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然而这句话在90年前的中国，实现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当时中国处在危难时刻，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全面侵华灭亡中国的步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出兵，一举吞并中国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端；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进逼华北，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巨大危险下，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现实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早在1933年1月17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3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3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4月15日，毛泽东再次和项英、张国焘、朱德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再次重述，在承认前述3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当年国内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明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无视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胁，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次次地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由于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处境被动。
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1933年11月，被蒋介石部署在福建“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却突然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红军和十九路军在此时结成统一战线，那么不仅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五次“围剿”将全盘泡汤，而且红军还可以借此出击到江浙等省，直接威胁或袭取国民党空虚的后方，同时可以推动全国抗日的热潮。
这时已经被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斥出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当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同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在军事上互相配合，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
但是，博古和李德却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的中间派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无法打破“围剿”而被迫长征。
瓦窑堡会议上制定战略决策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总结反省“左”倾路线的错误。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结束“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长征胜利结束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一关键形势，开始正式提出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
此前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虽然这份出自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一定程度上为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减轻了阻力，但是在会议讨论时，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仍然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主题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军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
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报告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组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为适应争取一切可能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还提出用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此后，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公开讲话、发表文章、通电和给社会知名人士及国民党元老高官写信等方式，努力向全国各界人士宣讲“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道理。在毛泽东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中共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在“抗日反蒋”的旗号下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西安事变前后的统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身处陕北进攻红军最前线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开始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1936年4月19日，张学良等一行4人飞抵延安。这天晚上，他们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同周恩来进行了彻夜长谈。
在这次谈话中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形成了很多共识，而这次会谈中张学良所提出的“联蒋抗日”的方针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此后，中共中央调整了策略，不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始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9月，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精心挑选，中共中央派出叶剑英、彭雪枫和潘汉年等人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往保安代表团的人马，突然离开保安城，进入正在此“剿共”的东北军的防地，再换乘汽车，直奔西安东北军和西北军总部驻地而去。
这支派往东北军做统战工作的神秘队伍，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很快，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张学良和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条秘密热线，双方不断密电往来。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蒋介石被捉后，国民党内出现分裂的危险，而延安不少干部群众乃至一些高级干部则纷纷提出要公审蒋介石，为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面对这一复杂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非常清醒地看到只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的再次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的抗战实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经过后续一系列的艰苦谈判，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还同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或达成协议，建立起包括全国各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此后不久，经过多次谈判，蒋介石在原则上承认了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5万多人。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统一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参加全国抗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