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琮
作为帝制时代中心的紫禁城太和殿，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三次易名、三次换匾，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迁。
太和殿始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奉天殿，是紫禁城外朝三大殿之首。因历史上的数次焚毁，太和殿曾多次重建、修缮，并在明嘉靖朝更名曰“皇极殿”、清顺治朝更名曰“太和殿”。明清两代，太和殿是国家举行重要仪典之所，其重要者如皇帝登极、册封皇后、科举殿试（清乾隆五十四年前）、殿试后传胪、命将出征以及每年三大节——元旦、万寿、冬至的典礼等。在民间，太和殿有“金銮宝殿”之俗称。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明清王朝，太和殿就是皇权的中心，也是中国的中心。
民国以降，随着时局的变迁，紫禁城的功能、地位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其中，太和殿作为“紫禁城第一殿”，其作用更是在民国初短短几年内就经历了数次变化。与之一起变化的，还有太和殿的匾额。在民国开国的几年间，太和殿竟经历了多达三次“换匾”。
从满汉合璧“太和殿”到“礼堂”
众所周知，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创建的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因此满文化元素终清一朝始终受到相当高的重视。这其中，满文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满文化符号之一。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字母创制满文，自此，满文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又令达海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称之为“新满文”。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满文的辐射面也从东北一隅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作为新国都，北京自然成为统治者最为看重的地方。清朝统治者开始在与其相关的建筑上使用带有满文的匾额。顺治二年（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将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及周围宫殿、楼阁及宫门更名（袁理：《论清代先农坛建筑群匾额中的满文》），并以满文或蒙文翻译，其所悬挂的建筑名匾额也因此开始以满蒙汉或满汉合璧的形式出现（春花：《清代紫禁城武英殿建筑群建筑名匾额变迁》）。而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使旗人不忘“国语骑射”，乾隆帝对满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史称“厘定新清语”。他令内阁及各部院、衙门重新审订满语中的音译词，并将众多原音译词改为意译词代替。在此基础上，《钦定清语》《新定清语》《清文鉴外新语》《御制增订清文鉴》等辞书相继完成，乾隆帝完成了满文的规范化（春花：《论高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及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意义》）。这次改革对紫禁城众多建筑的满文名称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匾额上原音译的满文文字均被新创制的意译满文文字所取代。太和殿即是其中一例，从文献、档案可知，“太和殿”三字的满文转写为 amba hvwaliyambure deyen（图1）。其建筑两层檐间悬如意云纹斗匾，匾上左满右汉（所谓左、右，是从匾额自身的角度而言，并非从观者角度而言）纵向书写“太和殿”文字。
太和殿满汉合璧斗匾复原图（采自程缙：《太和充满——紫禁城构建中的“和谐”思想》，《紫禁城》2008.1）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宣布《清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朝灭亡。不过，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仍旧居住在紫禁城的内廷，而外朝部分则归新生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所有。1913年，刚刚在二次革命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授意国会赶制出《大总统选举法》，并在10月6日选举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当上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决定于1913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就职典礼。当时北洋政府为庆祝这一“国之喜事”，特开放天安门至太和殿及先农坛，并下令将上述区域内建筑以及端门、太庙、社稷坛的匾额由满汉合璧改为汉文（《大总统就任典礼详志》）。去除匾额上的满文，自然标志着新生政权对以满族为中心的旧有政权元素的清理。不过，对太和殿来说，这种“清理”不仅局限在匾额文字种类的减少，因为袁世凯直接下令，将太和殿易名为“礼堂”。根据当时《申报》的记载：“又礼堂上太和殿三字之立匾亦口为礼堂。二字用黄纸所写，余则全仍其旧观云”（《大总统莅任典礼续志》）。而在不到一年后出版的《正谊》则提到：“第一次大总统就职时在太和殿宣誓，易太和殿之名为礼堂。当日特延参众两院议长及议员等涖场，此后宣誓场所或即沿为惯例，以两院议长议员皆涖场论之，似袭国会议员前宣誓之意谓之，两院议长为证人亦无不可。”（谷钟秀：《论说三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释义（续） 第六章 大总统》）
从历史影像中也可看到，原悬挂于太和殿两层檐之间的“太和殿”斗匾被一块长方形的“礼堂”匾所取代（图2）。至此，旧日封建王朝的典礼场所，被正式改为了民国的“就职场”，“礼堂”这一充满西式却相当直白的称呼，就这样出现在了紫禁城这座舞台之上。
悬挂“礼堂”匾的太和殿
从“礼堂”到“承运殿”
就在袁世凯将太和殿更名为“礼堂”，并在此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不久，关于太和殿的第二次易名便到来了。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来到北京孔庙祭孔。祀孔大典结束后，他下令对孔庙进行一番整修。而就在祀孔大典举行前后，孔庙的先师庙、大成门、大成殿等建筑匾额上的满文，也如之前的紫禁城外朝一样，被袁世凯去掉（王琳琳：《民国时期孔庙国子监匾联概述》）。这一系列熟悉的举动，无非是在表明两点。其一，新的政权已与满洲元素无关。其二，尊孔复古潮流，这就是在为之后的复辟帝制做准备（常会营：《北京孔庙大成殿匾额楹联背后的故事》）。
1914年冬至，袁世凯来到天坛祭天。他身着端罩衮服，在圜丘坛上如明清帝王一样完成“三献”，其称帝之心已如司马昭。而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的复辟计划又进一步得到实施。为确保1916年1月1日登极并顺利改国号“中华帝国”、改年号“洪宪”，他专门设立了“大典筹备处”。筹备处对大典诸项事宜进行了商讨。如当时之《申报》所言：
工程之概略：大典筹备处之工程事宜，总其成者为朱桂莘总长，所有前朝之布置应有尽有，已渐臻就绪，内廷各殿适在从事修葺整理。自中华以内天安端午各门修饰业经完毕，午门两旁共分八门，为左翼、右翼、阙左、阙右、协和、熙和、左掖、右掖，除熙和协和两门已改经文、纬武（纬武、经文）外，余仍袭用旧名，只将匾额更换。大典筹备处设于昭德门内，东朝房已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悬牌办公。内廷之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前已将太和门更名承运门，太和殿更名承运殿，口中和殿更名体元殿，太（保）和殿更名建极殿，均经将匾换妥，惟各殿虽经设暖气地炉口窗隔尚系旧式，用纸裱糊颇不适宜，由工程处估工，改换西式玻璃门窗，三殿前后满换殿顶两脊，原系金顶锈旧不堪，其黄琉璃瓦亦间有破坏至口，业经一律磨擦补修见新。旧日太和殿前本有品级山之陈设，改革以后即挪入西华门内石库存放。近已由处派员王廷芳前往该库查验，其承运门旁之宏仪（弘义）体仁两阁刻亦加工修理，殿外布置大致已完成十分之七，余工正在赶修，十五以前决可齐备。（《要闻二 国体问题中之礼制筹备》）
从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袁世凯在准备登极的同时，修改了紫禁城内部分建筑的名称：改太和门为承运门、太和殿为承运殿、中和殿为体元殿、保和殿为建极殿、熙和门为纬武门、协和门为经文门。“承运”二字，即“承天万极、传之万世”，但从更换的殿名来看，其实则完全捡起了明太祖“奉天承运”的老一套。而“体元”之名，则与咸丰年间在西六宫所建“体元殿”同名。至于“建极”，也是沿用了保和殿在嘉靖时所更之名（李文君：《故宫三大殿的更名》）。在修改殿名的同时，袁世凯还还特意制作了大批带有新殿名的红毡门帘，门帘上均标明某某殿字样。此外，他将殿内原陈设全部移出，将新制作的雕花嵌大理石宝座移至殿内，并在殿内四周装上了“洋暖气”（古剑：《袁世凯称帝在紫禁城》）。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在太和殿登极，正式成为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从保存至今的一张1916年时的北京地图可以清晰看到，三大殿之名已标注为“承运殿”“体元殿”“建极殿”（图3）。而在一张拍摄于袁世凯倒台之后中和殿匾额的照片（图4）上，笔者发现，其“中”字之后明显有“體”字之痕迹，而“殿”字之后也有另一个“殿”字之痕迹。两个字痕都比其前面字的体量要大。此即当年“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的有力物证，亦是当年袁世凯为登极而将三大殿更名的有力物证。
1916年《京都市内外城地图》中的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崔勇供图）
中和殿匾额，其后隐约可见“体元殿”的“体”和“殿”字（新浪微博用户“蓝灯心绒”供图）
从“承运殿”到“太和殿”汉文匾
1916年3月22日，在护国运动的持续逼迫、全国人民的不断抗争，特别是国内外势力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皇帝”生涯。同年6月6日，袁氏因尿毒症一命呜呼。
袁世凯退位后，“承运殿”及其它被易名的建筑又被重新“正名”。但关于此次更名的具体日期，却缺少直接文献的记载。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时，当时的报刊记载：“六月七日，黎总统行正式就任礼于太和殿，当宣誓曰：予本前总统救国救民之意，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接任大总统之职权，惟予德薄，能鲜出而荷此重任，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并于本日发布申令云，自惟德薄，惟有遵守法律，紧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是黎公巳不认有袁氏自造之新约法矣。惟未经明令宣告新旧，混淆斯众志，末由定耳。”（《选报 旧约法复活始末记（录中华新报）（三） 新旧约法之争执.黎总统之守法》）而《黎总统就任记》中则提到：“七日上午十钟在太和殿就大总统之任。太和殿去年本已重修，而昨日内务部之预备布置仍甚忙也。奉黎总统命，七日就任之时止须各部总长入谒，其次长以下则止送名单，不必亲到，免妨部务。并命段国务卿仍为内阁总理，组织真正之责任内阁。但黎公决定在袁氏丧事未终以前，总统府内人员一人亦不增减更动。黎公本身仍居东厂胡同寓宅执办政务，一时政界要人均仰望黎公丰采，以致东厂胡同黄陂黎宅门前车马络绎弗绝，而左右守卫军队亦倍加森严，大异平昔之冷静矣。”（《要闻一 黎总统就任纪》）可见，此时的承运殿，似已恢复了其“太和殿”之旧称，并且还在6月7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典礼之前简单布置了一番。
不过，在记述1917年7月宣统帝复辟的《复辟半月记》一书中则记载：“于午门城楼之中央图书馆，由教育部筹备改建工作业已垂竣者，上谕即令停止开馆，并将一切工程罢废，准今日迁出，以还满清午门旧制，尊重帝仪云。又大清门自共和后，其匾额久已撤换，改为中华门者。复辟中人物，谓国体既变，名称不可不符。于是急急派工人多名，将门匾再换’大清’。今午过其下者，见各工正支搭木架，将“中华门”匾立换“大清门”，金碧辉耀，亦短期帝制之一纪念品也。又内务府承上谕为登极筹备，必须整理三殿。而所谓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之遍（匾）额，已为袁洪宪时代改题承运、体元（建极）、建极（体元）者，荣多旧制不符，宜修复以崇祖训。故世伯轩太保昨已传谕天和木厂，仍修复旧制，并将乾清门外长墙悉行毁去云。自复辟实行后，辫兵之骄横，日甚一日。中华门及内廷各处禁门，自十三日后，俱有辫兵把守。”（《七月四日即五月十六日》，许国英：《复辟半月记》）究竟何时将“承运殿”匾额更为“太和殿”，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只有汉文的“太和殿”匾
恢复了旧名的太和殿，如外朝其它建筑一样，悬挂了只有汉文的“太和殿”匾。这块匾额其实就是当年清朝时的如意云纹满汉文“太和殿”斗匾，只不过其上的满文被撤下，汉文则又重新进行了题写，并被置于匾额中央的位置（古剑：《袁世凯称帝在紫禁城》）。此后，这块“太和殿”汉文匾便一直悬挂在太和殿两层檐当中，至今依旧。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封建与反封建、共和与反共和、帝制与反帝制、崇满与排满，一场场大戏就在不长的几年内上演着，而太和殿作为昔日帝制时代的中心，也被卷入到了这场大变革中。其三次易名、三次换匾，既见证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也见证了封建帝制的复辟，更见证了共和的拥护与民众的觉醒。
责任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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