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往来天津的官道上，缓缓驶来一辆骡车。车上有一名中年男子，头顶毡帽，穿件棉背心，老板模样，另一名青年男子怀揣着几本账簿，像是账房先生。二人一路交谈，甚是热烈，似乎作出了什么决定，直至天津方才分别。
这两人便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避免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悄悄前往天津，随即乘船南下上海。正是在这趟旅途中，两人商谈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一事。于是，便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一年多后的1921年7月23日，在如今上海市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时的北平，即如今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却诞生于上海。
这究竟是种种因素导致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今年的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相约建党”的一场戏令无数观众落泪。前往天津的路上，陈独秀和李大钊遇到了一群从多个省份逃难而来的难民，他们拖家带口、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挣扎在死亡边缘。其中一位老人说，每年都有无数灾民冻死、饿死、病死在这条路上，他悲愤地喊道：“这个国家还有救吗？”告别这群难民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不禁潸然泪下。两人决定，要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先进政党。
真实的历史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在路上具体谈了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但电视剧的艺术加工，仍然极具说服力。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各地军阀任意加征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掠夺人民。经济上横征暴敛，政治上黑暗统治，加上军阀之间的战争造成破坏，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无穷无尽的灾难中，广大人民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
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遭到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逐渐意识到，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有可能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而上海，正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最为雄厚的地区。
20世纪20年代，距上海开埠已过去近80年，上海的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里不仅资本聚集，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市民阶层。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超过50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五四运动时，上海纺织、机器、铁路、汽车、轮船、铁厂等50多个企业约7万工人罢工，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此前因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被捕的学生。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工人罢工声援，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很快屈服。
这也让陈独秀等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身上的巨大力量。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后，便指出“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在上海期间，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脱下“长衫”换上“短衫”，深入工人群体，出版《劳动界》，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专制统治下的一道“缝隙”
穿过茂密的法国梧桐，石库门房舍成排出现。走进南昌路100弄2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逼仄的天井，抬头看，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旧式书桌。时间拨回到1920年的夏天，这张漆黑的小木桌上堆满了各类待校编的文章，伏案的陈独秀正忙着为即将下印的《新青年》杂志做最后的校改工作。
中共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内部陈设
和北京相比，上海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租界的存在。今天的上海人仍然会用“洋泾浜”来形容“中式英语”。在过去，“洋泾浜”则是一条分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小河。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北洋政府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是当时羸弱的中国丧失主权的体现。但是，租界的出现也带来了另一种结果，即在当时中国专制的统治铁板当中，出现了一道缝隙，这道缝隙是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由此，租界也成为革命者活动的最佳地点选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一般来说，只要不直接触及殖民者的利益，租界对于不同政见者相对会较北洋政府宽容一些，这无疑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之所以来到上海，正是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关押近百日方才获释。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又由北京赴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当局注意，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当时，警察已在其住处布控。为免遭迫害，才有了李大钊乔装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一幕。
陈独秀在上海的经历，证明这一选择确有其道理。在上海，他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1921年10月、1922年8月，陈独秀曾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第一次，他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照样在租界活动。
先进知识分子集聚于此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便是先进思想得以快速传播。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谈到影响他思想演变、人生走向的新书，如《盛世危言》《警世钟》《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民立报》《新青年》等，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熊月之看来，近代上海犹如一个大超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摊铺，这种文化的开放性，也是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上海便是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建立了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便利的交通使上海成为当时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选通道。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12月，短短两年内，便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徐特立、聂荣臻等人都在其中，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海红色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为对全国各地文化及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熊月之说，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其中83%为非上海籍。1920年6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有5名成员，无一人是上海本地人。
鲁迅曾经说过：“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显然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这点从一个例子便可看出，上海诞生、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众多，影响特别巨大，视野特别开阔。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话剧，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产生。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第二版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传播空间。毛泽东曾说过，他最早阅读的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是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最早都是在上海出版。
共产国际落下关键一子
“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1920年初，送走陈独秀不久，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来自苏俄的共产党员荷荷诺夫金。“同志”这个称呼，让李大钊又惊又喜。荷荷诺夫金此行的目的，是建议李大钊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则告诉他：“在中国惟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苏俄和共产国际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在与荷荷诺夫金会谈后，李大钊与陈独秀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坚定了接受共产国际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见面。维经斯基此来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吴海勇认为，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讯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落下的关键一子。
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维经斯基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商谈。陈独秀在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后，就经过了认真思考，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通过与李大钊的信件往来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到访，他更认为自己应自发自觉地挺身向前。当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8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回国后，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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