说是孔明部将经过此地，修筑马路而得名；大关吉利乡“马蹄石”，因一巨石上现有马蹄印，相传为唐御史中丞袁滋入云南册封异牟寻时所遗留；“洗马溪”，亦为袁滋来滇时在此溪中洗马而得名。镇雄罗坎乡的“马路”也曾是通往四川的交通古道，原名官马路。

永善“铜铃沟”，正是对马帮经过时铃声悠扬的记录。关河驿道和南广驿道上的这种“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兴盛景况，直到１９５８年公路修通后，才被汽车所取代。为此，留下了许多“马路”的印记：

马路、马路上、马路边、马路口、马路坪、马路坡、马路湾、马路沟、马路坳、马路颈、马路塆、马路岗、马路坪子、马路梁子、马路垭口、马路湾梁子、马路口梁子、大马路、转马路等。

威信马坎，则因位于马路坎上得名。昭通地名中，以马路打头的地名共有６６个，而直接叫马路的就有２９处，这正是以马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历史见证。此外，还有马店、马店沟、马店坡、马店头、马店村、上马店、望马咀梁子（常有马帮过此）等，反映马匹运输时代食宿服务特征的“马店”地名２０余处。

生活中人们往往车马并提，如威信车马坪，即因一山似马，一山似车而得名。要很好地利用马，就得掌握驭马驾车的技术，故“御”被列“君子”必修的“六艺”之一。“御马之术”甚至成了政治术语，《尚书·五子之歌》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云贵总督鄂尔泰作《昭通四门记》，在论述将北门命名为“趣马门”的理由时写道：

北至于马湖，故名其门曰趣马。趣马之为言，趋也，为适马湖者，自此趋也。《周礼》有掌马之官，曰趣马。……掌其马而善养之者也。旧称乌蒙产善马不让大宛。《荀子》有言曰：“不穷其民，无失民；不穷其马，无失马”。盖善御马者不尽其力也。知御马之道，即知御民也。人众马蕃，其在斯乎？况新辟岩疆，懔乎若朽索之御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警戒之哉！

骑马出行，就得上马、下马。昭通确有几处以“上马”、“下马”命名的地点。永善有上马、盐津有上马磴，镇雄有上马石。威信双河乡“下马地”，因当地坡陡路窄，骑马到此，须下马步行；而水田乡“下马地”则是官员到此，须下马而得名；罗布乡“下马田”，据传有一县官经过此地，下马休息时说在此开田甚好，故名。镇雄雨河乡“下马地”是因为当地一团首住此，百姓骑行过其门外都得下马；母享“下马地”，则是因为村子位于一形状似马的山脚下而得名。彝良下马田，据说是因清末一戴姓官员曾在此下马观景得名。拦马坎，传说一周姓县官过此，有人拦马喊冤而得名。

二、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的管理饲养与昭通地名

马政指我国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繁殖、牧养、保育、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秦统一后，建立了由太仆掌国马的管理机构，制定了我国最早的马政条例《厩苑律》，并在“边郡置六牧师令”，负责马匹的牧养。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汉开西南夷，在今四川、云南设养马场。《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六年（１１３）“诏越嶲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郡置汉平苑”。当时昭通境域属犍为属国，恰好位于越嶲（今乐山）、犍为（西昌）及益州郡（今昆明）之间。

三国时期，南中地区曾“赋出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晋代西南所出以“巴滇马”著称。“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好乘巴滇马”，东晋明帝曾乘“巴滇骏马”，往探王敦军营之虚实。南北朝时期，昭通属于宁州管辖。益州总管梁睿上书说，宁州“既饶宝物，又多名马”，但由于“爨氏据滇”而“贡献不入”，每年只奉献“数十匹马”。

樊绰《蛮书》载，唐代滇东北地区的东爨乌蛮之地，“邑落相望，牛马被野”。两宋与辽、金之间征战不断，西北马源断绝，只有向南方少数民族购买马匹。陆游有诗云：“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畜牧专家谢成侠认为，历史上所称蜀马、广马就是今日之西南马，属于山地小型马，肌腱发达，关节坚强，蹄质坚硬。著名者有建昌马、大理马、乌蒙马、水西马。其体型虽小，但驮载能力突出，一般荷重可超过体重的１／３，近程运输可负担１００余公斤。南宋时在叙州（宜宾）“有中马互市之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

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也。其酋董氏，隶戎州都督府，国朝开宝中，德化将军董舂惜贡马，诏嘉纳之。太平兴国中，始市马。

元朝设有十四个“牧马之地”，其中之一即位于云贵高原的“亦奚不薛”。《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第四上》说：“亦奚不薛，水西也”。水西即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之地，至元二十年设亦奚不薛宣慰司。《新元史·兵志》载，至顺元年（１３３０）云南行省言：

“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饲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之乱，云南盐不到，马多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

“亦乞不薛”又作亦溪不薛，曾经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行省，但多数时间隶属于云南，《明史·四川土司传》谓：“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给马匹喂盐以保持体格健壮的饲养方法，早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即有记载：

马之来也，涉地数千里，瘠甚。蛮缚其四足拽仆之，啖盐二斤许，纵之，旬日自肥矣。

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原属云南的东川、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和乌撒（今贵州威宁）划归四川布政司使管辖。《明史·四川土司传》载：“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贵州巡抚田雯《乌蒙马说》云：“水西之马，状甚美。……然而，未若乌蒙之异也，乌蒙之马，体貌不逮水西，神骏过之。”《滇海虞衡志》载：

南中民俗以牧畜为富，故马独多……重牧而不重耕，……马牛羊不计其数。以群为名，或百为群，或数百及千为群。……马产几遍滇……

昭通自元、明、清改土归流之前，地方行政均实行土司制度。镇雄“马牛官”（以前管马牛的畜牧官居住的地方）这一地名，提供了彝族土官“马政”的线索。镇雄还有木卓这一彝语地名也是指管马官吏所居住的地方；母享，彝语为“母雄”，母为马，雄为官，意为负责管理战马的地方官所居之地。大关野马丘，实是“彝马丘”，即彝族人家放马的小山丘。

清雍正五年改土归流，在乌蒙设镇，建总兵衙门。镇标有中、左、右３营。九年改为昭通雄威镇，增设前营，兼辖东川、镇雄两营。据《大关县志稿》载：大关营为雍正六年（１７２８）所置，系昭通镇左营游击一营，原设游击一员驻本城，有马战兵、步战兵、守兵三千余名。据《大清会典》载，各省驻防营及绿营军马，均有牧地，亦称马厂，四周栽柳编篱或掘沟为界。大关县《重修马王庙碑记》说：

蒙总府萧（名得功，山西人，雍正九年昭通镇左营游击）、分府樊俯念边营窘寒，踩拨马场一处，在城东之翠屏后，以为牧马之区；又给堪垦成田之地一型，在城南大路之右。每年冀得租石稻米，以供秋冬饲喂之需，思恩得深，惠施不竭。……马厂一处土地，官为踩路，牧放营马……

据旧志所载，乾隆二十六年，昭通镇中营游击、守备驻郡城，前营游击分防凉山，守备分防鲁甸。左营游击守备分防大关，右营游击分防永善，守备分防吞都。凡昭通镇所辖诸营驻扎过的大关、镇雄、巧家、昭阳区、鲁甸等地，都设有牧放营马的马厂。这就是上述县区有中马厂、马场等地名分布的缘由之一，并衍生出马厂坝、马厂沟等地名。如：

马厂坝、马厂沟、马厂坪子、马厂梁子、马厂垭口、马场坡、马场坪子、马场梁子。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马场”、“马厂”亦非全都源于清代驻军放牧营马，其中亦有因民间赛马或马匹交易而得名者。如泼机“马场坡”就是交易牛马而得名的。国家军队养马的牧场统一叫“马厂”，而百姓养马既不能自称马厂，也没有这么大的排场。民间马匹分散于千家万户，或圈养，或放养，同样在昭通各县区地名中留下了众多的痕迹：

马圈及马栏———马圈、马圈房、马洞包（山包上有个岩洞，有野马居于其中）、马栏埂、马栏头、马栏湾、马楠（由马栏雅化而来）；

牧马及草料———看马湾、马坡、马坝子、马坪子、马坎、马藏沟、马草坡、马草坪、马草塆、马草埂、马草地等；

饲养和洗马———马槽地、马槽塘、马槽湾、马槽路、上马槽、石马槽、老马槽、洗马塘、洗马荡、洗马氹。

镇雄、威信、彝良、盐津、永善等县都有叫马草坡的地名。永善夜马梁子，更是记录了是因为昭通百姓艰苦奋斗，筚路蓝缕的创业情形。据说当地开辟之初，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无力修建关牲口的圈栏，马匹只好放到野外山梁上过夜，故名。雷打马梁子则是记录马匹因雷击而意外伤亡的地名。

马或驰骋疆场，或俯首轩辕，躬耕陇亩，被视为“耕战必备”之利器。据《氾胜之书》载，马在农耕中还有防虫的功效，该书云：“牵马令就谷堆食数口，以马践过为种，无虸蚄，厌虸蚄虫也。”老子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曹操亦有诗云：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却走马，以粪其土田。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铸剑为犁，乃是“天下太平”的象征。《盐铁论·散不足》载：“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昭通地名中恰好有反映“农夫以马耕载”的情形。威信县石坎乡就有叫“走马田”的地名，盐津县亦有一地叫“走马村”，镇雄还有“田马湾梁子”。威信“一马地”，据说该处一块田地是用一匹马换来的，故名。同样，绥江白马坝是文姓人家，用此地与一举人换一匹白马而得名。

三、山间铃响马帮来——马具马饰与昭通地名

宝马赠英雄，好马配好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语言之中，马具、马饰已和马融为一体。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准备工作就是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开始的。马具、马饰在昭通地名中，同样留下了浓重的印记。全市共有８４处以马鞍打头的地名，其中马鞍山就有６９个，如：

马鞍子、马鞍山、马鞍桥、马鞍石、马鞍腰、马鞍田、马得连（褡裢即马鞍垫子）、马垭口（垭口象马鞍状）等。

马鞍是发挥马的驮运功能必不可少的设备，与马的关系最为密切。西南山区的驮马，与“花月醉雕鞍”的宝马不同，昭通民间的马鞍除部分为乘骑所用外，多以“驮鞍”为主。马帮作为一种特殊的运输队伍，由十余匹甚至上百匹驮马组成。威信县就有叫驮马山、驮马岩的地名。驮马背上放一个鞍架，货物捆在鞍架两旁。对此，著名作家施存蛰有过精细入微的描述：

马背上安一个木架子，那就叫做驮鞍。在驮鞍的左右两边便用牛皮绳绑缚了要它负荷的东西。这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不使那些形状不同的重载直接擦在马脊梁及肋骨上，因为那些重载常常有尖锐的角或粗糙的边缘，容易损伤了马的皮毛。第二是每逢行到一站，歇夜的时候，只要把那木架子连同那些负载物从马背上卸下来就行。

镇雄盐源乡的“驮地头”这一地名，就是因为当地两个小山包之间有一块平地，形似马驮子而得名；杉树乡的“驮头”也是因地形似驮鞍而得名。绥江马掌坝，因地形似马蹄铁而命名。马帮活动有自己的行规、行话，如赶马人中途休息或埋锅造饭时，将马驮子卸下称为“开稍”。这一常见的马帮活动在昭通地名中亦有记录：

抬稍坪（（马帮在此歇息，抬下驮子）、放稍坝、台（抬）稍坝。上马石（该地有一供赶马人站立其上，装卸马驮子的天然石块）

盐津“马铃岩”因形似一巨大的铃铛而得名。在马身上系响铃，当其奔驰之时清脆的铃声能造成一种愉悦和气势。绥江“马刁林”，据传“有一官骑马过此，掉了马铃，得名马掉铃”，后演变为马刁林。马帮中领头的骡马极为重要，其装饰也与众不同，正如《赶马调》中所唱：“头骡打扮玻璃镜，千珠穿满马笼头，朵红缨遮吃口，脑门心上扎绣球”。施存蛰写道：

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志，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后面的马队中，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倘若马数多了，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盐津走马村、走马田，都是因为马帮经过而得名。此外，还有马渡口、马过河（独木桥只能过人，马必须从河中经过）、马过沱、马过滩等记录马帮所行经道路特征的地名。传统运输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畜力。据《威信县志》记载：民国３８年（１９４９），镇雄仅食盐一项就需４５６万多斤，由四川珙县罗星渡起运，需劳力４．５万多个，一年需工１３．５万个之多。故有民谣：

枣骝马儿点点红，上驮盐巴下驮铜；马儿死在罗星渡，背起鞍鞍转镇雄。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兴起，弯弯山道上清脆驼铃中嗒嗒的马蹄声，以及那些曾经回荡在山水之间悠扬的赶马调都已成了遥远的回响，只有地名依然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四、赛马骑射——马的竞技娱乐与昭通地名

和平时期，马也常用于骑射、竞技、马戏等娱乐活动。由“田忌赛马”的故事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流行赛马活动。汉画像中的“马舞”和“马杂技”，表明马已成为汉代精神自由的象征。《明皇杂录补遗》载：“唐玄宗曾令教舞马，马闻乐作，即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唐代马球项目曾风靡一时，至宋代马球运动被列入军礼。

马进入竞技活动领域，其优劣就不仅在于先天种质的好坏，还要依靠后天的训练。对此，昭通彝族还总结了一套独特的训马法。据田雯《乌蒙马说》载，其关健在于“攻驹”，即针对小马驹恋母的本能，设计相应的科目进行训练：

驹始生三月，择质之佳者而教之，絷其母于层岩之巅，置驹于下，馁之移晷，驹故恋乳，不可得，倏纵之，……奋迅腾踔而直上，不知其为峻矣。已乃，絷母于千仞之下而上其驹，母呼子应，顾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则狂奔冲逸而径下，亦不知其为险也。如此者数回而已焉。则其胆练矣，其才猛矣，其气肆矣，其神全矣。其成騊，复绊其踵而曳之，以齐其足，所投无不如意。……此乌蒙马之所以良也。

从镇雄“母享”、“倒马坎”两地名的传说中似乎还可以看到，这种“亲子互动”训练法的影子。母享：相传古时有高头母马，领一小马驹经过此地，在荒野中小驹失踪，母马寻找小马驹高声嘶唤，悲鸣之声响彻山谷，故名“母响”，后雅化为母享；倒马坎：传说杜家的马生下一只５条腿的小马驹，有一天突然飞奔至对面坡上跌死了。

赛马、驯马在昭通民间的流行状况，可通过地名考察而得其大概。如绥江打马厂，镇雄打马坝、打马坝梁子等，就是因为过去赛马而得名。威信骑马坳，是指该村位于山坳上，如同人骑在马背上。盐津庙坝乡走马岭，因民国时期胡姓乡绅在此练马而得名；走马坝则是因文姓在此驯马而命名。昭阳区有两处跑马坪子，均是苗族跑马射箭的场所。其余县区记录骑射竞技的地名还有：

马道（骑射习武之地）、马道子、马儿坪、马冲溪（在溪边赛马）、跑马、跑马田、跑马坪、打马梁子等。

从突出政治、强调经济到审美情趣的追求与扩展，也是中国马文化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当我们看到威信“马洒”是因过去经济兴旺，养马较多，生活潇洒而得名时，不禁要为其“春风得意马蹄疾”，“潇洒走一回”的人生追求与生活态度拍案叫绝了。

五、此马非凡马——马的神话传说与昭通地名

在人类的日常生产生活中，马最初由人们的狩猎、驯养对象，逐步变为使役、乘骑的工具而受到高度重视；而在政治、宗教活动中马则作为盟誓、献祭的灵物而被进一步推崇和神化。先秦以降，祭马之风历代相沿不废，常列入军礼之中，成为各代礼制仪典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动用马匹，必先祭祀其祖。《周礼》曰：

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

马神有四：“马祖”被认为是天驷星，“先牧”为最先养马之人，“马社”为最先乘马者，“马步”为主宰马匹灾伤的神灵。民间亦有祭祀马王的传统。《陈旉农书》曰：“夫养马一事也，于春则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此所以马得其牧养而无疫疠。”大关《新建马王庙碑记》说：

天垂房驷之名，《诗》始伯祷之祭，祀典犹来尚矣。雍正八年庚戌岁秋九月，予提兵乌郡，开辟蛮丛，跋涉山川，逾越险阻，长驾远驭，任重致远，马力繁多。……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尔雅》释曰：“既伯既祷，马祭也”。官方和民间对各路马神的祭祀，看似为马求福，实则为国为民祈福！大关《重修马王庙碑记》再次强调：“建修马王庙于演武厅后，崇祀马王，至今禋祀勿断”。并有诗赞曰：

房驷常辉，绿駬其强。扶我边营，宁有既是。

古人认为骏马乃天地灵物，其祖先当为星宿下凡，故把马祖附会于“天驷”，亦即二十八宿之一的房星。《晋书·天文志》曰：“房驷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先民对良马的企盼和喜爱，在各地关于天马、神马、龙马的传说地名中也多有反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古人云“德至山陵，则泽出神马”，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谓：“蜀郡王阜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此外，地处金沙江下游的龙马湖，即因传说有龙马出于湖中得名。任乃强注释说：“实则因湖岸草美，加之风浪激励马志，多出良马”。《华阳国志·蜀志》说：“越嶲郡会无县有天马河，天马日行千里，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山有天马祠。民家牧马山下，或产骏驹，云天马子也。”

昭通地名中亦有天马、仙马、神马的传说。如：威信马河，传说有神马在此河中洗澡。大关有天马山，永善有玉马村。彝良有仙马，此地一块大石板上有大小不一的马蹄印，相传是仙马留下的脚印，故名。昭通地名中另有一些关于马的奇特怪异之传说：

彝良白虾，传说有白马吃人，马为雷所击杀，变成了一只白虾蟆；永善骡子沟，传说骡子与犀牛争夺此沟，引起山洪暴发；白马槽，传说元宵和清明节，当地山塆里就会出现白色神马；马蹄井，有一秀才骑马到此，蹄印中涌出清泉；大马跪，有人牵马到此，马便长跪不起。

中国自汉代起便流行在墓前置石人、石马的葬俗，甚至传说早在尧舜时代就有此俗。盐津普洱镇“石马埂”，便得名于相传为“乌蒙王”墓前之石马。

六、汗马丰碑——马的形象与昭通地名

从“千金卖骨”、“汗血宝马”等典故中，可以感知拥有宝马良驹乃是历代帝王将相的梦想与专利。《拾遗记》所载：“周穆王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骏”；汉武帝获大宛汗血马，惊为“天马”，作天马歌：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最能说明人们对马的喜爱和熟悉程度的，要数那些随处可见的关于马的象形地名了。昭通全市反映马匹整体形象的地名有：五马池、小雄马、大雄马、走马岩（山岩犹如行走之马）、大马岩、石马儿、石马坡、马石山、马堡子、马朝海、马窖、马岗、马长岭（山岭似马而长）、马梁子、大花马梁子（山形象马且多花草）等。还有许多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地名，是对马匹身体各个部位的细致刻画：

马头部地名——马脑壳、马头山、马头上、马头岩，马眼睛，马鼻子、马鼻孔、马鼻梁，马儿嘴、马口、马口山、马口崖；

马颈部地名——马脖子、马颈、马颈子、马颈子山、马颈子梁子，马鬃岭、马鬃岭梁子；

马躯干地名——马背寨、马腰杆、马蝉腰（一座山中间凹陷得厉害，像马闪了腰杆）、马肚子、马腹、小马腹、马背梁子、马屁股；

马四肢地名——马脚杆沟，马掌坝、马蹄岩、马蹄井、马蹄坝、马蹄沟、老（新）马蹄石、马脚迹；

马尾地名——马尾坝、马尾巴梁子等。

其中，叫马颈子的地方就有３０个。甚至还有马尿河、马尿洞、马血泥等地名。可谓马的骨肉血脉都融入了昭通大地，这众多地名中一匹活脱脱的马，真乃呼之欲出矣！

昭通地名中，除了直接以“马”字开头者外，还有诸如得马寨、乐马厂、乐马坝、老马厂、夹马石等地名。全市另有多处叫夹马石的地名，但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象形，如巧家夹马石，因村旁两块巨石之间夹有一小石形似马头而得名；有的是指道路狭窄马匹难于通过，彝良夹马石即因道路从两块巨石的狭缝中间通过；永善夹马石是因岩层里常夹杂方解石，当地俗称马牙石而得名。

骡子是畜牧育种史上的一大发明，骡为马与驴杂交所生，其寿命长于马或驴，力大且善走陡峭山路，深受百姓喜爱。昭通地名中亦可见到骡子的身影。如：镇雄骡子洞、永善骡子沟、鲁甸骡马口（交易骡马之地）等。有趣的是，似乎为了证明昭通骡子是本地马、驴杂交所产，大关木杆乡就有一处叫“驴子氹”的地名。

昭通还有几处叫“朝天马”的地名，不禁使人想到天马行空，万里横行的场景。但残酷的现实，却如民谚所云：“多走高山伤骏马”。昭通崎岖坎坷的山路上，那负重前行的乌蒙马，与北方大漠上的千里神骏相比，要想“快走踏清秋”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罢了！对此，乾隆年间亲履云南的进士檀萃早已指出：“内地之马撒蹄而驰于平原广地，滇马敛蹄于历险登危”。所谓“朝天马”，也许是先民们对负重一生的驮马寄予的由衷赞美与深情祝愿，希望它们完成使命之后，灵魂升入天堂，做一匹凌空御虚的“天马”而自由飞奔！

七、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俗好畜牧，多善马”。有学者研究指出，体型外貌上蒙古马和西南马（包括云南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生化测定证明，两个系统的形成，不是环境型的差异，而是种质间的不同。现在的云南马是西南先民在新石器时期由野马驯养成家马的。

历史上乌蒙马始终是昭通运输的主力，驮、乘兼用，素有良马之称。乌蒙马多数体格较小，行动灵敏，性情温顺，善走山路和夜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对山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刘崑《南中杂说》载：

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上山则乘之，下山则步而牵之，防颠踣也。土酋良马，上下山谷，皆任骑坐，则百不得一也。

至今，一些山区的民间运输，马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云南十八怪”中“袖珍小马有能耐”，说的就是乌蒙马的独特本领。元朝在乌蒙建立“站赤”（驿站），用的就是乌蒙马。当然乌蒙马中也不乏高头大马，如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说：滇中之马善走山路，其力最健。乌蒙产者尤佳，体质高大，精神力量分外出色，列于凡马内，不啻鹤立鸡群。

至秦汉以降，历代都有乌蒙马作为贡品输入朝廷的记载。明代还在乌蒙专设“茶马司”，负责管理茶、马交易。古代昭通的繁荣是马背上驮出来的！当我们在众口相传的地名中听到一个个“马”字时，仿佛又看到了坎坷崎岖的山间驿道上，马帮负重前行的身影。这些带着“马”字烙印的地名，为先民们相依为命的伙伴——乌蒙马，铸造了一座无形而不朽的汗马丰碑！

历史地名马（马与昭通地名关系的历史文化透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