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先生（1919年10月—2002年6月6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六年了，社会上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了，他渐渐淹没在人们的健忘里。即使还记住他的人，也只清楚他是一个革命者，教育家，基层单位党的领导，最多只是说他当过右派。“他的一生闪耀着传奇色彩，有过光辉的历程，也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岁月”。如果只用以上三十个文字概括他的一生固然很正确，然而会遗漏了一段重要的历史。那就是他的25年不愉快的生涯。人们也许会想知道在这漫长的25年中，他的大脑都在思考什么问题？
在他右派生涯的最后5年，我有幸认识了他，和他近距离接触，了解到那一段时间他的部分思想痕迹以及他的6追求和思考。
张丰先生比我大24岁，论年龄应该是我的父辈，但我们都称呼他“老张”。这是因为当时他是“右派分子”，没有什么称呼比这更合适。我认识张丰先生后，向他求教日语知识，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并就针药结合使用，腹诊在方证辨证中的地位等问题交换意见，得到帮助。
张丰先生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日语娴熟，了解日本汉方医学的研究路径，能从临床角度引进日本的体质学说。他从不隐讳和保守自己的心得，愿意和别人分享。我在状元桥期间，和他交往5年，在他的指点与启发下，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才逐渐触摸到了日本汉方医学的轮廓。
一、初识张丰
我是偶然认识张丰先生的。
那是197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学校放学后，我信步走出校门，到状元公社医院去找陈医生。陈医生是西医内科医生，很有学问，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现代医学的知识，是一个对我的人生有重要影响的青年时代的朋友。那天，就在他的诊室里，我认识了张丰先生。
张丰先生当年55岁，身材高大魁伟，一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亲切爽朗。过去从陈医生那里我已经知道不少关于他的传奇般的经历；知道他从大学时代就参加革命；知道他日语水平很高，因为出身在山东，抗战时山东是沦陷区，他的中学阶段是由日本教师来上课的，所以他的日语程度是非常人可比的；同时还知道他从小就喜爱医学，1958年下放到温州市郊状元南山陶瓷厂当工人以后，20年来，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医学的研究上了，也经常为工厂内外的群众扎针开方，疗效颇好。
对，那天他是为了给自己治腰痛抓药来状元公社医院的，他抓的药是乌头桂枝汤。我经常使用附片，但从未使用过乌头，而且乌头剂量达每剂20克，这就可见他的经方造诣了。当我问及乌头剂量时，他坦然地告诉我，他是在给自己治腰痛时，从小剂量开始慢慢添加的，每剂20克才有疗效，同时每剂都要加蜂蜜50克入煎。
他给我的第一印像是非常的良好，我很高兴。那一天正好是我的30岁生日，我甚至不为荒谬地认为和张丰先生认识是上苍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告别时，我们要求去他那里看望他，向他请教，他答应了。他笑着说：“我整年整年地租住在陶瓷厂附近的农民房子里，几乎不回家，欢迎你们随时来临，只要不是上班时间，我都愿意陪你们聊天。”
二、汉方世界--体质方证
从此，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张丰先生多次地劝我们跟他学习日语，我们开始也断断续续地学了半年，但进展得不理想，他也不勉强我们了。后来，我发现他房间里有大量的日本汉方刊物，于是我们谈话的话题就慢慢地围绕着日本汉方的历史源流而展开。
我过去通过阅读陆渊雷的著作已经了解一些日本汉方家的情况，如他们 “祖仲景而宗东洞”所以“重伤寒而轻内经”；如陆渊雷曾经为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译本翻译过一章等等；浅田宗伯1879年9月4日用“走马汤”治愈后大正天皇幼年的急惊风，但我知道的都是30年代以前的事了。
张丰先生口中却是70年代的日本汉方界。他对当时日本汉方界的动态了如指掌，说起大冢敬节、矢数道明、龙野一雄等思想观点、学术见解来如数家珍。我能碰到这样的良师益友真是三生有幸。
有一次，他给我讲解日本汉方对体质的研究，当我听到“肌肉质、筋骨质、腺病质、营养质”等从未听过的新鲜名词时，就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他看到我少见多怪的样子，笑了笑说：它们是日本体质论中的普通概念，这些名称是属于人类气质学、生理体质学的领域，和伤寒论中的“喘家”、“淋家”、“饮家”、“汗家”、 “亡血家”、“风家”、“冒家”、“虚弱家”等病理体质学名称有差异。它们和日本近畿大学有的滋教授提出的“防风通圣散证”、“大柴胡汤证”、“桃核承气汤证”等治疗体质学名称亦不属于同一范畴。
听了他一席话，让我初步认识到辨体质和辨疾病用方的关联性，我就进一步询问他腺病质、筋骨质的人的心理、气质、生理特征，临床上和“方证”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回答。记得他说：腺病质的小儿比较多见的有“小柴胡汤证”、“柴胡桂枝汤证”、“小建中汤证”三种。
他可能担心我不理解，转身走到书架上，戴上眼镜，熟练地抽出一本《东洋医学》杂志，翻到一篇论文，指了指一段话说：“你自己看看。”我拿来一看，看到杂志上两段用铅笔划了线的日文，反复看了几次，似懂非懂。他知道我不很理解，就指着这段划了线的日文，用日语慢慢地读了几次，然后用带有稍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解释给我听：“鲇川静认为‘腺病质’的小孩，一望就知道是桂枝汤证 。胸胁苦满的轻症，都见于腺病质的病人，可以用小柴胡汤来改善体质。”
30多年过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耳提面命的教诲，历历在目，永记不忘。
三、汉方世界-炙甘草汤证和柴胡加龙牡汤证
19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学校放学后，我在状元街远远地看见了张丰先生，他魁梧高大的身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不难找到，我高兴地向他跑去，拉着他的手，向他请教一个临床的问题。
我碰到一个急性心肌炎的病人，男，20岁，农民，身材高瘦，素来身体壮实，一个月前感冒发烧后，心悸，脉律不齐，口干苦，夜间小便2次，大便稍结, 脐部动悸亢进。我根据“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颇有信心地投以炙甘草汤，谁知道连服了20帖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接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丰先生看见我焦急的样子，慢慢地说：“好像这个人的体质特征不符合炙甘草汤证，炙甘草汤证一般消瘦虚弱，这个人具有筋骨质体质特征，应当是考虑大柴胡汤、柴胡加龙牡汤为好。”我好像听到一个石破天惊的声音。过去在他书房听他坐而论道，每当听到迷惑处常常身不由己地抚掌沉思，每当听到精彩处常常情不自禁地击掌叫好，每当听懂奥秘处常常不经意间捧腹大笑。从来没有象这次结合临床具体病例听他一一点评，他的点评如真像张子和的书名--《医门棒喝》，使我整个人如受电击，一下子傻了。他好像没事一样，抚着我的肩膀向他的乡间农舍走去。
在他的书房，他搬出了好多汉方医学书籍和杂志，一一给我讲解，我听到、看到了日本汉方医学家对使用炙甘草汤时病人的“消瘦虚弱”体质的精辟论叙，如荒木性次的《古方药囊》：“脉结代，心动悸----素体衰弱-----故本方治虚人劳伤诸疾者为宜。”；浅田宗伯翁的《橘窗书影》：“40岁妇女。伤寒后，心中动悸甚；咽喉时迫急而少气-----脉虚数，形体赢瘦如柴，腹内虚软如贴；饮食不进。余日。舍炙甘草汤加桔梗,余无适方也。连服其方，数旬动悸渐安，肌肉大生”; 大冢敬节氏的《汉方治疗实际》：“患者体瘦，----脉搏每分钟106次，时来结代。脐部动悸亢进，口渴。用炙甘草汤10日，动悸减轻，每日大便均行，一般状态好转。”
临走时，张丰先生将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译本（周子叙译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送给我，当从张丰先生住处出去，我象叫花子捡到金元宝一样地高兴。后来这一个急性心肌炎的病人，我就用了柴胡加龙牡汤，连服10天就有明显效果。再断断续续服用1个来而缓解。
四、汉方世界---外感发热和葛根汤证
1975年暑假，和往年一样，我没有回永强青山老家度假，而是与家人一起居住在状元横街小学里。横街小学和渔业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放假后的校园空荡荡的，又没人管束，这样就可以整日与来诊的病人在一起了。平时上课期间，只能在中午与傍晚时为患者看病，由于看病是尽义务的，不收门诊费。所以学校领导与同事也十分支持。从1972年2月开始，我到状元横街小学教书，每个暑假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当暑假来临时，我临床的机会就明显地增多，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好机会。再加上受诊者全是左邻右舍、周围群众、两个学校的师生，所以有效无效随时可知。
暑假中三种病最多，一是小儿发热，二是中暑，三是肠胃炎。我运用经方的方证辨证处方，并辅以针灸、刺血方法，疗效很好。记得一位10岁男孩，是隔壁渔业小学的学生，发热腹痛三天三夜，在医院诊断为“急性胃炎”，治疗后症状缓解，但药物一停，又发作如前，家人将其背来受诊。小孩发热、头痛、口苦、欲呕、心下压痛、烦躁、尿黄，是典型的柴陷汤证。我先行针刺“内关”，两针下去，患儿喷吐出大量黄涎秽物，疲倦睡去，一会儿醒后，诸症悉除，仅心下稍有压痛，给他轻量的柴陷汤一剂，随后大安。如此诊治，渐渐地在群众中获得了好名声。
我诊治外感发热，不管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初期表证，全都是辛温解表。葛根汤首当其冲，加以大椎、耳尖、少商放血，疗效斐然。当我兴奋地把这些案例一五一十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说：“你要小心，你要记住，你在和中医界流行的传统观念分庭抗礼。大热天你用辛温的方药治疗发热，医院中药房里会给你抓药吗？”我说: “医院里中药房的老邱医生开始有些踌躇，后来询问患者的疗效，也就不为难了。但他的心中是不认同的的。有一次他以责怪的口吻对我说：‘我一辈子没有有见过这样用药的’。老邱医生他一脸猜度、疑惑的神色使我久久难忘”。
张丰先生听后一声叹息说：“正如陆渊雷所说的，麻黄、桂枝、附子在仲景时代是党国要人，而现在门庭冷落了。然而，日本各派汉方家，如大冢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藤平健、龙野一雄等都认为葛根汤、桂枝汤既是普通感冒初期的首选方，也是所有急性传染病如肠伤寒、痢疾、疟疾、白喉、破伤风、猩红热等病前躯期的首选方。一般各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初期发热使用葛根汤、桂枝汤、麻黄汤更是家常便饭了。哪有象我们现在中医界，将麻黄、桂枝、附子视为狼虎药。”
我问：“临床上疗效肯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推广？”
“人们的判断系统是在某种思想观念指导下工作的，观念错了，即使客观事实摆在面前也会视而不见。所以，中医学归于一统是很危险的，它会使人鸦雀无声。任何学术讨论只讲立场，事实就变成奴仆。某种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张丰先生把我的问题引向纵深。和张丰先生的谈话，使我在更广阔的领域看到中医事业的前景。
临别时，张丰先生说：“送你一句话。日本汉方家奥田谦藏把仲景的话‘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转注为‘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这句话专注得好，对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和张丰先生分别后第二天，我用辛温解表的葛根汤治愈了一例疑似乙脑病儿，又一次用事实坚定了我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外感发热表证的信心。
诊治过程如下：
一个三岁女孩陈小茵，住离校20多里外的状元公社徐岙大队，四天来由于持续高热，神昏嗜睡，颈项强直等症状，送院治疗，西医认为有“乙脑”可疑。因其家人拒绝抽验脊髓液等检查，故未确诊。仅予以中西药物对症治疗，但病状不减，1975年8月10日特来邀诊。
当时病儿处于嗜睡状态，体温高达41°C，头额极烫，而两足冰凉，脉浮数，脉搏130次/分。家人见其高温不退，整日以冷面巾敷额，大扇搧风，以求降温，而病儿却毛孔悚立呈恶风寒状，查其苔白而滑，项部强直，克匿格氏征明显，无汗，时有喷射状呕吐。当时我以其项背强直，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数，苔白滑为主症，并顾及呕吐等症状，断定应予葛根汤加半夏汤以求解肌发汗，生津舒络，止呕降逆。并将“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的治疗原则用通俗的言语告其家人：“外感表证高热为机体抗病的征象，无须进行任何外力强求降温。”
服后2小时，汗出，体温降至38 C°，呕吐止，口渴求饮。再试以大扇搧风，再也不见畏风寒之状，而精神却极度疲乏，恶衣被，小便变黄，大便未解，脉象转为洪大，我知病情已转向阳明阶段，表明险期已过。
这是我学习清代名医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后得来的临床经验。陆九芝有句名言：“阳明无死症”，他认为严重的表寒证经正确的辛温解表后，其残余寒邪化热传变入阳明是佳兆，他认为病到阳明就象罪犯逃进了死胡同，虽然气焰嚣张，但已无路可逃，只要治疗及时、方药正确，就可痊愈。于是即予以白虎加人参汤二剂，随后热退身凉，诸症消失，无任何后遗症。
一周后，当我把这次治疗经过经过兴奋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一脸虔诚，眼睛里闪烁着拘谨的喜悦，非常仔细地将各个诊治环节询问一番，沉思了几分钟，沉重地吐出两个字：“好险。” 张丰先生口中的“好险”两字，与其说是赞许，还不如说是责备，我感到一头雾水。看见我一脸的迷惑，他就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接着他沉重的语调慢慢地转为轻快，认为我的诊治处理是得当的，是临床水平的一次考核，并以日本汉方家和田正系的医案---用葛根汤两剂治愈一个8岁男孩的夏季脑炎，来佐证我的诊治的合理性，接着系统地讲叙了病因学说的负面作用。
他说：“这个病例，用温病学说来辩证，它的病因病名是暑温夹湿，病位是卫分，一般治疗方法是辛凉解表辅以芳香化湿，和你的诊治方案南辕北辙，你的辩证方法肯定受到大家的非议，但临床实践证明你是对的，所以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医理论就有问题。我认为温病学过于强调了病因的作用，错误地强调传染性与感染性疾病就是温病，温病的病因就是温热邪气。这样一来，无形中将“审症求因”的 “发病学”上的病因，变成为“原始”病因。温病学在外因决定论的指导下，把气候因素这一个引起机体生病的条件，转变成判断病症性质的病因。这一错误观点会在学者的思维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的讲话有很强的逻辑性，在富有哲理的思辨中将中医病因学说的消极作用揭示得一清二楚。听他说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启示。
又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他的目光凝重了起来，盯着我的双眼，语气沉重地说：“像这种持续高热的病例，严格地说应该住院治疗，即使服中药，我认为也要同时给予输液。当时你限于条件，没有给予输液，今后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研究了《伤寒论》里有关死亡的条文，它们所论叙的病况，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好多死亡的病例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水和电解质平衡的失调，所以持续高热的病人，特别是儿童，纠正水和电解质平衡的失调是必要的”。在他的这段话中，我才掂量出起先他说的“好险”两个字的分量。
五、汉方世界—方证、体质和腹证图
和张丰先生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就是同一个话题，在另一次的交谈中又会产生许多新的内容。譬如我们已经无数次地讨论过方证、体质和腹证，但在 1976年冬天一个周末下午，当我们偶然谈到稻叶文礼的《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时，张丰先生又围绕着这一话题发表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开始他提出一个问题：“腹证在《伤寒论》中比比皆是，它是方证辩证中一个重要指证，然而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发现古代中国有一幅腹证图，这是为什么？”张丰先生就是这样时时能爆出一个我们率以为常，但孰能无睹的问题，我知道这肯定会涉及一个重要区域的内容，就不答话，准备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
他见我不做声，就把这个话题向前展开：“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礼教森严，阻碍了腹诊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礼教森严为什么能容许春宫画，医学上的腹证图难道比春宫画更不符合礼教。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儒家道统“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对从事科技的人只能列为“方技”之列。古代名医以‘儒医’而自许，所以内心都自觉地尊奉儒家道统。儒家道统认为，医学虽然是小道，也应该以阴阳为纲去穷究天人之秘，把握疾病的本质。任何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都是“奇技淫巧”，都是君子所不为的‘器’。儒家公开宣扬：“君子不器”，这就从根本上宰割了中国古代医生研究医学的欲望，压制了科技创新的热情这就是古代中国没有发现一幅腹证图的根本原因。”
这一些话，我闻所未闻，但句句在理，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却开启了我探索医理的欲望。
张丰先生意犹未尽，我颔首凝听。他洋洋洒洒地顺着自己思路尽情发挥：“日本汉方家吉益东洞倡导《伤寒论》中‘方可取，论不可取’的观点，使得日本汉方界 ‘重方轻论’蔚然成风，也就是说，一反儒家道统的‘重道轻器’而主张‘重器轻道’。所以日本汉方界普遍重视方证、腹证等可操作性指标的研究，大家都认为腹证就是和方剂相适应的特殊证型，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有了腹证图，加强了视觉记忆，每一个腹证的特点更加容易把握。”
接着他给我打开一本1964年日文版的日本汉方家矢数格著的《汉方一贯堂医学》，翻到“防风通圣散腹证”一页，指着图对我说：“防风通圣散不是张仲景的方，原来是治疗外感热病的表里双解剂，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开拓了它的治疗新领域，认定它是改善“脏毒症体质”的最佳方剂。一些复杂的慢性病只要符合‘防风通圣散腹证’，再加上强壮的体格，大便秘结的倾向，投此方就有较好的疗效。此方的腹证很有特点，腹诊时腹部充实有力，以脐为中心鼓胀结实。”
我看到这幅腹证图很形象地表现出腹脐部充实、鼓胀、结实的病态，肚脐周围画有从小到大的圆圈。它们以肚脐为中心，由近到远，由密到疏，有序地排列。腹证图比文字描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张丰先生的手指指着他自己的腹部说：“我的腹证就是典型的‘防风通圣散证’。来，你用手用力地按一按，推一推，具体感受一下是有收获的。”他脱掉大衣，平躺在床上，闭上大眼作休息状。
暮色中，冬日里，望着他那坦然坦率、优雅从容地躺在床上的样子，我非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我用自己右手放在他宽大、鼓起、温热的腹脐部，使劲地按压，的确很结实。他轻轻地说：“你的手掌的大、小鱼际肌要用力均匀，以脐为中心慢慢地旋转按压，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肚脐周围的腹肌最紧张，像绷紧的鼓皮那样紧呢？”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他说：“现在，你的手掌离开肚脐，从距离肚脐较远的地方以旋转按压的动作渐渐地向脐靠拢，感觉和体会一下它‘向脐性紧张’的特征。”说到这里，他补充一句：“‘向脐性紧张’这个词语是我杜撰的。”
我的手掌在感触着他身体的温暖，我的心在感触着他的心的温暖。这个他“杜撰”的词语，形象地概括了“防风通圣散腹证”的特征，同时精确地概括了腹证图上以肚脐为中心的从小到大、由密到疏的大小圆圈的有序排列的深刻内涵。“向脐性紧张”这个标志性的词汇，已经把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张丰先生站起来以后继续说：“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把人的体质分为三大证，即淤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解毒证体质，其中脏毒症体质的人，体格健壮，中青年时比较健康，进入老年死亡率较高, 因为他们容易患上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肾萎缩等病。我就是脏毒证体质，现在已经有高血压病、高血脂、糖尿病了，能改善体质的方就是‘防风通圣散’，今后也要多多依靠它改善体质了”。
那天我亲身体会到了他诲人不倦、身体力行的言行。为了使我掌握‘防风通圣散证’的腹证，他从言语、文字到图形，一直到利用自己的躯体当做道具。我知道，他留在我心中的岂止是一点汉方知识，一个他“杜撰”的词语而已。
冬天的傍晚，天暗得早，寒风凛冽，我却没有一丝寒意。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反复琢磨着张丰先生刚刚讲的每一句话的内容并回味着他讲话时的语气语调。他那徐缓、自信的论叙使我着迷，对，我从未听见他大声地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未在他身上见过与真善美不相容的品性。
六、汉方世界—少阴表证和“麻黄附子细辛汤”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有好多饱经沧桑的读书人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学中医的这一条道，在我所认识的亲友中就有六、七个人，如我父亲、我老师何黄淼先生、张丰先生等等。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41岁时被单位精简，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精简后就被下放农村。他患有肺结核病，他选择学中医是为自己治病，后来经过何黄淼先生的指点，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理论并用针灸进行自我治疗，两年后，他的肺结核奇迹般地治愈了。
父亲和何黄淼先生都热心地鼓动我学习中医，于是我就拜何先生为师，走上了自学中医之路。我也是依靠那套统编教材入门的，那时是利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的一点点空隙学习的，其中的冷暖,真是如鱼饮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三十年代出版的陆渊雷先生的《陆氏论医集》。从《陆氏论医集》中知道了中医学中还有一种“方证对应”的辨证路子。这条路是东汉仲景所创立的，这种“方证对应”的路子创立后，一直没兴旺过，到民国时，几乎断了香火。令人庆幸也令人痛心的是日本人传承了仲景的香火，并发展成为汉方医学。
《陆氏论医集》中，陆渊雷先生能权变自如地分析复杂多变的疾病，显现出了非凡的功力。他笔扫千军，淋漓痛快的批判也吸引着青年时期的我。反复熟读了陆渊雷先生的激情洋溢的著作后，我就从云山雾海的中医理论的概念丛林里走了出来。从此，我一边研读《伤寒论》和日本汉方医学的书籍，一边进入临床。由于 “方证辨证”和针灸相结合，临床上就能得心应手地治疗一些中医、针灸的适应证，逐渐地有了群众基础。这些中医、针灸的适应证都是普通的病，只是因为西医药屡治不效，所以人们误认为是“陈疴痼疾”，其实是一种疑而不难的常见病。
我的父亲学中医起步比我早，治病以针灸为主，按部就班地学习正统的中医理论。他对古代儒医倾心向往，对《内经》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顶礼膜拜，对仲景《伤寒论》仅仅是礼节性的尊重，对叶天士却是十足地五体投地。因此我们父子俩时常为医学观点的不同而发生争执。
913林彪事件后，我到状元代课教书，后来有幸认识了张丰先生。张丰先生的出现，使我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学习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父亲单独一人居住永强青山，一边醉心于专病专药的研求，一边为邻近几个村子的群众看病。由于他诊病仔细，面面俱到，极为认真，也颇有人气。
父亲体弱消瘦，经常感冒咳嗽、咽喉不利，都自行中药、针灸治愈，但1977年夏天的那一次不一样，感冒发烧、头痛五天不愈，他自己针灸，开一些辛散解表的中药服用，总是无效。西药亦用过不少，体温反而越来越高，最高时曾经达到摄氏40度。神疲脉数，形寒肢冷、手脚冰冷，两条棉被盖在身上还觉得不暖，头痛用布带捆紧稍安。
我星期天回家，正赶上了父亲患病卧床。父亲体温虽高，但他自我感觉不但不发热，反而畏寒无汗。我诊察后，认定是少阴表病，马上给他服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父亲服药五个小时后，果然汗出热退，仅有咽痛而已。
我内心洋溢着成功的喜悦，但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一味强调我的辨证有误，不然的话，为什么反添咽痛干涩？他要我把处方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大吃一惊，生气地说：“你明知我有肺结核病史，经常咳嗽、咽喉不利，人又是消瘦的阴虚体质。这次发高烧，体温 39度，脉搏每分钟100次，还用这等温热药物，岂不是南辕北辙，极为危险?”我说：“要说危险，老年人在发高烧时的危险，莫过于出现感染性休克，临床上在发热、脉数时，如出现形寒肢冷、神疲脉弱，是《伤寒论》中的少阴表病的表现，就有高度危险性。你受凉后，发高烧，但神疲蜷卧，手脚冰冷，脉象虽然数，但沉细弱。你万幸没有出汗，所以还可以用扶阳解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退热降温。你虽有肺结核病史，又有阴虚倾向，但当时急性阳虚和风寒表症是你疾病的主要矛盾，只有迅速地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才能退热降温、保存津液。”
父亲难以信服我的辩解，埋怨道：“什么‘急性阳虚’？纯属自造概念。不是用药过偏，你说说为什么热降了，反添咽痛干涩？明明是辛热伤津！”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心里想父亲他为什么不会权衡轻重，而是这样地求全责备呢？我陷入莫名的困惑之中，耳边不断地传来父亲忧心忡忡地告诫声：“今后，你假如遇到像我这样的病人，千万不要开这类的药方。”他的意识深处可能认为，用扶阳解表的汤药治疗老人外感发热，即使有效也不符合正统的中医理论的，是一种危险的疗法。他痛切地说：“你除了《伤寒论》以外，对其它医家缺乏敬意，对日本汉方倒有着旺盛的阅读热情，对你这种荒诞的学习兴趣，我一直持反对态度。日本汉方的‘方证对应’是辨证的初步，你一条道走到黑是进入了死胡同，偶有闪失是要吃官司的。” 我端详凝视着父亲病后憔悴的面孔，无奈地点点头。他认为我已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吞吞吐吐地说：“其实，------” 我从他欲语还休的眼神里，读懂了他不想挑明的后半句话的意思。他想必认为，外感发热一般六、七天不治也愈，扶阳解表反而陡增咽痛而已。这时，说实话，我心里难过极了，更加明显地感触到我们之间的深重隔阂。
回到状元镇以后，我反复地思考我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想由于各自生命形态上的经历太过悬隔，所以也导致了彼此的中医观点也发生差异、偏转和倒置。有些问题还没有展开讨论就发生对立，我们之间可能在出发点上预先就已经存在着误会。不管我如何试图纠正自己的情绪，从正面考虑父亲的意见，但总是很难说服自己。
1977年初秋，我多次出入于张丰先生的住处，和他交换我这次悲欣交集的诊治的感想与体会，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教益和力量，获得启迪心智的见识。同时他着力于研究“个案”中的方证与体质关系，我的“个案”堪称典型，兴许他也会感兴趣的。
一天下午，在张丰先生的住处，他听完我唠唠叨叨的叙述后说：“你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你的诊治也能用正统的中医理论解释清楚，但人们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责难你，如夏天的暑热啦，如发高烧，体温39度，脉搏每分钟100次等热象啦，有肺结核病史啦等。这就是现在中国中医界的现状，你不得不正视它。”他平静地看着我说：“你能在现代医案里找到多少类似的临床报道？就是在古代医案中也很少这样的记载，人们对外感高热常规治法是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等。外感高热辛温解表已经是令人咋舌了，更不用说辛温解表加辛热扶阳。”
他走到书桌旁边，拿来一本《叶天士医案》说：“这是中医的临床必读之书，你就寻找不到扶阳解表的麻黄附子剂退热的医案。”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读过这本书，发现书中很少有记载麻黄、桂枝等辛温解表的治法，更遑论扶阳解表。徐灵胎针对《临证指南医案》中这一不正常现象也有议论，他认为“此非此老之过，乃编书之人胸中漫无定见耳”。
张丰先生话锋一转，就讲到了日本汉方医学：“日本汉方家解读《伤寒论》的少阴病为‘表阴证’、‘表寒证’是独具慧眼的。他们认为，凡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即普通感冒、流感、各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初期，所有急性传染病的前躯期都归属于‘表阴证’、‘表寒证’的范围。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是少阴病的首选的常规用方。可见现代中医临床，借鉴日本汉方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要。你和我临床诊治一些体弱人的外感表证，也是运用这个观点的。”他又找来一大迭日本汉方资料，熟练地翻到他需要的地方，一一地指划给我看。这是他的习惯，总是用翔实的书面文字来验证所言不虚，强调事出有本。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到底是不是少阴病？仅凭‘凡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临床证据”。我点点头，他站了起来，点数着自己的指头说：“首先，患者脸色苍白，甚至贫血貌，精神疲倦；第二，虽然体温表测量是高热，但患者自觉却无热感者；第三，全身恶寒，特别是头部畏寒明显，患者需要戴帽来保暖，一般四肢冰凉；第四，肢体、关节不适或疼痛，特别是头痛，患者喜欢用布带捆紧。第五，脉象沉数，一般虚，也可以不虚。”他还将一些特殊的、非常见的方证，如假热的四逆汤等作了说明。
接着结合我父亲的病例，他和我交换自己的见解：“你父亲的病况是基本符合少阴病的‘表阴证’、‘表寒证’，选用麻黄附子剂也比较合适，但你还需要考虑他的 ‘腺病质’体质。虽然，这种体质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对本人健康的影响愈来愈小，但生病的时候，还是要认真考虑的。所以，我认为麻黄附子甘草汤对你父亲比较合适。日本汉方家龙野一雄认为：‘麻黄附子甘草汤可用于比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全身症状轻缓者，一般伴有咽痛。甘草的药效是缓和气道，治疗咽痛。’ 总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和麻黄附子甘草汤证要作仔细鉴别，除此之外，还要一一排除四逆汤、真武汤等方证。”
讨论接近尾声时，我提出了几个“节外生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的日本汉方家临床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的时候辩证不很规范，仅仅是根据‘凡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就投药，麻黄附子细辛汤成为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的常规用方。临床结果是：有的效果良好；有的无效的，但也不见出现有什么副作用的报道。我们临床能否可以仿用日本汉方家的这种常规用方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外感表阴证病人，出现发热、恶寒、头痛、无汗等明确的表证，假如由于辩证不当，误投麻黄汤、葛根汤会有什么后果？”
张丰先生对我提出的问题沉思了好一会儿，回答说：“这两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们需要好好思考与准备，留待下次讨论吧。”。
一周后，我又次来到张丰先生的农舍，就上次的话题继续交谈。
张丰先生一开始就说：“第一个问题牵涉的面比较大，留待以后我们慢慢解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误投后有什么后果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状态来决定的。体质状态好的，可能仅仅是无效，拖到一段时间，待患者体能恢复了，也会汗出而愈；体质状态差的，可能就会变证百出。”我默默地听着，知道他已经作了一定的准备，就静静地等待着他的更深层的发挥。
张丰先生继续说：“民国时代的丁甘仁老母亲外感表证恶寒发热一案，因为那段时间丁甘仁不在上海，丁甘仁的门人反复商议，投麻黄汤一剂。药后，畏寒、发热、无汗等外感表证不解。原方加麻黄又投一剂，又无效。原方再加麻黄又投一剂，又无效。原方再加麻黄又投一剂，药后大汗出，满室秽臭而痊愈。依我之见，此案处理并非经典，辩证用药未能环环紧扣，之后的的汗出而愈是由于丁甘仁老母亲的体质状态还可，虽然治疗没有完全‘方证对应’，但辛温解表的方向没有大错，所以还未能造成伤害，拖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体能恢复了，体内的自愈能力才借麻黄汤的辛温解表而汗出痊愈。如果初诊时，能借鉴日本汉方家的观点，辩证从‘老人外感表证可能是少阴表病’入手，给她投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麻黄附子甘草汤，可能会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个病案可以为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
丁甘仁老母亲发热一案我也读过，当时读它的时候，曾经为其奇谲怪异的诊治过程捏一把汗，并为其麻黄汤中的麻黄不断加量而惊诧，更为其丁母大汗痊愈而欢呼。现在被他一分析，病案依旧，结论大异，确实是别有洞天。他的结论即使不能让你全然信服，却由不得你不得不对张丰先生娴熟的学识、敏锐的眼光深表佩服。
我听着听着，心里产生了一种想法，假如我父亲也来听听他的分析，我父亲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吗？他好像洞察到我的心思似的，话题一下子又转到了我父亲的身上： “你父亲对你的批评有可取的地方，他批评你选药不慎，过于辛热。”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一个人的弱点，往往是他的反对者最了解，而不是他自己。假如这个人能虚心听取反对者的意见，就可以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我想想的确是这样，我一直在父亲的反对声中不断地改错纠偏的。
张丰先生脸色慢慢地严肃起来，说：“你父亲的担心，除了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代表了一个职业医生的担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医生也不例外。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方证不对应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医生没有一定把握是不敢开的。而这个方药的价钱不到一毛钱，有这个把握的医生也不一定愿意开。这个方，中药店一般也不愿抓，也不敢抓。就这样，久之，久之，几百年、上千年下来，大量的习焉不察，积非成是，大部分医生就不会开了。你现在是免费门诊，看病的目的是为了疗效，所以没有这一方面的体会。你父亲比你现实，不过他没有点破这一层利益关系的薄纸罢了，你要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
他看见我惶恐的样子，马上说：“你父亲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劝告你不要开经方就错了，不开经方怎么能学会中医呢?中国古代医学家说得好，要‘胆大心细’，特别是一些药性猛烈的方药，医生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有效、安全区域，特别是要控制好方药使用的有效、安全边界底线。这样就有利病人，又能保护自己。”
我的心里突然受到触动，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日本汉方医学是不是就是通过减少药物分量来守住了‘有效安全边界底线’的。”张丰先生感到我的回答有点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你的一个新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日本汉方家用药分量比我国中医师用药分量轻的一个原因。所以，一些药性猛烈的方药如葛根汤、麻黄汤、大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汤，日本基层医生都敢使用，都可以常规地使用。有些方剂，如葛根汤都列为家庭用药。这在中国医生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啊，你的意见已经部分回答了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这种谈话真使人心旷神怡，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我终生的记忆和回味。
临别时，他送我到大门外的路口，对我说：“临床上加强对日本汉方和中医经方用药分量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大课题”。他的临别赠言好像是古人“中医之奥秘在于分量”一语的现代版。的确如此，日本汉方和中医经方用药分量的明显差异，像一堵高墙阻碍了两种医学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一直到了黄煌的出现，才使这种举步维艰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逝者如斯，今天回顾张丰先生前瞻性的临别赠言，恍然使人产生一种亡羊补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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