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一颗心，一杯酒，一片尘，一个人，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了却爱恨，了却情仇，不知生，何问死？愿你我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陶渊明，都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今天我们来说说陶渊明的故事！
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其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以隐士又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因而隐士一般指的是有能力或有资格当官，却因为客观的环境因素，与主观的个人想法，而不愿踏入仕途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基于对理想的坚持与追求，宁可放弃官场上可以获得的优越生活，而选择过着物质上贫乏困窘，但精神上自由闲适的日子。特别是在政治失轨的乱世之中，他们将无力改变世局的无奈，与不愿同流合污的坚持，循着孔子“无道则隐”的训示，实践着“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生活。他们虽然未能力挽狂澜，达成经乱世、济苦民的使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高尚的节操与傲然的风采，依然彰显着道德的价值，与生命的美感，成为后人歌咏的典范。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也大致如此。但他之所以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获得后世的赏誉，在于他虽然隐居，却不似大多数的隐者，尽是悲愤无奈的消极逃避。渊明固然有其不满与无奈，但他在田园生活中很快地找到了化解这些生命困境的方法，并真的在隐居生活的种种真淳体验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心灵享受。
可以说，渊明的隐逸生活，从扬弃“大伪斯兴”的官场开始，在可爱宁静的农村景观与人情中，发现真淳的美，进而体悟真淳的奥义，使他成为真淳的化身，将真淳弥漫在他隐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美感典范，并把这些美感与智慧，化为一篇篇隽永的文字，辐射出不同于以往诗人的审美境界。
一位作家因有美好的心灵世界，才能在诗文中营造美好的天地，正如一位隐士因能坚持其理想的人生抉择，方能展现不凡的生命风采。“作为隐士的陶渊明，他不是巢父、许由的再生，他在精神上更多的是秉承了庄子、嵇康的一脉，而又极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隐逸人格”，远离污浊官场的渊明，孤独地耕读于东晋的贫瘠农田中，坦然面对接踵而来的困窘，对于仕途的邀约与诱惑，皆视为无物。在饥苦愈甚的晚年，宁可乞贷以求一饱，也不曾动过复仕的念头，而忘记最初“复得返自然”的喜悦。
这样的人生体验与坚持，使他的诗文一字一句如肖像画般，透显著他的生命智慧，宣示着他的志道守节，流露着他的真爱挚情，散发着他的率真无伪，使他的“素朴心灵”、“无悔身影”、“无戚容颜”，透过诗文传唱千秋，散播芬芳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
1.素朴心灵
陈师怡良说：“渊明之为人与处世态度，除『自然』之外，亦可以一『淡』字，加以概括”。故渊明以“委运大化”为其宇宙自然的运行观，故对于人生遭遇的喜怒哀乐，最终皆能平淡视之，纵使在生活上遭遇许多困窘之境，亦能由“不足”转化为“自足”圁，将物质欲望尽销于其素朴之心灵深处，而将生命的视野，集中于精神涵养的提升。他在《时运》云：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诗人一生为生计奔波劳苦，难得的暮春独游，藉自然无染之河水，洗去沉重的俗虑。此际，夫复何求的喜悦，交融于满目美景与胸怀之间，再多的冲突与困境圂，皆于此时化为乌有。诗人的快乐在酒香的催化中升华，并于内外皆静的情境中，灵魂深处获得满足的悸动。清‧钟秀说：
陶靖节一生自乐，未尝徇己屈人。有时独乐，自乐也；有时偕乐，亦自乐也；有时期于偕乐，而终于独乐，尤自乐也。
诚然，渊明的快乐来自于淡泊易足的无华心灵，所以，他的快乐看似简单，但若无深厚的哲学涵养，与高洁的人格操守，遭此乱世际遇之折磨，恐怕只能如大多的名士一般，陷于痛苦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再看《五柳先生传》中的赞辞曰：
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渊明的胸怀坦荡，一切但求称心乐志，故能以淡泊之心面对贫贱的遭遇，并拒绝富贵的诱惑，与上古淳朴之风遥相呼应，在竞奢骄富的魏晋歪风中，“把玄学末流重肉体感官享受升华为精神上的满足”堲，未受时代风气所污染。近人袁行霈赞赏渊明云：“不求身外之物，唯以自然自足自适为是，最能见渊明之人生态度。”
所评切中，渊明之所以能视富贵如浮云，实因素朴心灵秉于中，故能将淡泊宁静的飘逸形象显之于外。南宋‧朱熹亦云：“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埒意谓渊明遣词造句，喜用质朴平淡之口头语，而不喜雕琢，却能真实呈现胸中高远之境，饱含悠长不尽之意，故难学之处在其内在心灵，而非外在语言。故渊明诗文之妙境，亦极为符合渊明性格里，那份宁静中求自足的淡泊之美，可谓将隐士与诗人的形象，以真淳作了完美的结合，“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确非虚名。
2.无悔身影
渊明曾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视农耕为维持生计最佳的途径。所以，他在《归园田居》其五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道尽躬耕田园的辛劳，但也宣示对于归隐抉择的无悔。渊明不仅陶醉于田园宁静、淳朴的美好气息，对于一般读书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躬耕苦差事，他亦甘之如饴，更以修行般的虔诚，将心灵安顿于田园耕作之中。或许是经历了官场的黑暗污浊，即使生活再怎么穷困，皆不曾动摇渊明“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意志。所以，他坚定地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在欣欣向荣的春光中，诗人播下的不仅是种子，也是日后细心呵护的承诺，更是对秋收时的欢欣期待，以及人生理想的坚持。这不但是维生之计，更是一种与大自然共处的修行，所以苏轼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欣”时说：“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垺在田间耕耘时，无论是为他带来畅快的凉风，抑或以汗水浇灌之新苗，渊明皆以充满情感的喜悦之心对待，其善于体物之心，由此可见。
渊明在清新淳朴的田园中，让他高洁的人品愈发精纯，躬耕守节之心更加笃定。他坚信只要滴下汗水，生生不息的大地，就会给他一个自给自足的尊严生活。因此无怨无悔的渊明，高咏“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从此，渊明荷锄下田的身影，成了他真淳感人的形象之一，并使其成为“农村美的化身”。
3.无戚容颜
渊明对于人生，曾经有所领会而自陈：“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道尽诗人的饥饿穷苦，对于饮食“但愿饱粳粮，岂期过满腹”；对于衣着只求“御冬足大布，麤絺以应阳。”（《杂诗》其八），但这么简单的物质要求，在“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的连年天灾袭击下，竟然经常“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碍于“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的生活窘境，只好“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他清楚地知道官场的俸禄，比起看天吃饭的耕作收成，来的轻松且稳定，但违背本性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他宁可忍受“饥冻虽切”的痛苦，也不愿“违己交病”的苟且于官场。辞官归田的渊明，生活又回到当官前的窘困，但他却处之泰然。他曾自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即使在三餐不继的情况下，渊明依旧能在贫富交战中，展现“道胜无戚颜”的人格光辉，并坚持“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的坚贞信念，那种自足无憾，展现肺腑中流出的全幅生命之光彩，在物质匮乏下，饱含着内在的丰美与自足，这正是此诗真正触动吾人心灵的奥义所在。
陶渊明在每日的生活体验中，一点一滴感受与思索着世事人情的样貌，以及天地生命的奥秘，并汇聚成他旷达任真的人生观。因此，他的诗文中，焕发着一股隐者洞悉世情的智慧，与超然观物的心灵之美，将其对自然运化、人生百态的体悟与应对之道，融入诗文中，使其诗文如哲学与文学结合的光芒一般，闪耀于魏晋南北朝无序与黑暗的世局里。所以，胡适指出：“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语言却是民间的语言。”垸点出了渊明的哲学意境，源于生活实境与真淳心灵的激荡，而如家常语般的自然。其中在“进退抉择”、“心远素养”、“委运理念”上，尤为渊明充满智慧的表现，兹分述如下，以判定渊明对人生实有其不凡的见解。
1.进退抉择
陶渊明曾自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知渊明的功名思想，自幼即奠基于儒家典籍，加上受其曾祖陶侃功业的激励，所以，早年的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颇欲于东晋乱世中，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正如近人李辰冬所描述的“做官要圆滑，而他性刚；做官要矫厉，而他任真；做官要逢迎，而他耿介；做官要结党，而他好孤独；做官要资本，而他家贫；做官要进取，而他固穷；做官要活动，而他好静。他的个性恰恰与仕途相反。”垶将渊明性格中那股与官场格格不入的铮铮之气，彰显得淋漓尽致。
尝试了几次的任官经历后，渊明渐渐对险恶的局势感到绝望。最后，渊明为了“五斗米”的薄俸，及“足以为酒”的“公田之利”，担任彭泽县令。但前后不过八十余天，就在渊明“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话后，彻底与官场告别了。
在多次的仕退过程中，原本“猛志逸四海”的渊明，在“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官场中渐渐失望了，他明白“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也觉悟“击壤以自欢”的生活，才是他人生的归宿。从此，他开始了躬耕田园、笔耕诗文的隐居、修行生活。
隐居后的渊明，经济情况自然不如为官之时，还因连年的天灾战祸，而日渐窘困。但他从来没有一丝再踏入污浊官场的念头，甚至在他饥病交迫的时候，对满口虚仁假义的檀道济所馈赠的粱肉，不留情面地挥而去之埇。所以，南宋‧朱熹说他：“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埐可以说，相较于那批招权纳货之徒的朝不保夕之忧，渊明因为坚定的归隐抉择，使他保有真淳的心，故能潇洒地吟咏于园田陇亩之间，并获得后人的敬爱。
2.心远素养
渊明最为人赞赏的修养功夫，表现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其五）的理趣之语中，虽然未见严肃的说理，但深刻之哲理，已浑然于其间，深具警俗醒世的作用，具有超然高旷之美，且颇具禅味。清‧吴淇曰：
虽在人境，却不染于世俗，由其心远，故觉地远，连地也不必避耳。近而东篱，远而南山，何常在人境之外，但我与世远，世亦与我远，故地无车马之喧，但觉更为僻静耳。
吴氏以为渊明“虽在人境，却不染于世俗”，原因即在“由其心远，故觉地远”，如此较之王康璩“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强辩之辞，渊明实实在在地在田园躬耕中获得心理的悠闲自得。“心远”，今人王叔岷释谓“心境超远”，又释“地自偏”云：“偏谓偏僻，偏僻亦远也”，而此亦“入俗而超俗之境”，故评渊明“非遯世者，乃韬光于世者耳”，可谓卓识，而渊明“心远”的境界，实为这些朝隐之徒难以企及，宜渊明诗云：“地为罕人远” 是矣。
以贵族的孤高精神，隐逸于田庐之间的渊明，理智地明白“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所以他不盲目地追随世人去追求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对他而言，只要心能排欲而无所待，神仙世界就在他的心中，就是这可爱的人间。而对于政局的混乱，渊明虽然满腔的愤懑与无奈，但人卑言轻力薄的他，知道自己只能看着乱象毫无节制地发展，而无能为力改变什么。所以，与其继续留在官场，而无端陷入可能的杀身之祸中，不如选择隐身于田园，盖“地之喧与偏，取决于心之近与远。隐士高人原不必穴居岩处，远离人世，心不滞于名利，自可免于尘世之干扰”娖，而此方是乱世中洁身自适的安身桃源。
3.委运理念
“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为渊明一生秉持不渝的重要观点，故其善于与自然接轨，处处显现其平淡旷达之美，与委运任化之趣。所以他说：“穷通靡攸虑，顦顇由化迁。”历经人生各种风雨的渊明，对于际遇的贵贱穷达、外貌的憔悴衰老，皆能以自然化迁的必然结果平淡看待，故能悠游于人生万象之中，不疑不惧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对于世事百态，他亦能以凌空观照的气度，俯瞰人间的哀乐。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渊明，虽然偶尔也会心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的悲情，但生命的智慧，让他终能平淡看待这一切困境，并依循“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的运化之则，达致荣而不喜，衰而不忧的境地。渊明找到了他自己所特有的归宿，并且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确立了一种过去所未见的新的审美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渊明以美的意境呈现其“等穷达、了生死、顺自然”的人生观娮，在其“甚念伤吾身，正直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洒脱襟怀中，感染了无数的文人，也为一颗颗迷惘的心灵，点燃了一盏指引的明灯。这正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忘怀世俗荣辱得失的渊明，用欣赏的眼、旷达的心，体悟这有情有味的人生，所以胸次自有俗人难以企及的气度。
所以他宁可秉持“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的态度来珍惜他所热爱的人间。他固然“爱重九之名”（《九日闲居并序》）希望长寿，但面对死亡，他仍能以平静的心情，淡然迎接这“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的生命循环之必然，既无牵挂也无哀伤，以告别的心情离开这暂居的世界，并语带诙谐、心平气和地说：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其一）
可以说，正因为渊明知道死亡的必然，故其不再忧虑关于死亡的种种，而将人生的思考重点，摆在生活的适意自得，正如他所表现“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饮酒》其二十）的称情追求，故能摆脱乱世纷扰、贫病交迫、子嗣无才等不如意，而能在田园世界中，活出一个饱含美感、智慧与深情的隐逸人生。
渊明的隐士形象中，含有一股浓厚的率真风格，对于人、事、物、理，皆能直抒胸臆而无拐弯抹角、扭捏造作之态。同时，他以率真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窘境，让他在远离政治风暴的隐居生活之中，不仅隐的飘逸、隐的自在，也隐的动人。
1.安归之叹
陶渊明经世济民的大志，之所以落空，一来固然由于“渊明并非是具雄才大略、气魄磅礡之英雄典型人物，而是具诗人气习，半为书生，半为农民之人物，能力不足以成大事”娊，二来实由于其率真之本性，与当时的虚假风气格格不入。
面对时代的沉沦，渊明感叹官场已无正洁之士的容身之地，所以，他毅然“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并序》），再也不愿让自己率真的灵魂，沾染任何大伪之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提出看法：
当时士大夫浮华竞奔，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当时那些谈玄人物，满嘴里清静无为，满腔里声色货利，渊明对于这般人最是痛心疾首。
忧时志道的渊明，于此际只能让自己暂时沉醉于上古的真朴之风中，怀想一个真淳再临的桃花源。的确，桃花源乃出于渊明对当时社会不满，而虚构的一个美好乐土。渊明诗文中屡屡提及“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五柳先生传》）皆可见渊明向往上古社会的淳朴，而恨生不逢时，只好透过浪漫、神秘的想象，创造一个与世无争的桃花源，实现其“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的浪漫愿望。而寄托着渊明理想的桃花源，也成了后人共同向往的乐园。
2.应对真诚
《宋书‧隐逸传》记载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宧可知，渊明不因自己的身份低微、家境清贫而羞赧，相反地，他用“诚恳”结交各种身份的朋友，用“热情”弥补家中物资缺乏的窘境，用“率真”化解世俗多余虚矫的人情，直率地以他的真性情，处理人际间的应对进退。《宋书‧隐逸传》另外记载了一件事：“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将渊明的真淳自然表露无遗，与当时名士的风流神韵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晋书‧隐逸传》则记载渊明为了解决家中的经济困境，于是央人求官时直言“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不似一般人求官时，伪以满口的社稷福祉，满腔的热血抱负，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欲；渊明则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为官乃因贫穷，并为日后的隐居生活作打算。后来发觉自己实在不适合久留官场，便“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宭。对此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云：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这些记载，可看出渊明不拘俗套的率真性情，正如同《五柳先生传》中的自况：“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表面看来不讲情面，其实无非是真性情的表露。一个心胸坦荡、任真自得的人，方能自俗世的纷扰与羁绊中超脱，并了悟生命的真谛与价值，获得世人的推崇。
3.困境直抒
对于自己的生活实况与心路历程，渊明往往直言不讳，诉诸于诗文。如《五柳先生传》中，渊明便直言其家境“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从不隐瞒自己贫穷的家境；同时，在赞语中则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来肯定自己，不在意旁人可能的讥讽，但求“乐其志”。而最经典的，莫过于他的那首《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我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苏东坡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屖尽管苏轼为渊明饥至乞贷的辛酸处境，心痛不已，但“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的渊明，尽管也有“不知竟何之”、“叩门拙言辞”的窘境，但他却能坦荡的呈现这令人难以启齿的一幕，并且表达对主人的善意，铭感五内。明‧钟伯敬亦曰此诗“妙在无悲愤，亦不是嘲戏，只作寻常素位事，便高、便厚、便深”屔，可知，尽管生活处境咄咄逼人，但渊明自然无伪的性格，使他坦然去面对，亦是他获得后人尊崇的重要因由。
渊明在隐居其间，未如遁迹山林的隐士们那般铁石心肠，无视亲友的声声呼唤，执意远走人间。山林隐士们远离的结果，既无妨于统治者的野心，反而徒留亲友的伤感，陷自己于违背人性的煎熬之中。因此，这种穴居岩处之隐，除了彰显人格的可贵外，实无生活美感可言。
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着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的确，渊明之隐，除了消极抗议纷乱的政局之外，更是积极循着本性发展的生命升华之隐，故能呈现一个有情有爱的美丽人生。
1.挚爱亲人
渊明虽然乐于游赏庐山的美景，但“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为了亲朋好友，他婉拒了隐居山林的邀约，足见渊明对亲友之情的热爱与重视。在渊明的仕宦阶段，曾经历“行行循旧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即知其归心似箭与怀亲之情。接着再看《祭程氏妹文》与《祭从弟敬远文》。对于程氏妹即使“服制再周”后，渊明回想她生前“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依旧不禁“感惟崩号，兴言泣血”，抱怨“彼苍何偏，而不斯报”。对于从弟敬远，渊明怀念他“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后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则厉。乐胜朋高，好是文艺”，并回想两人“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的患难与共，也曾一起“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如今渊明却只能“望旐翩翩，执笔涕盈”。两篇皆以真情与血泪写成，故字字凄楚、句句感人，足见渊明对手足的情深意真。
对于儿子，无论是《与子俨等疏》中“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表达的爱怜与自责，或《责子》中“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直接而诙谐地数落孩子的不争气，皆是渊明爱子情深的流露。另外，渊明曾遣一人力予其子，以照应其生活，而嘱咐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峿，“既可以见出做父母的仔细，尤可见出人道主义者的深广底同情”。
在渊明与亲人的互动之中，可知渊明深情至性的形象，确有别于离群索居者，尤其能呈现其真淳善良的特质，而让人在内心深处敬爱。
2.素心文人
渊明选择躬耕田园，甘愿做一个“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的农夫，但他毕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士，整天与野老话桑麻的日子，难免会觉得孤单。晋安帝义熙四年，诗人的草庐，在正夏的长风中焚毁殆尽，第三年迁居南村，并作诗陈述当时的心情：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
对于住宅的舒适与否，并非渊明在意的事情。移居南村的主因是当地有许多“素心人”，他们的相处模式，大致如渊明所述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移居》其二）平日各自忙于农作，闲暇时则登高同游、聚酒为欢，赋诗共赏。这些诗文之友，指的是在“渊明集中，或史传曾载有与渊明性情较投合，明示乃以道义相交，或有赠诗之朋友者，如庞主簿（遵）、邓治中、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松龄）、张常侍（野）、殷晋安（景仁）、周旋人、颜延之等。”峱渊明在《读史述章》其三云：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
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
诗人对管仲、鲍叔牙间亲密的友情，给予赞美，正如他对于朋友也都真诚相待，表现真切的关怀。如“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答庞参军》）对于庞参军的远行，渊明表达了诚挚的祝福，也流露淡淡的忧心。对于朋友殷晋安的出仕，渊明则抱持“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的态度，正如任真看待自己的仕隐一般，他也尊重朋友出处之路的选择，所以仅叮咛他：“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不舍之情尽在言中。
与陶渊明、刘遗民合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应江州刺史檀韶的邀请，与祖企、谢景夷三人在城北讲《礼》。渊明于是写了《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提醒他们“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颇念旧情的渊明，表明“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话中虽有不满，仍衷心盼望“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可谓语意真切、用心良苦。这些与朋友酬答的诗文，显示渊明虽然对政局的纷纷扰扰失望透顶，但他对朋友的诚挚之情，却无丝毫减损。
3.邻曲农人
归隐田园的渊明，在农耕时结交了一些“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农友。清‧温汝能曰：“『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峷相对于官场的尔虞我诈，渊明就在这么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环境中，享受着他的隐居生活。渊明与他们“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杂诗》其五），一片和乐融融的农家景象，近人孙立群云：
田园的清新素野，山中农人的淳朴随和，都与陶渊明的自然、真率的天性相契，使他返自然、求真朴的夙愿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即使“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渊明亦乐于与其开怀畅饮。渊明以平淡之语言，写浓郁之人情，故字里行间，散发着带有泥土香味的亲切情感，描绘了一个人情和乐的淳朴农村。
陶渊明以艺术家的纯净心灵，在浊酒、琴声与田园山林的相伴中，品赏着大自然的优美静谧，让他得以超尘绝俗的襟怀，暂时放下种种人生困境带来的烦郁，并激起他的审美灵感，创作了许多雅淡清新的诗歌，以美学的方式，呈现他在隐逸生活中的思考与感受。
1.日涉田园
陶渊明享受着游目、亦游心于山水田园之间的快乐，并透过心灵将之化为美诗篇篇，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诗人欣赏着知还的倦鸟，也反照自己内心对“吾庐”的眷恋，漂泊的心灵，就此平歇于田园之间，并于赏游天地自然之际，神与诸象会、情与众景融，一股喜悦之情，流转于物我之间，而臻于交融无间之境。所以，诗人不仅把自己安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也把情感投注于田园稼穑之中，用艺术眼光欣赏“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着”所呈现的各种情与趣。正因为诗人的精神，如此契合于田园风光，故能谱出如此的美感，使诗人的世界，里外融合为一片宽阔、欢欣的美境。
陶渊明渊明的诗之所以能这么自然，是因为他的心，已经先与自然丘山相契合，所以方能精准传达他在农村的实际感受，并还原这些他耳经目击的景象，一个淡而有味的面貌。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被东坡许为“才意高远，造语精到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帩的佳作。可知丘山的平淡闲远，正是他血液脉动的频率，也是他旷远心灵的游赏天地。
渊明对于其所生存的天地，用其胸怀中无限的“爱”与“赏”来体验，所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自能入其胸怀而皆可爱。这过程不仅拓展了他对美感的认识与经验，也提升了他所传达的美感境界。渊明将物我间的回响与交流，行诸于诗文，故字里行间有一番自然的真趣与理趣。这些无需透过形名之争，也无需透过性情之辩，只要透过渊明满眼的爱赏之意，与满腔的纯洁之情，自能化为情采篇篇，还原天地万物真实的面貌，并赋予更加动人的情感。如：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
高洁的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甘心为了采菊而屈身篱边，此时高洁之气，回响于诗人与菊丛之间，构成一幅悠然淡远的美丽画面。在田园悠闲的生活里，渊明沉淀了济世理想落空的悲哀，而醉心于宽广无际的美丽世界，并在饱满的诗文之中，留下了美好高妙的意象，以及顿悟生命的悸动。这悸动的体验，如《庄子‧齐物论》所谓的“大辩不言”庨，是“诗人在会景生心，体物得神后，用形象的语言，将独特的体会表现出来。”庮可以说感受美、醉心美、创造美、定义美，是渊明以心灵与田园对话的方式，而他的田园诗，则是对话后的美学结晶。
2.寄酒为迹
有人统计，渊明诗文中与饮酒有关的文字达十多个，标明与酒有关的作品共二十三首庪。他曾自称“性嗜酒”（《五柳先生传》），颜延之称其“性乐酒德”，沈约《宋书‧隐逸传》中，则收录了“公田种秫”、“王弘同饮”、“延年留钱”、“重九无酒”、“欲眠卿去”、“葛巾漉酒”等与酒有关之事弪，以及“慧远许饮”诸事，皆呈现了渊明好饮的形象。借着微醺的酒意，渊明可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在一觞一挥中，便将出处、进退、穷达、贫富、生死以至于儿子不成器等种种世情一一化解”弰；也可以“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而达物我冥合的胜境。更可以如《饮酒诗序》所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
藉由酒，渊明可以“与神话仙人相对相晤，与天地古今相出相入，这是多么超脱逍遥的人生境界。”可以说，酒丰富了渊明的隐逸生活，也酝酿了渊明的隐逸形象。因为渊明的出现，酒和诗的组合，酿出了更有深味的隐逸之美，也酝酿了“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诗文。
3.抚琴寄意
渊明曾自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可知渊明自幼即受琴、书之教养。在其成年后，虽可藉浊酒寄其欣慨之心，但依然常与琴、书相伴，而吟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故即使“息交游闲业”，他依然在“卧起弄琴书”、“觞弦肆朝日”的生活中，藉由书、酒、琴三者的陶冶，化解其生命中的种种愁苦。
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渊明是：“晨烟暮霭，春熙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呈现了渊明生活的美感、思想的超越、物我的冥合，形成一幅形象悠然的美图。其中，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也争论不已者，是《宋书‧隐逸传》记载：
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而陶醉于其中地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悢，直达老子“大音希声”悈的境界，近人朱光潜曾评论此事云：
这故事所指示底，并不是一般人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
的确，渊明长期在书中智慧、酒中深趣、琴中大音，以及田园景物的涵养之下，渐次摆脱生命困境于其心中的酸楚，进而拥有超脱的心灵，故能与天地之美声直接契合，而达此“得鱼忘筌”的高超境界，甚而成为天地自然之美的一部份，绽放着真淳之美的光辉，成为其隐士形象的重要元素。
渊明的归田隐居，无论是出自对政治乱象的抗议、避祸远害的全生之计，或是修真养生的称心保淳，他都未像当代的许多朝隐之士，为了摆脱精神的空虚、身心的不安，而假风流放达之名，以服药养生、酣饮为常等扭曲人格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陷入痛苦的深渊。热爱人间的他，也没有选择极端的穴居岩处，自虐般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渊明顺着真淳的人性原貌，以最朴实的谋生方式，归耕于自然田园，既不涉官场的名利之争，也不受释、道教条的束缚，而在田园中，开创了一方可爱清新的天地，并诠释了一幅真淳感人的隐士形象。
渊明有着淡泊宁静的简朴心灵，故能在艰困的环境中，劳动着躬耕田园的无悔身影，并展现其安贫乐道的无戚容颜。此外，他也在书本的启迪与人生的际遇里，体悟出“心远地自偏”及“委运化迁”的人生智慧，而终身不移其归隐田园的抉择。并在大叹真风告逝之际，真能卸除虚矫的人际往来，并在其诗文中对其人生际遇，作实况的直抒，而无丝毫的造作与掩饰。对于挚爱的亲人、素心的文友、共甘苦的农友，他也不吝展现其关怀与热情，呈现其仁爱的襟怀。同时，在浊酒、琴声，与满眼的田园风光中，与自然天地对话，酝酿出一股物我交融的悠然气韵。这些都是渊明之所以受到后人尊重，并公认为隐士典型的重要因素。
渊明以质朴流畅的语言，记录这些隐逸生活中的辛苦与趣味，也呈现切身的欢乐与悲愁，当中有自然的原色，也有令人神往不已的哲学意境，皆焕发着一道道清新恬淡、质朴率真的流彩，使隐逸的情境，由消极的逃避悲愤，转为积极的品赏生命。
在一幅幅恬静淡远、美不胜收的田园诗中，款摆着诗人高妙的性灵和神韵，引领着国人，在诗与生活中，往更高的美学境界摆渡。于是，隐逸不再是生命面临无可奈何时的悲歌，而是生命美学的创作与展现。拿着锄头的渊明，不畏日晒雨淋，虽然未能在贫瘠的农地上年年丰收，让他的生活远离贫困；却在荷笔而耕的岁月中，埋下了种子，长出日后风姿飘逸的奇树，绽放恬淡、清新的花朵，不仅引导着中国诗作的审美方向，他潇洒的身影与真淳的形象，亦成为隐士中最令人向往的典范。
参考文献：
《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寻找古典之美──诗词探艺录》，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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