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强
译无定法，对同一原文、不同译文引发的讨论乃至“对骂”不必大惊小怪。几乎没有译文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引起争论也是必然的。然而冯唐英译的《飞鸟集》无所顾忌的地胡译乱改是读者无法原谅的，译者颠覆了普遍的翻译原则，不仅亵渎了原作者，也是对中文读者的亵渎和蔑视
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过：“翻译是复杂而又诱人的使命。 ”他还引用I·A·理查兹的名言：“大概翻译是宇宙史上最复杂的活动。 ”奈达是研究《圣经》翻译的，对他来说翻译自然也是使命。同时翻译又是复杂的活动，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对翻译时无数的源语语码在人脑中是如何变成目的语语码的，还所知不多，这一过程的复杂程度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科学研究也无能为力，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但奈达为什么又说翻译是诱人的？一连数日、数十日，乃至数百日地辛苦劳作，又怎么能诱人呢？如此说来，翻译中必然还有不为外人所知的乐趣。如三藏法师的翻译是要普度众生；徐光启的翻译是要引进科学；严复的翻译是为了挽救中国；鲁迅的翻译是要改造国民性；也有林纾的翻译，既是为了排遣对亡妻的思念，也是为了把翻译变成“造币厂”。还有以传播文学为目的的翻译，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葛浩文林丽君夫妇等。也有“没罪找枷扛”的翻译，如萧乾文洁若夫妇翻译《尤利西斯》，他们是经不住出版社的劝说。此外也有以炫技为目的的翻译，如许渊冲翻译毛泽东诗词。最后是冯唐的“病态翻译”，他最初的目的想必是为了炫技，“且不说我汉语有多天才，不说英语有多好，但是很有可能比你们好得多。 ”（见《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我失望》，下称《失望》），但最后他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绝大多数读者贬为“亵渎”，出版社被迫收回印好的诗集，更有印度人要将他“弄死”，因为 “有人在亵渎他们的文化使者”。 （见《失望》）
其实译无定法。对同一原文、不同译文引发的讨论乃至“对骂”不必大惊小怪。几乎没有译文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引起争论也是必然的。大概三藏法师是唯一的例外，至今没人对他提出批评，原因可能是后人找不到原文，无法对比，即使找到了怕也读不了。其他翻译家如鲁迅被梁实秋批评过，还引发了翻译史上的一场论战；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被钱钟书在私人通信里贬损过，钱说杨的译本不如霍克斯的好，言外之意杨的译本不值一读；钱钟书“文革”期间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又被朱光潜批评过，朱提出了1.5万字的修改意见；《尤利西斯》的另一译者在其用英文出版的专著里对萧乾夫妇狠狠地“报复”了一次，可能内地读者还不大知道；葛浩文译的《狼图腾》也被作者姜戎质疑过。至于严复和林纾就更不用说了。上述讨论虽然不乏“文人相轻”，但依然是以学术为出发点的。
然而冯唐英译的《飞鸟集》却与上述译作在性质上大不相同。诗集的出版引起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愤慨，进而口诛笔伐。他们反复引用冯唐译文中的一句诗行：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粗通英文的读者也知道原诗的“面具”（mask），被冯唐改成了“裤裆”，而且还要“解开”。这种无所顾忌地胡译乱改是读者无法原谅的，译者颠覆了普遍的翻译原则，不仅亵渎了原作者，也是对中文读者的亵渎和蔑视。显然这种恶劣的翻译是冯唐故意为之。他以“离经叛道”的方式颠覆、破坏、瓦解、糟蹋、贬损了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人格和诗歌。对此冯唐并不讳言，而且颇为得意。在接受专访时，冯唐说：
我觉得，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坦率地讲它不直接，泰戈尔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人在情人面前，在爱人面前，大千世界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真的所谓的世界，如果假设是一个男女之情，实际上是他揭下面具还不如解开裤裆更能让人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去看一个情人，实际上也是你要解开他的裤裆你才能真的看到他的本质，这个裤裆要比面具尖锐得多，平常人也不戴面具，但是平常人都有裤裆对吧？ （见《失望》）
读者对冯唐其人并无恶感，哪怕他再恋丑、再自恋、再自以为是。读者批评的是他这种“病态翻译”的现象。读者的批评正好说明他们的审美是没问题的，他们允许“你有你的声音，我有我的声音”，也不反对冯唐“有资格翻译”，但他们不能接受冯唐对其他译者的贬低
冯唐的“裤裆逻辑”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此前闻所未闻。难道“一个人去看一个情人”就非要“解开他的裤裆你才能真的看到他的本质”吗？解开“衣裳”就不行吗？不行，因为此事还关乎冯唐所谓的审美标准。冯唐说：“如果大家认真看了我的翻译，认真看了郑振铎的翻译，认真看了泰戈尔《飞鸟集》的英文原文，如果还说冯唐的翻译一无是处，或者差得很远，我只能说这个人的审美有严重问题。 ”接下来他又大发感慨：“我又发现中国人的美学教育比常识教育还差，美盲比文盲更多。 ”（见《失望》）“审美有严重问题”的到底是冯唐，还是读者？ “中国人的美学教育”再差也不至于培养出嗜丑如冯唐的译者。
值得注意的是，冯唐的话语还充满了霸权：谁要是不说他译得好，谁就是“美盲”，谁的审美就有“严重问题”，谁就是剥夺他的“翻译自由”。他对读者的批评充耳不闻，非但没有反思，还强词夺理：“都已经这个年代了，民众的一些常识，所谓的宽容离真正的文明社会还差得太远。你有权利不喜欢，但是你没有任何权利让别人噤声。 ”（见《失望》）冯唐把自己打扮成精英人士，以启蒙者自喻，称读者为“民众”，抱怨他们不够宽容。其实没人不让他说话，没人不让他翻译，更没人不让他拥抱“裤裆”。不过他不能把“病态翻译”送出去公开出版，更不能暗地里把“裤裆”套在人家泰戈尔身上！这种宽容度还不够吗？
读者对冯唐其人并无恶感，哪怕他再恋丑、再自恋、再自以为是。读者批评的是他这种“病态翻译”的现象。读者的批评正好说明他们的审美是没问题的，他们允许“你有你的声音，我有我的声音”，也不反对冯唐“有资格翻译”，但他们不能接受冯唐对其他译者的贬低：“那些所谓的传统翻译家无非是那个时代的谷歌翻译机。 ”（见《失望》）如果冯唐要写作，那就写好了，没人干涉得了，但他无权删改泰戈尔的原诗。这才是读者对冯唐反感的原因。
在冯唐的“病态翻译”出现之前，读者大多相信穆旦、卞之琳、冯至、王佐良他们的说法：只有诗人才能译诗。我们也以为此乃不二法门，顺理成章，不言自明。所以我们还无法理解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对诗人译诗的怀疑。他在2014年4月2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只有诗人才能译诗，对这种说法我强烈反对。与帕兹相同，我也相信诗人才是最蹩脚的诗歌翻译者，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赤膊上阵，但扮演的角色不是译者而是诗人。 ”这话用在冯唐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还好，冯唐不想继续翻译了。他颇为感慨地说：“诗歌翻译，我短期不会做了，太难。 ”（见《失望》）为此我们要感谢他才是。冯唐不是没有可爱的地方。他在《失望》中引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凡赤身裸体做的事，都是爱。这话列成公式后：爱情=裤裆=赤身。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过：“我是背着人翻译的，生怕外人碰上。对我或列奥帕尔迪来说，翻译都不是一条通向光荣的大道。我是在洗澡后休息时翻译的……这次尝试足以使我发现，要与专业译者抢同一份面包，是何等的困难，何等的劳神。 ”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
郑振铎、冰心翻译的《飞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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