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一年，即公元1841年。虎门战败后，道光皇帝对之前主持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琦善失去了耐心，下旨革职查办。另行委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州征讨不知好歹的英军。在革了琦善职的上谕中，道光恨恨的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和肺腑！” 原因是琦善被一小股英军吓破了胆，到处找借口，置皇帝要求全歼英军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与英军媾和。实在是卖国贼！也难怪道光痛心疾首的骂琦善“辜负国恩”和“丧尽天良”。
琦善
有了琦善的前车之鉴，奕山本来应该一鼓作气，组织军民痛击英军。道光给奕山的旨意，是“大兵兜剿，擒获酋首，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了表达收拾英军的决心，一向抠抠索索的道光慷慨的给了奕山三百万两作为军费，还调集了江西，湖南，贵州，湖北，广西，云南，四川七个省的军队供奕山驱使，又给奕山配备了由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 土贡（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组成的前敌班子。这么大阵仗，踩也能把那区区七千英军给踩死了吧？
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奕山实际上还不如琦善，面对英军仍旧是一败涂地，连广州城北制高点越秀山也丢了。英军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拿下广州。无奈，奕山只好和他的前任琦善一样，举白旗议和。英军原本要1200万两白银费用作为补偿，经过美国调停，“使费“砍了一半。600万搞定。
又战败，又议和，又赔款。按照琦善的例子来看，奕山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但神奇的是，奕山非但没有被革职查办，反而被道光赏了白玉翎管，钦命“交部优叙”。奕山以下的官兵，补缺的补缺，升官的升官，原因是奕山在奏折里还保举了五百五十四位在大战中的“有功之臣”。广州城上下非但没有战败的阴霾，反而上上下下在喜气洋洋的互相祝贺升官。
奕山
原因很简单，奕山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扯了谎。而且扯的很有水平。在5月26日，即广州制高点被英军攻下，城内已经举白旗投降的时候，奕山给道光的奏折却是在频频报捷。宣称击沉英军轮船一艘，焚毁英军三桅兵船一艘。道光看了很高兴，连连批复“甚好”，“好极”之类的字样。在6月4日，即停战协议签订9天之后，奕山又给道光上折子，说英舰全数攻城，而有汉奸凫水登岸，从陆路抄了我军后路，致使英军占据了城北炮台，吓得城内居民纷纷呼吁恳请保全阖省民命。折子里还编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没有一定文学水平是写不出来的。特摘原文如下：
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升埤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语，即唤通事（翻译）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段永福向奴才等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肆猖獗，有何冤抑。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
且不说奕山对英军“免冠作礼”，“以手指天指心”之类的生动描写，单把英军占据城北炮台，说成“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就是绝佳的春秋之笔。至于那600万赎城费，从奕山嘴里，就成了“历年商欠”，又是一个神来之笔。这个奏折，把战败吹成了战胜，不知道耗费了师爷多少心血。也无怪乎道光皇帝对有功之人要大加封赏。
从道光皇帝看来，英国只是来求皇帝伸冤的，做不成生意就要饿死，只要允许通商，就不再生事。至于奕山一连串的战败，汇报到道光这里，就变成了一连串的胜仗。从道光的视角里看，就是大军在围剿英军的战争中连连胜阵，势如破竹，结果忽然英军打到北京家门口了！原因无他，只因从一开始，道光皇帝就没听到过真话。道光就是在一连串的谎言里打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道光是历史上有名的冤大头，日子过得抠抠索索，衣服破了舍不得扔，打个补丁接着穿。只不过一个补丁要五两银子。内务府报的鸡蛋太贵，舍不得买，就让宫内养鸡。结果养一只鸡要24两银子。日子过的这么抠，钱照样如流水一样花出去。内务府一年的伙食费要花800万两（赎回广州绰绰有余了）。内务府就在眼皮底下，就敢这么糊弄道光。外派的地方官天高皇帝远，自然更是放开胆子扯谎。差距就在于谁扯的有水平，谁没水平。
那么话说回来，就说实话不行吗？内务府是因为有切身利益，扯谎报花账是为了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这个可以理解。前线的大军打不过英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就实话实说，让皇帝再派援军过来接着打就是，何必冒着欺君之罪的风险扯谎呢？
这里就要谈到一个野史了。
王小波先生在1995年第三期的《读书》杂志里，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花剌子模远在中亚，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大家看过《射雕英雄传》，应该还记得完颜洪烈联合花剌子模打算夹击蒙古，郭靖随成吉思汗西征一直杀到花剌子模城下，最后做风筝飞进城内攻陷了花剌子模。不过花剌子模到底有没有这个风俗，正史上没记载，那就不清楚了。
蒙古西征花剌子模
但是在正史中，另行记载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在春秋时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越国伐吴事：
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
此事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也有记载：
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
就是说吴王夫差担心打败仗的消息传开去，就将通报消息者全部杀掉了。
可能有人会说夫差是昏庸的亡国之君，实际上开国之君也好不到哪儿去。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打算远征匈奴，前后屡遣使者窥探虚实。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意思是刘邦打算揍匈奴，匈奴隐藏实力，把精壮的士兵和肥硕的牛马都藏起来了。只在外面留着老弱残兵和病怏怏的牲畜。刘邦前后派了十个使臣，都被骗了，回来就说匈奴羸弱不堪，可以揍他。但是刘敬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劝刘邦说匈奴每次都只表现出老弱病残，肯定有诈，不能打。刘邦十分生气，大骂刘敬：你这浑蛋就会耍嘴皮子，现在说这种不详的话乱我军心！套上刑具就把刘敬关进了广武。开国之君往往是雄才大略的，但是刘邦也只信前面使者说的好消息，对孙敬的坏消息气的要死，差点宰了孙敬。后来大家也知道了，刘邦被匈奴团团围住，差点活捉。史称白登之围。
刘邦
历史上这种事层出不穷，要举例子能从春秋战国一路说到老蒋败退台湾后，夫差和刘邦算是两个典型了。由此可见，无论是开国之君，还是亡国之君，对坏消息的反应，往往都是勃然大怒。给皇帝报坏消息的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按常理说，正常人都不会想死。如果这个消息是一个坏消息，报消息的人必然会尽最大的能力对其进行润色。实在润色不了，那就扯谎好了。就算后来谎言被发现砍头了，总算也多活了几天。
那么道光皇帝是这样的人吗？很不幸，是的。或者说，坐在道光这个位置的人，很少有人不是这样的。按常理分析，谎言会给皇帝的统治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那么为什么皇帝大都喜欢好听的谎言，而不喜欢难听的真话呢？
我们用千古第一明君李世民做例子。李世民文武全才，励精图治；又思想开明，虚心纳谏，治国有方。特别是和忠臣魏征的关系更是千古君臣典范，李世民甚至肉麻的把魏征比作自己的镜子。实际上，从贞观十年开始，魏征便发现他“渐恶直言”。因直言进谏，魏征差点被杀。幸好长孙皇后以“君明则臣贤”的劝谏才救了魏征一命。即便如此，魏征死后不到一年，李世民就取消了衡山公主嫁给魏徵之子的婚约，还派人毁了给魏征立的墓碑。可见李世民的脾气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好。李世民到了晚年，骄奢堪比乾隆。比如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建飞山宫，群臣纷纷进言阻止。李世民却找借口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百姓要是生活太好，整天无所事事，容易走向骄逸，只有役使他们才行。贞观二十一年四月，李世民嫌京城闷热，便在骊山顶上修筑了翠微宫。三个月之后，又说原宫室过于小格局，配不上大唐威仪，重修了玉华宫，并因谗言诛杀重臣刘洎。而且李世民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篡改历史。李世民得位源于人所共知的玄武门之变，虽然几经掩饰，毕竟心虚。为了掩盖他的心虚，就大肆修改和自己相关的记载。以至于乃父李渊在抗击突厥及反隋建国的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其中到底有多少真实的，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宰相房玄龄临终时就难过地说，现在朝内已经无人敢犯颜强谏了。最终这位曾经嘲笑秦始皇寻仙药求长生的千古明君，死于印度方士的丹药。
李世民
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的李世民；和晚年昏庸的李世民；确实是同一个人。就好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李隆基；和酝酿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也确实是同一个人。皇帝本身掌握着无上的权力，随便励精图治一下，有了一点政绩，就变得志得意满，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权力对一个帝王的腐蚀，让皇帝逐渐的只能听好话，听不进一点逆耳之言。花剌子模信使面对的，不是某一个英明或昏庸的帝王，而是一个绝对的权力。就好像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也绝对会产生花剌子模信使。对皇帝说真话，始终会冒着极大的风险。道光始终听不到真话，那是历史的必然。
时间来到满清。清朝是封建专制的顶峰，乾隆对朝廷的定义就是“有圣君，无名臣”。各级官员做官的秘诀也就是“多磕头，少说话”。铁齿铜牙纪晓岚刚跟乾隆说了一次有关朝政的事，乾隆就破口大骂：“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乾隆的十全武功中，有一次是击败缅甸。实际上清军几次三番出击，都没占到便宜。只不过由于缅甸国力不足，拖不起，就名义上称臣不打了。在战争中清军落后的鸟枪在缅甸新款燧发枪面前吃了不少亏，要不是清军人多，被缅甸击败也是很有可能的。前线将士吃了大亏，恳请朝廷更新一下装备。却被乾隆训斥一番，理由是骑射方乃满洲根本！后来马尔嘎尼访华，送了包括火枪在内的一堆先进礼物，仍然被乾隆束之高阁，在乾隆看来，英夷的东西都没什么了不起，大清才是最好的。谁要敢对乾隆说，英国的家伙比大清好，那绝对是崇洋媚外的汉奸。
马尔嘎尼访华
历史的进程来到1841年，此消彼长，此刻无论是林则徐关天培，还是琦善奕山，都绝不是英军的对手。就算从坟里把诸葛亮刘伯温全挖出来做军师，也绝不是英军的对手。英军打清军属于降维打击，清军与英军之间的差距，是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全方位的差距，不是靠军师用兵如神，士兵视死如归就能弥补的差距。更何况1841年的清军腐败的如一滩烂泥。同理也应用后来的抗日战争。只不过日本胃口太大，兵力不足，吃下的地盘消化不了，才被拖在中国战争泥潭里。要不是工业水平更高的美国参战，抗战不知道要打多少年。
无论是人所熟知的林则徐关天培，还是琦善和奕山，抑或是伊里布和耆英，面对英军都经历了一个三观崩塌的过程。比如两江总督伊里布，一开始是坚定的主战派。伊里布在浙江可谓准备充足，但是与英军交火后，顿时从鹰派变成了鸽派。无他，英军实在打不过。但是这话怎么说呢？广州的琦善刚说了几句真打不过英军的实话，就气的道光大骂琦善“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不知是何肺腑！”，伊里布哪敢步琦善后尘。道光给伊里布的命令是收复舟山，全歼英军。伊里布完不成任务也就算了，居然敢乱吹嘘敌军强大乱自己军心，这不是找死吗？后来天上掉了馅饼，英军志不在此，主动撤离了舟山。伊里布一枪不发就“收复“了定海县城。伊里布大喜，上奏表功，大吹自己如何英勇，力挫英军才收复了定海。不料道光闻言大怒：老子早就让你围剿英军，你他妈的现在才出兵，让英军跑了。气的道光当场把伊里布给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恩准开复。可见扯谎也是需要智慧的。伊里布只可惜没有奕山那么好的刀笔师爷。
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从头到尾始终没听到过实话。直到最后签《南京条约》，仍然被人糊弄。《南京条约》原文摘抄两条如下：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条约的中文版十分体面，在道光看来，不过是恩准英国人来几个地方做生意，赐给英国人一个修船的小岛顺便赐给他2100万银元而已。道光那么节省，内务府一年吃饭就得花800万两白银。给英夷这区区2100万银元，朝廷上下压根没放在心上，大家伙照样升官发财。纵观整个鸦片战争进程，最能扯谎的奕山升官发财；扯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伊里布革职留任；基本上不撒谎的林则徐流放伊犁；一开始不扯谎，后来才扯谎，结果谎圆不过来的琦善最倒霉，判了个斩监候。可见在这个体系下，谁说实话谁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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