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时曹操兵败而告终的战役，尤其是以很大篇幅描写了周瑜与孔明策划的火攻。其次，是刻意描写了曹操的骄傲自大、一意孤行，才遭致了如此惨败。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当时在曹操军中发生的严重的传染病的传播(据今人考证认为是血吸虫病)，造成了军队严重减员，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削弱的事实，从而强调了孙刘联军火攻是造成曹操惨败的重要原因。
按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曹操占有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他号称有八十三万大军，虽然这有点虚张声势，但至少也有三、四十万人马。而孙刘联军呢?充其量也就是五、六万人马。单凭周瑜的一把火，就把曹操大军烧得焦头烂额，大败而逃，这不免有点玄乎。实际上，造成一个重大战役的胜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一定的条件下，偶然的因素，有时却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从多种史料看，当时曹营流行瘟疫，造成部队战斗力下降，大大有利于孙刘联军。使他们变被动为主动，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三国志·武帝纪》载:“公(曹操)至赤壁，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里说的是曹操因“大疫”而主动从赤壁撤军。《三国志》的作者在这里只是说曹操是因其军发生“大疫”才主动退兵的，对孙刘联军采取的火攻等避而不提。看来，作者是有意避讳这一点。
在《三国志·先主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军引归。”同是一部《三国志》，同是陈寿所写，但在《三国志·先主传》与《三国志·武帝纪》中所述史实及口气就有所不同。在《武帝纪》中，只是说“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别的什么也没交待。在《先主传》中，作者对曹操兵败赤壁一事，记的就较为详细了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孙刘联军将曹操战败，焚烧其船只;二是军中发生瘟疫，军士死亡甚多，削弱了战头力，于是不得不退兵。这样看来，赤壁之战，曹操惨败，一方面是周瑜的火攻，另一方面是其军中又流行瘟疫，于是不得不退兵。
《三国志·吴主传》载:“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具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疾疫，死者大半，备、周遂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在这里，对曹操失败的原因交待的更为具体，“曹兵因饥疫”，“死者大半”无奈只好退兵。临撤退前，为了不使自己打造的船只为敌所用，就把剩下的船只烧掉了。
在《三国志·周瑜传》中又是这样记载的“权遣周瑜、程普等与备并力逆(迎击)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驻扎)江北。瑜等在南岸。”这里说，曹操的军士在没有与孙刘联军交手前就已经有了传染病，战斗力大大削弱，所以，等到与孙刘联军对阵时，“初一交战，北军败退。”从这里所述可以看出，曹军因染上瘟疫，战斗力大减，与孙刘联军一对阵就败退下来，实在是不堪一击。在此情况下，曹操觉得取胜无望，于是就主动退兵江北。
另外，在《三国志·郭嘉传》中，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对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加以记述:“太祖(曹操)征荆州还，于巴丘(今湖南岳阳)遇疫，烧船，叹曰:“郭奉孝(郭嘉字)在，不使孤至此。”在这里，作者对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又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即:除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曹军中流行瘟疫之外，又写到曹操对进兵江南战役决策层面上的反思。这时候，他可能意识到发动赤壁之战这场战役在决策上是有所失误的，说到赤壁兵败时，他叹息道:“如果有郭嘉在，不致于使自己惨败如此。”此时，他对兵败赤壁进行了战后总结，分析了造成战役失利的种种原因，其中又想到了已经死去的、他的高级参谋郭嘉。想到如果郭嘉仍然在世的话，有其辅佐，自己不致于惨败到这种程度。
从上述记载来看，虽然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于两点：一是曹操自以为兵强马壮，没把孙权、刘备放在眼里，结果遭到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招致大败;另一方面，在与孙刘联军交锋之前，曹军中就暴发了瘟疫，据说是非常可怕的血吸虫病，使曹操军中非自然减员严重，战斗力大大下降，无法与孙刘联军抗衡，只得主动撤兵。
对于这一点，南朝宋文帝时的中书侍郎裴松之在研究了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史料后，对于赤壁之战双方胜败的原因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论断，他说:“至于赤壁之败，盖由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裴松之认为，尽管造成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天灾(即瘟疫)是一个十分主要的原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据此，曹操之所以遭致赤璧惨败，其主要原因:一是天灾(瘟疫流行)，二是人祸(曹操兵轻敌)，二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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