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退居幕后，李宗仁代理总统。
李宗仁上任伊始，便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团赴京进行谈判。
在谈判会议上，张治中将国共两党关系比作兄弟，认为国共之间的实力之争是一种兄弟之间的继替。
这似乎在拉近两党之间距离的举动，却引来了周恩来的拍案斥责。
周恩来直言，国共之间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如此剑拔弩张的谈判局势，正是国共之间彼时复杂关系最好的反映。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剑拔弩张背后，实际上还有着彼时风云人物们鲜为人知的温情所在，便是周恩来与张治中之间的兄弟情谊。
1949年，在经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然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国土，从而和彼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隔江对峙。
而国民党则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局面，这种被动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层面，更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更为根本的问题上。
政治上，由于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严重，同时大搞清洗，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进行迫害，以至丧失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信任。
尽管彼时的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民心的向背上，国民党已然失掉了群众基础。
经济上，战争和腐败已经使得中国大地千疮百孔，但国民党依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不断对人民进行榨取。
国民党通过大量印刷货币来缓解一时的经济问题，虽见效极快，却不过饮鸩止渴。
最终，国家合法货币（即法币）变得一文不值，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这些相比，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内外问题交织的情况下，蒋介石失去了自己的靠山——美国。
美国已然看到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失败，从而对国民党的状态并不看好，从而拒绝了蒋介石在彼时提出的军事求援
与此同时，美方也在不断加强和共产党的联系，且有相当一部分美国高层对共产党的理念表示认可。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就已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劝告蒋介石退休，让李宗仁或国民党内的其他领袖进行领导的建议。
再者，国民党军队本身就是由各路军阀组成，内部派系始终不断，在这些内忧外患之下，派系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显然，国民党军队中这种脆弱的连接只能接受成功，它需要不断地成功来巩固连接，一旦失败降临，内部必然产生异心。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理。
李宗仁代理总理后，即刻派遣以张治中为代表的谈判团赴京进行谈判。
现在的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对和谈最后形成的协议表示不认可，从而使得国共两党最终还是走向决战，国民党也因此败退台湾。
殊不知，这场会谈前前后后持续了近二十天，各派势力均在此时对这一和谈进行一定干预，努力促成对己方有力之结果。
谈判桌上，是国共两党的剑拔弩张；谈判桌外，更是各派势力的风起云涌。
二十天的风起云涌
蒋介石虽然表示退隐，并将总理职位交予李宗仁代理，但权力到底是让人上瘾的东西，身在溪口的蒋介石实际上依然将国民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手中。
在蒋介石看来“李德邻（李宗仁）现在负的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
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将李宗仁作为一颗棋子看待。
李宗仁出面应对，从而在表面上打消各方顾虑，蒋介石则独坐后方，在成败结果尘埃落定之后对局面进行重新掌握。
成，则南北分治；败，则另寻出路。不可谓不精明。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算盘，其他人与其他势力亦不例外。
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就是对和谈的坚决反对派。
彼时蒋经国曾有一番话，直言张治中对于和平还有所渴望实在是太过天真，若是执意如此，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可见其对于和谈，对于国共之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最终问题的态度。
与之类似，彼时国民党内部更多的是以白崇禧为代表的南北分治派，他们以联合政府为底线，坚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渡江的前提下才能接受和谈。
在当时彼弱我强的客观背景下，仍保持着这样一种立场，不失为一种莽撞。
而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则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最终争端的一派。
因此，这一部分国民党人员必将受到国民党内部其他人员的指责与掣肘。
然而，和平本身不分党派，孰对孰错，自有后来人看到并作出评判。
国民党内部的诸多纷争，共产党都看在眼里，并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的所谓退隐不过是缓兵之计
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在局势得到和缓之后的再一次卷土重来。
尽管如此，共产党依然选择将计就计，纵然希望渺茫，也要尽力争取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
诚如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言：
“为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只是谈判可以，放下戒心不行，尤其在国民党已经野心昭昭的时候。幸而，共产党的底气是足的，在谈判开始前，就已经让国民党认识到，企图与妄想已是痴人说梦。
前文也说到，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退隐，但实际上依然左右着国民党大局。所以，在张治中赴京会谈前，曾两度赴溪口谒见蒋介石。
从后来的史料看，张治中的谒见实际上是打着和谈的准备来进一步让蒋介石放下权力，然而最后都无功而返，只是反向证明了蒋介石对于时局的控制欲望。
这两度赴溪口让共产党的情报部门看在眼里。
因而，在1949年4月1日的北平宴会后，周恩来直接对张治中说道：“文白先生，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向战犯头子请示？”
这一问让张治中顿时尴尬起来，自己以为的秘密行动实际上被别人看在眼里，国民党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实际上早已被共产党所明了。
如此，就给了国民党一个下马威，这是国民党在北平和谈中的第一次吃瘪。
同年4月2日至4月7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包括“战犯”、“渡江”等一系列利害相关的八项内容进行了意见交换。
国民党方面给出的方案是“隔江而治”，这被共产党坚决拒绝。共产党表示，无论是选择战斗还是和平，渡江都是必然之举。
正是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冲突使和谈的脚步一度受阻，以致不得不将时间向后延迟。
这是国民党的第二次吃瘪。
从同年4月8号开始，毛泽东与周恩来陆续会见了国民党代表团中的主要人物。
台面上，共产党将国民党的许多提议都进行了否决。
但在私下的会面中，共产党方面实际上给出了能够缓和处理的方式，比如宽大处理战犯、暂缓对于南京政府的取缔等。
尤其是，共产党方面表示将成立联合政府，大家一起合作解决国内问题。
可以看出，共产党在此时给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丰厚，这也是共产党在追求“真和平”的一个生动体现。
只是这些为了和平而作出的退让并没有为国民党所理解，反倒使南京方面觉得“退让”是存在可能的。
自同年4月13日开始，国共双方进行了几度正式会谈，共产党方面拿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对其进行叙述和阐释，希望以这个草案为起点，使国共之间的矛盾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张治中则表示了对草案之中许多无法接受的地方提了出来，从而能够将国民党的损失降到更低，以及更多地保持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实力。
于是，草案进入到修改阶段。
如此，经过几番修改，国民党依然无法全部同意共产党在和平协定中提出的要求，和谈的步伐一拖再拖，以至到了15日。
同年4月15日晚，国共双方在中南海进行第二次正式会谈，共产党将吸取了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意见的协定修改稿加以说明。
会上，周恩来表示，此次修改稿就是定稿，南京代表团方面需要就此稿进行表决签字，且最终期限是4月20日。
倘若4月20日之后，国民党方面还是无法给出最终的结果，那么共产党就只好选择渡江。
对此，张治中只好表示会在会后继续研究，尽快从南京方面得到指示，以答复中共代表团。
之后，张治中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大意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而是应该以兄弟相称。
之前，是国民党这个哥哥掌管中国这个大家族的大小事宜，可是没有把整个家管理好，所以把权力交给更有本事的弟弟。
虽然哥哥确实犯了错，也为这些错误感到惭愧，但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重任，哥哥也是高兴的。
张治中的本意，或许是试图缓和会上剑拔弩张的气氛，却不料此番言论引来了周恩来的严厉呵斥。
周恩来对于张治中的斥责大致分为三点。
其一，若是以和谈的关系来看，双方都在为了和平而努力，那么称呼一声兄弟也未尝不可，但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一种既有关系。
其二，就国民党过去20多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蒋介石在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能以兄弟相称，毕竟，没有当哥哥的一直欺负弟弟，却还要弟弟顺着哥哥来的道理。
共产党与国民党，实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其三，既然是革命与反革命，那么立场已然明晰，如此，再说什么兄弟实在是太过强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它的严肃性。
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在北平和谈中的第三次吃瘪。
当然，最后周恩来也表示，虽然蒋介石选择了叛变，但共产党愿意和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合作。
周恩来及共产党的气量，在此可见一斑。
其实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已经看到，国民党方面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盘算，不然不至于将和谈议程一拖再拖。
当时已有包括李济深、张澜在内的诸多民主人士提醒周恩来，南京政府不会签字，及早做好渡江准备。
只是，妨碍人作出判断的并不仅仅是眼界，更多的是利益。
南京政府方面始终对和谈抱有幻想，直至《国内和平协定》的定稿送至南京后，整个国民党内部都为之一振，对将定稿送回来的黄绍竑指责不已。
随后，张群带着协定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请示，更引来蒋介石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终于，国民党方面不再将幻想寄希望于和谈上，蒋介石也不再退居幕后，而是立刻采取行动，向前线部署战斗。
同月20日深夜，南京政府方面回电张治中，表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议》。
就此，两党之间长达二十天的会谈在这里以失败而告终。
就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协议的当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终于于同年4月23日解放南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所谓的“划江而治”幻想。
可以看到，在谈判的过程中，崎岖坎坷不可谓不多。
谈判桌上，周总理的慷慨陈词，张治中的尽力周全都跃然眼前。
就和谈来看，南京方面的决绝为和谈画上了句号，但参与和谈的众人，尤其许多致力于和平的众人，依旧保持着鲜活。
尽管谈判桌上双方似乎水火不容，但双方私下的关系，尤其周恩来与张治中的关系，却保有着诸多兄弟般的温情。
鲜为人知的兄弟温情
毋庸多言，彼时的明眼人都能看到，所谓的和谈，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开会商议。
在双方实力已然有所差别的情况下，还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来保存己方实力，努力让对方做出让步，这是何等的不明智。
更重要的是，在此等不现实的目标面前，一旦失败，那么整个代表团回到南京之后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
莫非，南京代表团的众人都是草莽，不能理解到这之中的利害关系？当然不是。
如果真的有什么能够让人不顾自己的安危甚至性命，那大概就是为了更多数人的平安，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在这种人中，张治中就是一个代表。
也许正是因为张治中有这样一种情怀，同气相求，才使得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人曾同时在黄埔军校担任职务，从而有了相识的机缘。
黄埔军校期间，二人相交甚密，直以兄弟相称。
甚至，当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斗争的时候，张治中已经表示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并因此左右为难。
最后，由于张治中的职位较高，不符合国共两党已经约定好的相关条例，这才就此作罢。
其时，之所以任命张治中作为南京代表团的团长，也有对于这份情谊的考量。
尽管我们看到，在正式谈判时期，周恩来对于张治中不乏严厉的质问与斥责，可是当单独约见张治中时，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
尽管我们看到，在谈判时，张治中始终在为国民党争取利益，从而换得南京政府的一丝生机，但对于和平的追求，对于共产党理念的认可始终是他不能抹去的底色。
尤为重要的是，和谈结束后，张治中等谈判代表本应回南京复命，可是周恩来等人考虑到在双方交战的当口，若是让其回去，恐怕会有危险，于是坚决将他们留了下来。
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
简单的一句话，却是重于千金的承诺。
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对当时的历史情境做到彻底的还原，对于当时张治中家人能够顺利达到北平的原因也难以深究，幸而，一家人最后得以团圆。
而留在北平的张治中，在建国后也为我国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写在最后
在享受当下和平年代的同时，不应忘记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做出过努力，这些为了和平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值得尊敬，那些为了和平事业献出鲜血和生命的人更值得尊敬。
同时，在面对不同派别时不卑不亢，纵然争得再激烈，也不会丧失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情，这正是伟大之难能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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