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思潮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盛极一时，作为代表作之一的韩少功的《爸爸爸》曾取得人们广泛的关注。这部作品经常被人们解读为对国民劣根性、民族文化弊端的暴露与批判，主人公丙崽更是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颗毒瘤。
但在笔者看来，这部寻根之作追寻的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在边缘的传统中寻求一种逝去的精神与情感，并通过丙崽、仁宝、仲裁缝三人不同的文化道路的选择及结局，传达出作者对本土文化日后走向的深沉思索。
小说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不可忽略，即丙崽、仁宝、仲裁缝，他们虽然都是鸡头寨的寨民，但所选的道路却各不相同。从寻根文学思潮的角度来看，作者笔下的这三个人物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选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作者对本土文化日后走向的深沉思索与忧虑。
丙崽向来被认为是小说的主人公或中心人物，在笔者看来，对于鸡头寨而言，丙崽更像一个局外人和见证者。
他似乎生来就不属于这个村寨，语言的匮乏与智力的障碍也让他无法融入其中，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对待外界的刺激，他的全部情感和态度都凝聚在仅有的“爸爸”、“X妈妈”这两句傻话上。
其实，丙崽仅有的这两句话和仁宝口中的“你好”一样，都是自己与外界交流的一套话语系统。他是个天真而又热情的孩子。
“吃饱了的时候……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大笑，他也很开心”。
他努力地想与外界发生联系，可寨民们不解其意，有时将他当作玩弄的对象，有时又把他奉若神明，尊称为丙大爷、丙仙。
丙崽是鸡头寨里唯一的一个对寨子没有任何感情的人，无论是认同还是厌恶，可就是这样的他却活到了最后，成为留守在鸡头寨里唯一的活人，亲眼见证了寨子的生死存亡、历史变迁。
仁宝——逃离者与丙崽相比，仁宝和仲满对寨子的情感则十分鲜明，甚至形成强烈的反差。
仁宝虽是土著的寨民却一心想要离开鸡头寨，外面的世界让他开阔了眼界，他便越发觉得自己寨子的保守落后。
“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
当他被迫参加祭谷神仪式时，他内心的愤慨倾泻而出。
“他看到大家在香火前翘起屁股下拜，更觉得气愤和鄙夷，为什么不行帽檐礼？什么年月了，怎么就不能文明和进步？”
他向往外面的“文明世界”，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寨民描述外面的种种先进之处，他膜拜文明，将玻璃瓶子、破马灯、松紧带子、旧报纸当做宝贝，因为它们是文明的象征。
外面的一切都是好的，寨子里的一切都是旧的，他幻想着能有一队枪兵来鸡头寨改头换面，将寨子领向文明和进步，同时也能改变他的命运。
可不论仁宝如何幻想，如何卖力地宣传，村子的一切依然照旧，村民对他口中的新鲜事物只觉稀奇，却从未想过去接受。
这突出表现在鸡头寨为了应对鸡尾寨告官决定写投诉状的这一情节当中，村里的老人认为诉状应叫“禀帖”，而仁宝以新派的身份坚持用“报告”这一名称，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结合两派的观点勉强写成不知为何物的“报帖”。
而后，又因用公历还是农历，用文言还是白话，盖马蹄印还是签名等问题，仁宝和寨里的老班子再次发生争执。
可以看出，仁宝宣扬的新派话语方式完全脱离鸡头寨的现实，新与旧之争只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仁宝虽自诩为新派的文明人士，但他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一直保持在器物层面而没有深向内里，他不过是单纯地认为外面的世界好，可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并不知晓。
仲满——守护者仲满的行为和仁宝大相径庭。仁宝向前看，仲满向后看，仁宝是越向往文明越觉得日子不顺心，仲满是“越这样崇敬古人，越觉得日子不顺心”。
在仲满眼中，什么都比不得过去，他将过去虚化、夸大，变为自身的信仰而坚守着。
“‘汽车算个卵。’他说，‘卧龙先生造了木牛流马，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只怪后人太蠢，就失传了’。”
他还说：“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日行三百。哪像现在，生出那号小杂种，茄子不是茄子，豆角不是豆角。”
他将鸡头寨的希望与未来寄托在早已逝去的古人身上，这种想法越强烈越让他觉得相比于古代，现在的人要落后太多，也就加深了他对现在生活的绝望。天气不如意，事不如意，人更不如意，“没有了卧龙先生，这世道恐怕是要败了，这鸡头寨怕是要绝人了。”
这样看来，崇拜祖先的仲满代表着文化复古，膜拜文明的仁宝象征着现代化的话语方式，而丙崽既不崇拜过去也不膜拜现代，以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浑浑噩噩地生活着，那么哪一种道路才是作者所推崇的？似乎三种都不是。
小说的最后，仲满带着对祖先和故乡的留恋饮鸩自尽，仁宝怀着对文明的向往不知所踪，小小的鸡头寨只剩下丙崽一个人。
“作者承认旧的再现系统已经失效，却拒绝沉湎、膜拜新的现代化的乌托邦话语。”
所以仲满和仁宝都没有留到最后，只有丙崽一个人留了下来，可丙崽日后的出路在哪里？民族文化又该何去何从？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
韩少功在1987年的谈话中提到，“《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
对于民族文化日后的走向问题，作者也是迷茫的，不过，他虽然没有给出明晰的答案，但在文本中他以仲满和仁宝的结局警示着读者：单纯的文化复古和完全的现代化都不利于民族文化长久的发展，或许只有将二者结合，将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才能谋求到民族文化真正的发展。
结语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一个无数的否定……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的美学标准和稳定的欣赏趣味。固定、稳定是相对的，迁移、动荡是绝对的。一种倾向对另一种倾向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他们之间的时间距离总不会很遥远，否定周期出奇的短暂……寻根是一个更大的、具有整体性的否定。”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环境中，以《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的产生得益于开放的文化环境和人们文化视野的打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对作家们的启示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百年孤独》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成功的例证让中国当代作家们找到了新的关照对象，即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来走向世界文学。
“寻根小说的根本特质在于，它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当代中国文化启蒙的思想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空间，将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探索热忱。”
虽然寻根文学是一个相当混沌、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文学潮流，它冠以寻根的名号却没有找到文化之根，而是“利用对象本身的神秘性内容产生丰富的意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仅局限于那些被主流文化遮蔽和遗忘的民间风俗、伦理纲常，在这一潮流中，作家的意识也并不是很明晰，甚至是矛盾的。
但是，它是中国文学“转换创作思维方式和寻找写作资源的过程”。就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而言，寻根文学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它向上承接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中国传统形式的文学创作，向下则开启了先锋文学的昌盛繁荣，完成新时期小说艺术的蜕变和整体革新的关键一步。它并非是一个时过境迁的文学潮流，对于今天的当代文学创作和发展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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