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们与黑猩猩有何不同
“没有好口舌，大脑也不顶事儿。”
法国谚语
地球上没有哪个人不会带着一丝不理性的怜爱和尊敬看待自家养的猫猫狗狗——甚至自己穿了多年的旧鞋子。人们习惯为非人的动物和物体赋予人性，甚至逐渐相信这类东西是真实而持久的，为它们披上一层感情的面纱。人们经常说：“我家的狗当然聪明。”“我的猫咪通人性。”“老内莉从来不会陷在雪地里，她知道怎么对付路面。”诸如此类的说法无穷无尽。
人类这个物种过去曾经很难分清“我们”和“它们”之间的界限。中世纪的时候，我们有过动物法庭。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曾经会把动物送上审判席，让它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公元824年到1845年，欧洲的动物如果违犯了人类的法律，或者只是打扰了人的安宁，可别想逍遥法外。跟普通的罪犯一样，它们也会被捕入狱（动物和人会挤在同一个监狱里），被控做了坏事，被迫接受审判。法庭会给它们指派一名律师，律师代表它们，并为它们辩护。一些律师因为给动物辩护而出了名。被控告的动物如果被判定有罪，将受到惩罚。惩罚通常都是报复性的，换言之，动物当初做了什么，人就怎么处置它。
有这么一件关于猪的案子。那时候的猪可以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相当具有攻击性。有一头猪咬了一个小孩儿的脸，还扯掉了他的胳膊。它遭到的惩罚是脸被砍烂，前腿被切，然后吊死。动物受到惩罚，是因为它们有害。然而有的时候，要是当事的动物比较贵重，比如牛或马，它的刑期就会判得比较轻，人们说不定还会把它捐给教会。如果动物被判犯了“鸡奸”罪，受奸的动物和施奸的人都要处死。如果家畜造成了损害并被判有罪，主人会因为监管不力而遭罚款。这里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到底应该由动物负全责，还是应该由主人负责呢？由于动物与人类在司法程序中处于同等地位，人们认为吃受惩处而死的动物尸体有欠妥当（节俭的佛兰德人例外，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把被绞死的牛烤了吃）。为了拿到供词，动物也可能遭受酷刑。要是它们不认罪——没人觉得它们真会招认，刑期可以减轻。你瞧，严格遵守法律真的很重要，因为要是人类受刑以后拒不招供，他们的刑期也可以改了。各种家畜都上过法庭：马把骑手摔了下来，把车拉翻了，上庭；狗咬了人，上庭；公牛踩了人，撞了人，或顶了人，上庭；猪是最常见的罪犯。这些审判均在民事法庭举行1。
不难看出，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对动物的看法上总是充满纠结。我在前面提过，人类大脑的一个普遍而明确的特点便是，在意识里反射性地构建有关他者（包括动物和物体）意图、感觉和目标的模型。我们身不由己，情不自禁。要是有人去过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见过他那著名的机器人“齿轮”，只需几秒钟时间就能跟这堆钢铁和电线建立起感情。“齿轮”扭着脑袋，用眼睛盯着在房间里四处转悠的你。哇哦！“齿轮”真了不起，“他”是个好家伙！如果我们看“齿轮”是这样，那看将来的“螺丝”也会是这样。
兽医会告诉你，人会对宠物表现出与对人类似的悲痛周期。还活在世上的人会为埋入地下的逝者构建一套精神上的模型，他们必须经历一系列过程才能恢复平静。我曾经做过大量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你很快就能分清每一只动物，注意到它的个性、智力和合作能力。研究常常需要进行大型神经外科手术，有时候，术后照料要花很大的功夫。我发现，这种情况总是很叫人烦心。每当动物活过了手术并恢复过来，你就会对它越来越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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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40年前我喜欢过这样一只动物，我叫她“莫桑比克”。她需要吃一些维生素，但她讨厌溶剂的味道。于是，我拿出猴子最喜欢的美味——香蕉。我把维生素溶剂注入香蕉的一头，指望莫桑比克三下两下就着美味的香蕉把维生素也吃进去。我的小把戏见效了一次。第二天，我如法炮制。这一回，莫桑比克拿着香蕉，两头都看了看，发现维生素溶剂正从一头渗出来。于是她把香蕉掰成两半，扔掉滴水的...
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我没法肯定我自以为看到的高级心理活动的证据是否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只不过被我过度阐释了。我想跟莫桑比克多花些时间相处吗？我真的想跟一只黑猩猩共度很长时间吗？这就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地方，我们得多花些时间，真正搞懂我们跟黑猩猩有什么共同之处。当然，硬币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喜欢跟所有东西建立心理联系。这种愿望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吗？
黑猩猩会是个好对象吗
试看以下个人广告：
单身时髦女性寻强壮男伴。年龄不重要。我年轻，身材苗条，长得漂亮，是个爱玩儿的姑娘。我喜欢在林中漫步，坐着你的皮卡车（我喜欢新款有皮革内饰的那种）兜风，打猎和野营，跟当地人闲逛逗趣。我喜欢在那温暖的热情夜晚，你把手指捋过我的毛发。月夜晚餐会让我听从你的吩咐。我不是那种总喜欢谈感受的姑娘，你只要抚摸我，然后关注我的反应就好。等你下班回家，我会站在门口，或者在邻居家晃悠，身无片缕，赤条条如初生婴儿。吻我吧，我是你的。顺便再带几个朋友过来。请致电555-xxxx，找黛西。
或是这样：
单身女性寻聪明男伴建立长期关系。我年轻，身材苗条，长得漂亮，是个有幽默感的姑娘，我喜欢弹钢琴，散步，从花园里摘取美味的果实做好吃的。我喜欢在树林里散步，聊天，开着你的保时捷去看足球比赛。你去打猎和钓鱼的时候，我会在篝火边读书。我喜欢去博物馆、音乐会和艺术画廊。我喜欢在温馨的冬夜，躺在篝火边伴着你。到高档餐厅去吃烛光晚餐会让我听从你的吩咐。说些甜言蜜语，温柔地抚摸我，别忘了我的生日，随时关注我的反应。
这两条广告，你喜欢哪一条？第一条广告可以在snopes.com上找到，该网站是专门介绍“都市传奇”的。据说这则广告刊登在亚特兰大市的一份报纸上，列出的电话号码属于人道促进会，刊登头两天就接到了643通电话。黛西是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连黑猩猩都不是。人道促进会否认刊登了这条广告。
这两种约会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要是你回复了第一则广告，发现门口站着只黑猩猩，你是哪儿搞错了呢？你能跟黑猩猩约会吗？你们两个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毫无疑问，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和我们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说“近亲”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听人说，我们的总DNA序列有98.6%跟黑猩猩都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数字的误导性可不是一点半点。它不是说我们跟黑猩猩有着98.6%的相同基因。按目前的估计，人类有30000～31000个基因。但人们一般不会告诉你，这三万来个基因，在总基因组里才占了不过1.5%，基因组的其他部分不参与编码2，3。故此，基因组的绝大部分只是占个位——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作用。
既然人类DNA中只有1.5%负责基因编码，而这1.5%是构建人类的关键，那么，遗传学家的意思是不是说，黑猩猩和人在这1.5%上有98.6%的相似性呢？非也。换个说法，1.4%的DNA怎么可能带来这么大的差异呢？答案很明显。基因——即一组DNA序列与其最终作用之间的关系，不像人们想得那么简单。每一个基因都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的差异可以带来功能上的巨大差异。
以下内容，是《自然》杂志上一篇有关黑猩猩染色体序列的论文的摘要：
哪些遗传变化事关人类独有特征的起源，如高度发达的认知功能、两足行走、复杂语言的使用等？要缩小这类遗传变化的范围，比较研究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是其基本。在这里，我们报告的是黑猩猩22号染色体上含有的33.3兆碱基的高质量基因序列。通过对比人类相应副本（21号染色体）的整个序列，我们发现，该染色体有1.44%的部分发生了单碱基替换，此外还有将近68000处插入或删除。在大部分蛋白质中，这些差异足以带来变化。确实，在231段编码序列（包括有着重要功能的基因）中，有83%在氨基酸序列水平上表现出了差异。此外，我们发现，逆转座子在两个亚科上有着不同发展，这暗示了逆转座子对人和黑猩猩的进化有着不同的影响。物种形成后的基因变化及其生物学后果，似乎比人们最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4。
大猿，包括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大概1500万年前，这棵世系树上分化出了猩猩，1000万年前分化出了大猩猩。约在500万到700万年前，我们跟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猿类是跟我们血缘最近的亲戚。出于某种原因（一般认为是气候变化），食品供应发生改变，导致了我们在共同血缘上的进一步分化。家族的一支住在热带森林，另一支走出森林，来到开阔的平地。
留在森林里的分支变成了黑猩猩和后来的倭黑猩猩（有时也叫作侏儒黑猩猩，虽然它们只是稍微小一些罢了）。倭黑猩猩一脉是在150万到300万年前从黑猩猩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它们占据了中西非扎伊尔河以南的热带森林，那里没有大猩猩跟它们抢粮食，而黑猩猩和大猩猩则住在扎伊尔河以北的热带森林里。由于黑猩猩素来以热带森林为家，它们被称为保守物种。它们不曾被迫适应各种变化，因此从进化上来说，它们从我们的共同祖先那里分化出来以后，没有太多的变化。
离开热带森林进入开阔林地的那一支血脉却不是这样。它们不得不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从而经历了许多变化。在遭遇数次不成功的开始和死胡同之后，它们最终进化成了智人。与黑猩猩共同的祖先分化以后，人类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科物种，但在我们之前，还有多个原始人科物种。1974年，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发现了南方古猿阿尔法种“露西”的化石，震惊了整个人类学界，因为她双足行走，但没有大型大脑。而在当时，学界一直以为，只有大型大脑才能导致双足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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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蒂姆·怀特（Tim White）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这些与猿类似的双足动物被叫作“地猿”，生活在距今440万到700万年前。最近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南方古猿湖畔种化石（仍为蒂姆·怀特所发现）距今410万年，暗示它可能是地猿的后代、露西的祖先。好几个不同的物种都是从南方古猿分化出来的，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祖先——智人。然而，我们并不是从露西直线发展而来的。在过去的某个年代，不同物种的智人和南方古猿是共存的。
生理影响的不只是外表
尽管如此，问题还是最初的那一个：我们到底有多不同呢？现在我们知道，基因组上看似很小的1.5%的差异其实意味着很大的不同，这样一来，我们恐怕可以找出自己物种上一些重要的独特之处来。
首先，双足行走算不算独特？澳大利亚人摇了摇头：袋鼠不也是双足行走么？尽管人类不是唯一双足行走的动物，但双足行走的确开启了原始人类有别于黑猩猩的一系列生理变化。
我们的大脚趾不再跟其余四趾相对，并进化出了可以负担直立体重的足部。有了脚，我们才能穿上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高档鞋子——这可是个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黑猩猩的大脚趾仍然跟其余四趾相对，作用跟拇指类似，用来抓树枝非常合适，但不能负担身体直立的重量。
随着两足行走，我们的腿变直了，不再像黑猩猩那样弯着。我们的骨盆和髋关节的大小、形状和连接角度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脊柱弯曲成S形，而黑猩猩的脊柱是直的。我们的胸椎脊髓孔——脊髓贯穿的通道扩大了，脊髓进入颅骨的结合点向前挪到了头盖骨的中央，而不是后面。
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普罗文（Robert Provine）专门研究笑声，他做出假设：正是两足行走为说话奠定了生理基础。对靠四肢行走的猿类来说，在跑动时，肺部必须充分吸气，才能提供额外的强度，让胸膛吸收前肢接触地面所带来的冲击。两足行走打破了呼吸模式与步幅之间的联系，带来了调节呼吸的灵活性，最终产生了说话的能力5。
其他有利于说话的变化也出现了：我们的脖子变长了，咽和舌顺着喉咙往下降。黑猩猩和其他猿类的鼻腔通道是直接连到肺部的，完全独立于食物通过口腔进入食道的路线，这意味着其他猿类不会被吃的东西噎住，而我们会。我们有一套不一样的独特系统：空气和食物共享喉咙后面的通路。我们发展出一个称为“会厌”的结构，在吞咽东西时，它会关闭通往肺部的通道，在呼吸的时候又把它打开。咽和喉的这种结构，使得我们有可能发出变化多端的声音。尽管因为哽塞致死的风险提高了，但我们必然获得了一些生存优势。这种优势是沟通能力的增强吗？
一旦直立行走，我们的手就空出来了，可以用它搬东西，我们的大拇指也变得非同寻常起来。事实上，我们的大拇指变得独一无二了。黑猩猩的拇指同样跟其他四指相对，但它们拇指的运动幅度比不上我们，这才是关键。我们可以拱起拇指，跟小指交叉，黑猩猩却做不到。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手指的指尖拾起物体，而不光是靠指侧。我们的指尖也更敏感，每平方厘米上有成百上千的神经向大脑发送信息。这使得我们有能力完成生物界最具运动协调性的任务。根据目前的化石证据，我们的手早在两百万年前的“能人”时代就出现并发挥作用了。1964年，能人化石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被发现，它身边还有一批已知最古老的手工加工的工具。这对当时的人类学家是个巨大的冲击，因为能人的大脑还不到我们的一半大。当时的人们认为，要制造工具，大脑必须更大才行。事实上，多亏了弯曲的大拇指，我们的祖先才能抓起物体，把它们敲打在一起，制造出第一批工具。请记住，制造工具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点。科学家们观察到，黑猩猩、乌鸦和海豚都能把棍棒、草和海绵当成工具使用。不过，它们都没生产出法拉利跑车，这倒是人类独有的。
骨盆尺寸的变化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产道变窄了，大脑——还有脑袋却变大了，于是生育变得更为艰难。从机械角度来看，宽阔的骨盆不可能实现双足行走。胎儿期间，灵长类动物的头骨呈松散的板块状承托着大脑，要等出生后才接合起来。（记不记得有人警告过你，宝宝的脑袋上有块很软的地方，千万不能摸？）这使得头骨保持了足以通过产道的柔韧度。较之其他猿类的宝宝，人类的婴儿生下来时发育很不完善。事实上，跟其他猿类相比，我们早产了整整一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婴儿那么脆弱，需要长时间的照料。板块状的头骨要到大约30岁的时候才会完全接合起来。刚出生时，我们的大脑体积只相当于成人的23%，要等你进入青春期，它才会停止发育增大。
尽管我们大脑的某些方面似乎一辈子都在发育，但这恐怕并不是由于新的神经元在增加。相反，是包围着神经元的髓鞘在生长。哈佛大学医学院专攻神经科学的精神科教授弗朗辛·贝内斯（Francine Benes）发现，大脑中至少有一部分髓鞘 [13]的形成要延续60年6。轴突（神经纤维）的髓鞘形成增加了自神经元胞体到终端区域电信号的传播。她假设，这些轴突可能在认知过程中扮演了整合情绪行为的角色，在人的一生中，这类功能可能一直都在“发育”和成熟。此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性别效应：较之同龄男性，6～29岁女性的髓磷脂更多。
事实证明，我们的生理解剖结构是重要的，只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脑的发展，又进而影响了我们人性的发展，目前还不清楚。让我们还是回到约会对象这个正题上来。除了外貌（这在性选择方面绝对是件大事），我们对约会对象最看重的是其闪光点。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哪些无法调和的地方？这个男人聪明又好奇，他跟黑猩猩合得来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在对人类和黑猩猩预期中的伴侣的描述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区别。黑猩猩不能说话，不会控制火，不会煮饭，没有发展出包含艺术、音乐或文学的文化，不怎么慷慨，不搞单一配偶制，也不种植粮食。然而，她会受到一个强壮伴侣的吸引，有地位意识，是杂食动物，喜欢社交、打猎、吃好的，并会跟伴侣亲密接触。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
黑猩猩具有一定的智力吗？人的智力和动物的智力有区别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写整整一本书，而且很多人都写过。但在这一领域除了争议还是争议。智力的定义一般是从人的视角做出的。比方说：“智力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能力，包括抽象思维能力、理解概念与语言的能力、学习能力、规划能力、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但不同物种之间也可以比较智力吗？或许，胡贝特·马克尔（Hubert Markl）提出的动物智力定义更有用。马克尔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的前主席，他说，动物智力是“把无关的不同信息片段以新的途径联系到一起，并以适应性的方式应用所得结果”8。
路易斯安那大学认知进化小组兼儿童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波维内利（Daniel Povinelli）则以这样的提法点明了动物智力问题：“不同物种的思维有什么不同？”9或者换个说法：一个物种需要什么样的思维，才能使它在自己所适应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你能想象一种不同的思维吗？我们很难想象除了人类思维方式之外的其他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也很难想象其他物种的心智状态。光是理解我们自己的心智状态就够难的了。波维内利关注的是，心理学家们热衷于在人类和其他大猿之间确立心智发展上的连续性，只注意到两者的相似之处。他提醒我们：“事实上，进化是确实存在的，它会产生多样性。”10不要扭曲“它们的真实本性，认为它们的意识不过是比我们的小一些、笨一些、不怎么能说话而已”9，而要观察心智状态的多样性，这或许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边境牧羊犬训练师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指出：“狗不是‘跟人差不多’，我认为，这样形容犬类动物，对它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狗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不能做、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11确实如此，只有差异性，才能定义一个物种及其独特之处。
这就给我们研究黑猩猩的心智状态和行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在野外观察它们，长途跋涉地去它们生活的地方，在蚊虫肆虐的潮湿环境中长时间地跟踪、观察；又或者，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观察它们，那里有能力照料黑猩猩的人很少，可供实验的黑猩猩很少，实验设计受到限制，而一旦黑猩猩熟悉了实验环境，它们就会变得“世故”起来。在野生环境中考察过黑猩猩的科学家说，实验室里的人为因素太强，黑猩猩在那儿行为不正常，而且有可能会受到实验者的影响。实验室科学家预先创造出一种假设和预期，接着设计实验，尽可能控制可变因素，而后记录并解释结果。他们说，在实地考察的科学家对环境没有进行实验控制，不能根据发生在这种环境下的行为得出准确的因果推论。两种科学家还都要受到以下事实的连累：他们都是以人类的眼光去观察的，而他们本身又会受到文化、政治、背景、宗教和心理理论的影响。请记住上述局限性，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来自实验室和实地科学家提供的证据和观察报告：黑猩猩和我们究竟有多相似，又有多不同。
人类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能够理解其他人有着不同的欲望、意图、信念、心理状态，我们也有能力构建有着一定准确度的理论，阐释这些欲望、意图、信念和心理状态。这便是最早由我们在第1章认识的戴维·普雷马克及其同事盖伊·伍德拉夫（Guy Woodruff）于1978年提出的“心理理论”。这是一个独创性的见解。换一种说法：它指的是观察行为，进而推断出导致该行为的幕后心理状态的能力。儿童会在4～5岁时自动构建起完备的心理理论，有迹象显示，两岁大的孩子似乎也具有部分心理理论12，13。心理理论似乎是与智商相独立的。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和成人在心理理论上都有缺陷，推理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也因之受损，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认知能力并不受影响，甚至还有所提高14，15。在观察其他动物的行为时，心理理论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或许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看到动物的某种行为时，用我们人类的心理理论推断该动物的心理状态，从而将动物拟人化，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又或者，我们会过分看重自己的心理理论能力，把它视为衡量一切的黄金标准，认为人完全独立于所有哺乳动物。那么，只有人类具有心理理论吗？
这是黑猩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备心理理论是人类很重要的一项能力，很长时间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人类独有的特点。不管是出于社交目的还是自我保护目的，理解他人拥有信仰、欲望、意图和需求，都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反应。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提出“心理理论”这一说法时也想到过，黑猩猩是不是也具备心理理论呢？自那以来，人们做了三十多年的研究，但在实验室里，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满意解答。1998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塞塞莉娅·海斯（Cecelia M.Heyes）回顾了当时针对非人类灵长动物的所有实验和观察资料，并对之进行了严谨评估。这些实验研究了动作模仿（自发效仿新奇的动作）、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社会关系、角色承担（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欺骗和观点采择（观点采择涉及“看到”是否能转化为“知道”的问题，即能否意识到他人看到了什么）。她得出的结论是，在每一个将非人类灵长动物的行为阐释成具有心理理论迹象的例子中，情况都可以另有解释：既可能是偶然事件，也可能是非心理过程的产物16。她认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黑猩猩到底有没有心理理论仍然是一件说不准的事情，尽管她对黑猩猩镜像自我认知研究提出的争议并未得到普遍接受。现在，波维内利和同事珍妮弗·冯克（Jennifer Vonk）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7。
但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领域，没有什么简简单单的事情。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及其团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尽管黑猩猩肯定不是按跟人类相同的方式来理解其他人的想法的——比如它们显然不理解信念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确实理解一部分心理过程，比如看见。”18他们觉得，黑猩猩至少具备心理理论的一些成分。
如果我能确信你的心理状态，你也能确信我的，那么这就叫作“意图顺序”（这里，我用的是“intensionality”一词，它专门用来指跟心理理论相关的心理状态。它跟“intentionality”的区别在于，后者指“意向”，是意图的一种）。我知道（1）你知道（2）我知道（3）你希望我去巴黎，（4）我也想去。在一场有关意图的对话中，大多数人可以领悟到第四层，但有些人可以理解到第五甚至第六层，所以我不妨写出来：你知道（5）我不能去，我知道（6）你知道这一点，可你还是不停地找理由让我去。天哪！如前所述，其他猿类到底具备什么程度的心理理论，现在的争议还很大。但大家基本上认可它们具备第一层意图。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是所有人）相信，进行战术欺骗的个体具备第二层意图。他们认为，要想欺骗另一个体，动物必须相信对方动物相信某种东西。综合了多个观察研究，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指出，战术欺骗的例子在原猴 [14]和新世界猴中极为罕见，但在具有更高级的社会性的旧世界猴和猿类——尤其是黑猩猩中很常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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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从观察研究中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但不少人已经对非人类灵长动物存在第二层意图表示接受。过去几年，托马塞洛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在一系列实验中指出，黑猩猩知道其他黑猩猩看见了什么和没看见什么，并能够据此采取相应的行为。它们会去抢夺头领黑猩猩看不见的食物，不去碰头领黑猩猩看得到的食物。一些地位较低的黑猩猩还会采取战略活动，如为了获取食物而等待、隐藏20。我们将在第5章更深入地了解黑猩猩对于“看见”的理解。托马塞洛还发现，它们对他者的意图有一定的理解，能看出实验者是不愿意给它们食物，还是不能给21。较之需要合作完成的任务，黑猩猩在竞争性任务上更具技巧22，可一旦需要合作，它们也会选择一只过去在类似任务里表现更好的黑猩猩23。
但黑猩猩没有通过四五岁小孩子能完成的错误信念任务。过去，这项测试被用来表明心理理论是否已经发展完全。然而，最近人们渐渐意识到，把它视为统一标准有点夸大了。诚如耶鲁大学的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15]和英国科尔切斯特市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蒂姆·杰曼（Tim German）指出，心理理论并不只是错误信念任务，错误信念任务也不光是心理理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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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传统上它叫作“萨莉和安测试”，大概运作方式如下：萨莉把一份奖励品（比如食物）藏在了两个外观一样的容器之一里面，安旁观，但受试者（儿童或黑猩猩）不在场。接着，受试者看到安在她认为装有食物的容器上做了一个记号。之后，儿童和黑猩猩要选出容器，获得食物。儿童和黑猩猩都可以成功做到这一点。接下来，萨莉又把奖励品藏起来，安旁观，受试者不在场。受试者看见安离开房间，而就在她离开之后，受试者看见萨莉调换了容器。安回到房间之后，在她相信装有食物的容器（当然是错误的那个）上做了记号。有时候，年龄在4～5岁之间的儿童明白，安以为装有食物的那个容器已经被调换了，而安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安有了一个错误的信念，所以他们会选择装有食物的正确容器，而不是安做了记号的那个。可是，黑猩猩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不能理解安的错误信念，还是会选她做了记号的那个容器25。
在过去几年里，研究人员意识到，这项测试对三岁以下的孩子太难了。改用了不同版本或不同类型的测试后，连18个月到两岁的儿童都可以通过对诸如目标、感知、信念等心理状态的理解来解释他人行为26。
这项任务到底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3岁和5岁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如此分水岭一般的变化？这些孩子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转变，让他们能够完成黑猩猩做不到的事情呢？
退后退后，要不然你也会被牵连到论战里了！争议比比皆是，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斗得最激烈。其一是，随着儿童年龄渐长，他们对信念真正是什么的理解出现了概念上的变化：他们从理论上理解了心理状态27，可能获得了一种理论形成的一般领域机制（domain-general mechanism）28。换言之，理论先出现，再由它导出了概念。另一种解释则说，随着孩子年龄渐长，一种模块化的心理理论机制（theory of mind mechanism，简称ToMM）逐步形成29，30。
说到模块，我的进度又稍微超前了一些，但马上你就会听到很多很多。在此处，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模块：它是一种硬件（天生）机制，在无意识中指引你按特定的方式思考或行动，指引你注意到信念、欲望、借口等状态，并让你从这些心理状态中学习31，32。模块说认为，你天生就拥有这些概念。先有概念，之后才形成理论。模块机制为孩子提供了若干信念状态选项，接下来的次级选择过程（选择过程不是模块化的，因此能够被知识、环境和经验影响）会推理出带来信念状态的潜在心理状态。
举例来说，一个孩子观察并注意到了某人说“嗯”的行为。接着选项弹了出来：“好吧，这可能是说她相信糖在她打了勾的盒子里，这是真的；也可能是她相信这一点，但它不是真的。”但奥妙在这儿：“好吧，她相信这一点，而且它是真的”这一选项是默认选项。这个选项总是存在，而且经常被选中，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人们相信的往往是真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人的确也有错误的信念，你很清楚这一点。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候，不应当选择默认选项。要想不选这一选项，正确完成错误信念任务，该选项必须受到抑制，而这恰恰是最难的地方。抑制，对很小的孩子和黑猩猩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一理论还能说明我们为什么在对他人信念进行归因方面越做越好：一旦我们具备了抑制能力，知识和经验就能帮上忙了。
托马塞洛并不认为黑猩猩具有完备的心理理论，但他假设黑猩猩“具备一种社会认知图式，能够透过表面看得再深入一点，洞悉一部分的行为意图结构以及知觉如何影响行为”33。波维内利不赞成这一结论。他觉得行为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心理的相似性。他提出了再阐释假说，认为人和其他灵长类所共有的社会行为，绝大部分都出现在很早以前，那时候人类的祖先尚未进化出足够的思维能力，无法从第二层意图状态出发阐释这些行为的心理意义34。
争论还扩展到人类和黑猩猩所共有的意识上。波维内利认为，我们共有的意识最多只有一丁点儿：“数据的关键指向了这样的可能性：就算黑猩猩真的具备心理理论，也跟我们的心理理论截然不同。”这就让我们又绕回了最初的那个问题：各物种之间的思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波维内利换了一种更精炼的说法：黑猩猩的心理状态是关于什么的呢？嗯，肯定大部分跟热带森林的生活有关系。“这样的推论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黑猩猩的心理状态，首先必然跟它们的自然生态有关——记住果树的位置，警惕天敌，盯牢雄性头领。”——到目前为止，黑猩猩是个露营的好伴侣。波维内利接着又说：“和人类相反，黑猩猩严格依靠他者的可见特点来形成自己的社会概念。如果这一点属实，就意味着黑猩猩意识不到，他者不光只有动作、面部表情和行为习惯。”简而言之，波维内利相信，“对人和黑猩猩所共有的任何能力，这两个物种都有一套共同的心理结构，与此同时，人类依靠一套或多套独有的系统，将之扩大增强”9。稍后，我们还会谈谈其他动物的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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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另一方面是能够规划未来。除了从事心理理论研究，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马尔卡希（Nicholas Mulcahy）和何塞普·考尔（Josep Call）观察了其他大猿是否能够进行规划。最近，他们发表了一篇有关5只倭黑猩猩和5只猩猩的研究报告，发现它们有能力保存合适的工具，供将来使用35。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先教受试的动物们使用工具从测试室的一台机器上获取食物奖励。“接下来，我们在测试室里放了两种合适的工具和六种不合适的工具，但不让受试动物接近诱饵机器。5分钟后，我们把受试动物带到测试室外面的等候室，当着它们的面，让管理员把测试室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一个小时后，受试动物返回测试室，获准接近诱饵机。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受试动物必须先在测试室选择一种合适的工具，带着它到等候室，过一个小时之后再把它带回测试室。”受试的动物们在70%的试次里都带了工具。研究人员重复了实验，将等候的时间间隔延长到14个小时，受试动物们还是做得很好。马尔卡希和考尔得出结论：“这些发现暗示，大猿在1400万年前，即现存的所有大猿物种的共同祖先时期，就进化出了为将来进行规划的技能的前身。”说不定，黑猩猩对象会提前做好计划，为你预留时间咧。
教黑猩猩学说话
所以，你的黑猩猩对象恐怕没有太多关于你的理论，因此，你跟她在一起时所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没有什么意图存在的。不过，也许她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些感觉，想要告诉你。当然，言语指的是用清晰的话语表达或描述思想、感觉或看法的能力或行为。可黑猩猩不能说话。我还记得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老爱感叹：“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ce） [16]怎么会因为证明黑猩猩不能说话而出了名呢？”归根结底，它们没有能够清晰发出所需各种声音的解剖结构，自然没法说话。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沟通。
简单来说，沟通就是用言语、信号、文字或行为传递信息。具体到动物沟通的世界里，它指的是一方动物的行为对其他动物当前或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举个跨物种沟通的例子：响尾蛇摇动尾巴是一个警告，表明它要攻击了。当然，语言也是沟通的一种类型。它的起源及能力要复杂得多，所以定义也很麻烦。事实上，语言学家们在不断地修正语言的定义，搞得研究黑猩猩习得人类语言的动物学家们不知如何是好。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灵长动物学家苏·萨维奇-南姆勃（Sue Savage-Rumbaugh）曾主张猿类具备语言能力，但她不无沮丧地说：“早先，语言学家说，我们要想宣称动物能学会语言，必须让它们以象征的方式使用符号。好啊，我们办到了。他们又说：‘不行，那不是语言，因为你没有句法。’于是我们证明猿类能够产生某种符号的组合，但语言学家又说，这不是句法，或者不是正确的句法。他们永远不肯承认我们已经做得足够了。”36
语言是一套抽象符号和语法（规则）的系统，符号在其中处于被操纵地位。举例来说，“dog”“chien”“cane”都指的是“狗”。词的发音跟它的意思不挂钩，它只是不同语言中指代“狗”的一个音节，一个抽象符号。语言不一定只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它也可以用手势表达，比如美国手势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复杂而多变的是对规则的看法：规则包括些什么，它们来自哪里，哪些构成部分是人类语言所独有的。
句法指的是句子或词组的构成范式，它控制着词语搭配成句子的方式。人类语言可以无限制地把词组串在一起，产生数量无限的、全然不同的、从没有人说过的句子。如果懂得这种语言，你就可以理解它们，因为字词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层次和递归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随机的。这样，使用人类语言的人可以在某时某地安排一场约会，并给你何时、怎样去那儿的准确指示。“中午在银行旁边的博物馆前见”跟“中午在博物馆旁边的银行前见”是不一样的。它也跟“银行见你中午博物馆我前”一类的胡言乱语不同。为什么说这是胡言乱语？因为它不符合语法规则。如果语言没有句法，我们只会有一大堆乱七八糟串起来的字和词。你或许能够理解某些基本含义，但你拿捏不准。对约会来说这可真够糟糕的。
句法是怎样发展的呢？一个物种要么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要么不具备，而这种能力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获得的。如果一个物种能够学习语言，那么个体天生就具备了对象征性表征和句法的感觉。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理论，反方看法有二。有人相信语言不是先天能力，而是习得的。这不是指学习特定的语言，而是学习任一语言的能力。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个体并不是本能地使用句法和象征性表征。另一些人对语言的进化持不同看法。认知语言学家支持“连续性”理论，他们认为，既然生理特征是在自然选择的力量下产生的，心理特征亦然。“非连续性”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某些元素为特定物种所独有，跟其他现存物种或已灭绝物种没有进化上的遗传关系。麻省理工学院杰出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语言是“非连续性”的37。
请记住，我们最关心的是找出什么东西为人类所独有。我们的语言能力经常上榜——持相同看法的可不只是乔姆斯基。黑猩猩可以用语言沟通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非人类的猿猴可以用人类教它们的语言进行沟通吗？最先教黑猩猩语言的是戴维·普雷马克，那时他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书。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那只受训的黑猩猩就在我隔壁的办公室。她名叫萨拉，可聪明了。实际上，要是她真能把整个故事讲清楚，说不定已经在学校获得终身教职啦。
普雷马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后继续尝试。其他人也参与了竞争，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赫伯特·特勒斯。1979年，特勒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教一只名为尼姆的黑猩猩学习美国手势语的经历，并对黑猩猩的语言能力表示了怀疑。尼姆能够把手势跟意义联系起来，并表达简单的思想，比如“给橙子我吃”。然而，尼姆不能把手势按没有教过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点子：他不能掌握句法。特勒斯还回顾了其他人教黑猩猩语言的努力，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们搞不出复杂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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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妮·帕特森（Penny Patterson）教过一只叫可可的大猩猩手语。在评估可可的能力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训导员帕特森是对话的唯一阐释者，因此，她不够客观。耶鲁大学的语言学家斯蒂芬·安德森（Stephen Anderson）评论道，尽管帕特森说自己做了系统化的记录，可没有其他人能够研究这些记录，而且，自1982年以来，所有关于可可的信息都来自通俗媒体和互联网上跟可可的聊天会，帕特森负责翻译并阐释可可的手势36。
手势语言阐释起来模棱两可，使得苏·萨维奇-南姆勃转而使用含义确定的图形字38。事实上，萨维奇-南姆勃有着最诱人的数据和一只偶然发现的倭黑猩猩。她在电脑键盘上使用一种名为“图形字”（lexigram）的人工符号系统。
她开始教雌性倭黑猩猩玛塔塔如何使用键盘。实验人员按下代表图形字的键，同时指向目标对象或行为。然后，电脑说出该字，按键亮起。当时，玛塔塔有个名叫坎齐的宝宝，年纪很小，不能离开母亲，所以在训练过程中，他一直跟玛塔塔在一起。玛塔塔不是个好学生，两年后，她几乎什么都没学到。坎齐差不多两岁半的时候，玛塔塔转到了另一个机构，人们开始关注坎齐。虽说他从没接受过具体的训练，只是看过母亲上课，却竟然学会了以系统化的方式使用键盘上的部分图形字！
萨维奇-南姆勃决定改变战术。她不再照搬先前对玛塔塔使用的那一套训练方法，而是随时带着键盘，并在日常活动中使用。坎齐学到了什么水平呢？他可以匹配图片、物体、图形字和口语单词。他可以毫不困难地使用键盘，做出想要什么东西和想去什么地方的请求。他可以告诉你他打算去哪儿，接着便去了。他可以进行概括：用代表面包的图形字来指代所有的面包，包括玉米卷儿。他可以在听到一段信息之后，根据信息调整自己正在做的事。先前我们引用了一段话：“早先，语言学家说，我们要想宣称动物能学会语言，必须让它们以象征的方式使用符号。”萨维奇-南姆勃指的就是这件事。她说得没错，坎齐的确做到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回避了句法这个实质问题。斯蒂芬·安德森指出，语言的产生（敲击键盘）和语言的识别（听到英语口语）这两者都需要评估36。坎齐使用键盘和手势，有时候还把两者结合起来排出个顺序。他会先用图形字指代动作，比如“挠”，然后做出个指的动作来说明对象——一贯是这个顺序，哪怕他不得不先穿过房间去指图形字，再回来示意对象。这是坎齐自己发明出来的随意规则。安德森说，这并未满足句法的定义。按照定义来说，意义的沟通依赖于字词的类型（名词、动词、介词等）、意义和它在句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语、宾语、条件从句等），而不是它是用键盘打出来的、做手势做出来的、说话说出来的，还是写字写出来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语言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专门研究儿童的语言习得，她分析了萨维奇-南姆勃的所有数据，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坎齐的多字组合有着句法结构。比方说，他可以识别词序：他懂得“让狗狗咬蛇”和“让蛇咬狗狗”之间的区别，并使用布偶动物玩具演示了这两种不同的意思。听到隐藏的指导员用声音发出的陌生指示，比如“抓住热狗”时，在70%的时间里他做出了回应。他是表现出这两种能力的第一只非人类动物。
安德森还是没被说服。他指出，倘若一个句子的理解取决于某个“语法词”，比如介词的时候，坎齐的表现很差。他似乎无法区分in、on或next to，而且目前也说不清楚他是否理解连词，比如and、that和which。要是拿坎齐当约会对象的话，他最明显的优势是，你不会听到他说什么垂悬分词或终端介词，比如“Where are you going to be at?”（你要去哪里？）以他目前的水平，坎齐能够掌握代表可视物体或行为的词汇。安德森表示：“坎齐可以把图形字和某些口语按他头脑里的部分复杂概念联系起来，但他只能忽略那些仅表示语法内容的词，因为他没有语法，这些词发挥不了作用。”36尽管坎齐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但我们必须记住，训练了多年以后，他的能力仍然只维持在基本水平。
我们在上一章了解到，人类和其他大猿（尤其是黑猩猩）在大脑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的大脑体积更大，有更多连接，还有FOXP2基因。我们了解到，自从在共同祖先那一辈开始分化以后，我们的解剖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发出声音。在共同祖先那一辈，大脑里的部分神经连接方式已经就绪，黑猩猩一脉按一种方式使用它，而人类经历的大量变化使得我们产生了一些别的东西——这么说是否有道理呢？苏·萨维奇-南姆勃指出：“不管怎么说，坎齐拥有语言的某些要素，这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由于猿类大脑不到人类大脑的三分之一，我们应当把检测出的少量语言元素看作是连续性的证据。”
其他非人类灵长动物能够彼此沟通吗？其他物种中存在自然语言吗？毕竟，诚如波维内利的提醒，其他物种在进化中学会了彼此沟通。然而不幸的是，正如萨维奇-南姆勃所言，坎齐对人类语言的了解，远远多于人类对倭黑猩猩语言的了解39。
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要来看看其他类型的沟通。语言只是沟通的一种类型，而且明显不怎么可靠。让我们去森林里看看现在已经观察到的资料吧。有关跨物种沟通，目前最有名的研究应该是罗伯特·赛法特（Robert Seyfarth）和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所做的黑长尾猴研究。他们发现，面对不同的天敌，黑长尾猴有不同的警报呼叫：蛇是一种，豹是一种，捕食性飞禽是一种40。听到对蛇的警报，其他黑长尾猴的反应是站起来，往下四处打量；听到对豹的警报，它们全都往树上窜；听到对禽鸟的警报，它们会爬向树干，远离露在外面的树枝。一直到最近，人们都以为动物发出的声音是情绪性的。可黑长尾猴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都会发出警报呼叫：独处的时候它不会这么做，而且它们向亲属发出警报的概率比非亲属要高。呼叫不是自动化的情绪性反应。
戴维·普雷马克曾经指出：有效的沟通系统，哪怕完全以情绪为基础，也有可能产生语义（即不光传达情绪，还可以传达信息）41。就算尖叫纯粹是情绪性反应，它也可以传达其他信息。二十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看法。但在对黑长尾猴做了深入观察之后，赛法特和切尼对此说法表示了赞同：“信号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尽管在沟通事件中产生了联系，但仍然是不同且独立的个体，因为令信号发出者发声的机制，并未限制接收者从叫声中提炼信息的能力。”42他们解释说，倘若叫声能提供信息，它必然是专门的：相同的叫声不能用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此外，叫声还必须具有指示性，也就是说，只要相关情况发生，它就一定会响起43。很明显，这其中包含了信息的发出和理解。这或许代表了语言演化的一种机制。
不过，赛法特和切尼继续指出，人类语言最普遍的功能，是改变其他人的知识、思想、信念或欲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但大多数证据显示，尽管动物发出的声音会导致其他动物的行为改变，但这并非它们的本意，而是在无意中做到的。黑长尾猴似乎并不能判断其他猴子的心理状态。比方说，幼猴看到鸽子，往往会给出老鹰警报。周围的成年猴子会抬头看，但要是没看见老鹰，它们自己不会发出警报呼叫。然而，要是幼猴第一个看到真正的天敌并发出警报呼叫，成年猴子有时会抬头看看，给出第二通警报，但它们并不见得总会这么做。由于成年猴子重复幼猴警报的模式是随机的，并不是对所有正确的警报进行再确认，因此，它们看起来并不知道幼猴只是在学习侦测天敌，幼猴发出的警报不算数42。
在野生黑猩猩中也得到了类似的数据。它们好像不会调整自己的呼叫，把自己或食物的位置告诉其他不知情的黑猩猩44，45。黑猩猩妈妈能听见自己迷路幼仔的呼叫，但她并不会回应。与此同时，在实验室里，波维内利发现，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不能教另一只黑猩猩拉绳子获取食物奖励。总之，非人类灵长动物似乎不能进行呼叫或沟通尝试，因为它们无法像人一样，察觉到别的个体欠缺信息。如果黑猩猩具备心理理论，黑猩猩妈妈或许会想：我听见孩子在远方呼叫。他肯定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应该叫一声，这样他就能知道我在哪儿了。不过，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或许意识到了呼叫会对行为产生影响：我以某种方式呼叫，所有的同伴们都会往树上跑。这绝不是否定信息传递的事实，而是说呼叫者并没有传递信息的意图。那么，这一切对我们的约会对象意味着什么呢？从黑猩猩的角度来看，声音沟通可能只是代表“这就是我”。当然了，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很多人类对象与此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研究人员观察到野生黑猩猩会结合使用眼神、面部表情、姿态、手势、理毛和声音进行沟通，就跟坎齐结合运用图形字和手势一样。所有这些模式会引出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有趣问题：语言是怎么起源的？语言是从手势演变而来的吗？还是从手势与面部动作的结合演变而来的？前一理论得到了迈克尔·科巴里斯（Michael Corballis）的支持46，后一理论有贾科莫·里佐拉蒂和迈克尔·阿尔比布（Michael Arbib）撑腰47。或者，它是单独从发声进化来的？又或者，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人类语言“大爆炸”理论才是正确的？
人类的语言中枢位于大脑左半球。左半球控制身体右侧的运动机能。黑猩猩会优先使用右手进行手势沟通，尤其是伴随发声的手势沟通48，据观察，人工饲养的狒狒也主要用右手打手势49。此外，还有很多针对人类进行的有趣研究，揭示了手势和语言的联系。有人研究了12位先天失明者，发现他们边说话边做手势的速度跟一群视力正常的人（使用同一系列的手势）一样。就算是对着另一位失明者说话，盲人也会打手势，这暗示手势和说话的动作是紧密配合的50。孤立于社群的先天失聪者则会发展出具有句法结构的沟通性手语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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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大学的海伦·内维尔（Helen J.Neville）及同事通过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证实，大脑左侧的两个主要语言协调区域——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在听人说话时都会激活，在失聪者观看美国手势语打出的句子时也会激活。然而，在失聪受试者阅读的时候，这两个区域并不激活52。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布洛卡区前部病变会影响到打手势本身，后部病变则会影响到对手势的理解。内维尔还发现，失聪受试者大脑右侧的活动比正常人更多。这或许是因为手势的空间性主要是大脑右半球的功能。黑猩猩在打手势时，大脑里也发生着类似情况。
现在我们要前往意大利，一块因为手势而出名的土地。来自帕尔马这座美丽城市的贾科莫·里佐拉蒂、莱奥纳尔多·福加希（Leonardo Fogassi）和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于1996年首次发现了猴子大脑运动前区（F5区）的镜像神经元。当猴子做一个手或嘴跟物体相互作用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会激活。而仅仅看另一只猴子（或人类实验者）做同样的动作，这些神经元也会激活。因此，这些神经元得名为“镜像神经元”。后来，在猴子大脑的另一部分——顶下小叶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的身影53。普遍接受的看法是，猴子的F5区和人类大脑的布洛卡区有着相同的起源47。据信，人类的布洛卡区是语言区域，而且如前所述，它也是手势区域。猴子F5区的背侧负责手部运动54，55，腹侧负责嘴和喉的运动56，57。里佐拉蒂和南加州大学脑计划主任迈克尔·阿尔比布指出，镜像神经元是语言发展的基础，也是语言出现之前其他有意识沟通形式（如面部表情和手势）的根本47。人类拥有这种镜像神经元吗？大量证据显示：有58。在人类进行行为观察时，大脑皮层区会激活，跟猴子一样。故此，猿类和人类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行为识别基本机制。
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语言发展假说：个体识别出其他人所做的行为，是因为观察行为时神经的激活模式跟自己做出行为时的模式相同。因此，人类语言回路的发展，可能是因为后来演变成布洛卡区的原始结构具有一种识别他人行为的机制——而且该区域肯定是在语言进化出来之前就具有了这种能力。
里佐拉蒂和他的朋友们知道，提出这一假说，他们走得太远了。但让我们看看他们能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因为神经科学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你在细胞层次上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并试图把它跟行为联系起来。你提出一个假说，它要么会被批评的子弹打出一堆窟窿眼儿，要么不会。在许多科学领域，情绪脆弱和脸皮薄是吃不开的。
我们已经通过黑长尾猴的例子看出，意识到行为和怀着沟通意图发送信息之间存在差距。人类是如何形成沟通意图的呢？一般而言，当人看到一种行为或准备做出一种行为时，运动前区会处于警戒状态。为防止行为的观察者真正模仿该行为，我们有一套抑制机制47。要不然的话，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跟着领头的人做这做那。然而，有些时候，要是所观察的行为特别有意思，观察者可能会放松抑制，不自觉地做出反应。这就建立起一条双向通路。做出行为的人（行动者）意识到观察者的反应，观察者又会看到自己的反应给行动者带来的反应。如果观察者可以控制自己的镜像神经元系统，那么，他就可以主动发送信号，展开某种形式的初步对话。主动控制的镜像神经元是语言形成的必要基础。注意到某人发出了信号的能力，以及意识到它造成了反应的能力，并不一定是同时产生的。这两种能力都有着极大的适应优势，故此得到选择。
里佐拉蒂他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行为呢？是面部还是手势动作？请记住，F5区和布洛卡区有着能控制两者的神经结构。里佐拉蒂和阿尔比布推测，在一系列最终导致语言产生的事件中，最早出现的应该是面部表情。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指出，目光长时间来回接触，可能会伴随着友好交互。接着她描述了众多面部表情中的一种：“有一种面部表情比其他表情更具信号价值，那就是呲牙咧嘴。当这一表情突然出现，雪白的牙齿衬着粉红色的牙龈，就好像把脸部分成了两半。人们往往在无声中做出这个表情，它是对意外的可怕刺激的反应。当人转向同伴，脸上带着这个可怕的表情，往往会令旁观者立刻产生惊恐反应。”59
猴子、猿类和人类迄今仍把面部动作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主要沟通方式。人类延续了猴子的唇舌翻动，而唇舌翻动构成了说话中的音节。之后就轮到发音出现了吗？里佐拉蒂和阿尔比布不这么认为。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猴子和猿类的发声系统是一套封闭系统吗？手势系统可以给出更多的信息。而在解剖结构受限制的发声系统中，想让“尖叫尖叫尖叫”这种情绪性声音表明你处于惊恐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得更大声一些。手势系统则可以为它添加信息：“尖叫尖叫尖叫”说明你被吓着了，然后再配上一个手势，表明蛇很大以及它在哪儿。人们在象牙海岸地区的黑猩猩中观察到了这种行为：在迁徙或碰到邻近群落时，黑猩猩会吠叫并连续敲打60。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以手势描述的物体或事件，就有可能跟一种声音（不是尖叫，而是简短的“噢”或“啊”）联系起来。如果同样的声音每一次都表示相同的含义，那么，一套初步的词汇库说不定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为了使这一套新的声音发展成言语，它还需要得到更富技巧性的控制，原先的情绪声音中心不够用了。类似F5区的区域——已经具备镜像神经元，能控制喉部运动，跟初级运动皮层有联系——就有可能进化成布洛卡区。由于有效的沟通系统能带来生存优势，最终，进化的压力带来了更多复杂的声音，而得以产生这些复杂声音的解剖结构就被选中了。手势变得不再重要（除了对意大利人来说），成为语言的附属品，但在必要的时候，它们仍能发挥作用，比如打手语。
以下段落节选自路易吉·巴尔齐尼（Luigi Barzini）的《意大利人》（The Italians）一书：
一般来说，一个简单的手势，再配上适当的面部表情，不仅能代替短短几句话，甚至能胜过一段雄辩的演说。举个例子，试想有两位绅士坐在一张咖啡桌边。其中一位绅士正在详细地解释：“我们这个古老的欧洲大陆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省，每个国家和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小生命，说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方言，不同的想法、偏见、缺点和仇恨就这样慢慢地在其中滋生……我们总记得自己击败邻国的荣光，却完全忘记了邻国也曾击败我们。要是欧洲能融为一体，实现查理曼大帝、梅特涅首相，还有许多伟大人物梦想中的基督教帝国，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呀。为什么不呢？当然，这也是希特勒的梦想。”
另一位绅士耐心地听着，专心地盯着前一位绅士的脸。有那么一刻，他仿佛被朋友的一大堆论点和乐观精神给打动了，他慢慢抬起一只手，从桌子垂直往上举，直到高过头顶。与此同时，他只发出一声长长的“呃……”就好像是在叹气。他的眼睛一直锁在对面绅士的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稍带疲倦，依稀又伴着点怀疑。这一连串动作的意思是：“你的结论太仓促了，我的朋友，你的推理太复杂了，你的愿望太不切实际了。我们知道，世界一直就是这样，所有表面光明的解决办法，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同的问题，新冒出的问题比我们习惯的老问题更加严重，更叫人无法忍受。”61
人类不是唯一懂得恐惧和暴力的动物
说回约会对象这个正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她可以做一点点计划，进行一点点沟通，但没有我们所使用的言语或语言技能，说不定也不能进行抽象思考，她的主要沟通内容都跟自己的需求有关。那么感觉呢？情绪呢？
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对感觉的研究持忽视态度。纽约大学的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是我从前的学生，才华出众。他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颇多。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认为边缘系统（其中包括多种大脑结构）负责创造情绪，但新出现的认知科学左右了研究界的视线。尽管他认为，边缘系统的概念并不足以充分说明特定的大脑情绪回路，但他承认，情绪牵涉到相对原始的回路，这些回路是在哺乳动物的进化中一路保留下来的62。
情绪研究还存在主观性的问题。认知科学家们能够指出大脑如何处理外部刺激（如疼痛），但并不需要说明有意识的知觉体验是如何出现的。人们发现，大多数认知过程都是下意识出现的，只有最终产物需要进入有意识思维。勒杜继续说：“和流行的看法相反，产生情绪反应不一定需要有意识的感觉，情绪反应和认知过程一样，涉及无意识处理机制。”人类大脑中许多无意识运作的系统，在其他动物的大脑里也发挥着类似作用。从这个范围来说，各物种的自我在无意识方面有着很大一部分的重叠63。
恐惧是人们研究得最多的一种情绪。当你听到响尾蛇的咔咔声，或者听见草丛里有东西在滑动，身体会怎么反应？感觉输入传到丘脑，它相当于一座中继站。接着，刺激被送到皮层的处理区域，再传递到额叶。在额叶，它们跟其他更高级的心理过程整合在一起，输入意识流；这时，人便意识到了信息（那儿有响尾蛇），必须决定怎么做（响尾蛇有毒，我不想它咬中我，我应该退后），并将行为付诸实现（腿，赶快跑呀，你可不能对不起我）。所有这一切都要花点时间，大概一两秒的样子。但这里有一条明显具备优势的捷径可走，即通过杏仁核。它位于丘脑下面，跟踪一切通过丘脑的刺激流。一旦它察觉某种模式跟危险相关，便直接跟脑干联系，激活“战斗或逃跑”反应，并拉响警钟。你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身体已经往后跳了。要是你往后跳了以后发现那不是蛇，上述过程会显得更明显。
这条更快的通路以及古老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在其他哺乳动物身上也存在。其他情绪是否也会使用人与动物的共有通路目前尚不清楚，现在这也是一大研究热点。
我们不仅跟黑猩猩对象有着一部分相同的无意识情绪，野生环境下的观察研究还表明，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上跟猿类相似的地方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让我们去外面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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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4年1月7日之前，科学家们还以为激烈的暴力行为是人类独有的。结果，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珍妮·古道尔贡贝研究中心的资深实地考察助理希莱丽·玛塔玛（Hillali Matama）第一次观察到，一群黑猩猩偷偷进入另一个黑猩猩部落的领地，杀死了一只正在安静进食的雄性黑猩猩，在随后的三年里，又系统地杀死了该竞争部落里剩下的其他雄性黑猩猩。雌性呢？有两只年轻雌性被送到了偷袭一方的部落，其中一只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新部落殴打致死，剩下的四只不知所踪。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部落最初是一个群体。
其他地区的观察者记录了更多的观察结果。除了古道尔之外，西田利贞（Toshisada Nishida）的研究小组是唯一一个对黑猩猩进行了长达21年研究的小组。在坦桑尼亚马哈雷山国家公园他们看到，相邻群体的雄性黑猩猩之间会发生激烈的打斗，而且在边界巡逻的黑猩猩还会对陌生黑猩猩施以暴力。
自从首次观察到这类情况以来，已经有两个黑猩猩群落被自己的同类彻底灭绝了。观察其他非人类灵长动物的研究人员则目睹了雄性大猩猩和某些猴子杀害婴儿，雄性黑猩猩和猩猩强奸雌性。随着人们的实地观察记录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就所有群居动物而言，无论是鸟、鱼、昆虫、啮齿动物还是灵长动物，许多物种中都存在雄性或雌性，甚至幼仔杀害幼仔的行为，但杀害成年同类却并不普遍。
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暴力——尤其是雄性暴力的起源追溯到猿类，具体而言，则是我们与黑猩猩的那位共同祖先身上。在《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一书中，他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64。他认为，最能证明这一结论的事实，同人类与猿类社会的相似之处有关。“只有很少的动物生活在以雄性为纽带的父系群落，在这些群落中，雌性为减少近亲繁殖的风险，而迁徙到邻近群落去交配。仅有的两个这么做的动物物种，都有一套由雄性发起的激烈的领土侵略制度，其中包括偷袭邻近群落，寻找弱势敌人，展开攻击并杀死对方。在4000种哺乳动物和超过1000万的其他动物物种当中，只有黑猩猩和人类有这么一套行为。”
兰厄姆报告说，观察研究发现，黑猩猩采取父系制度。雄性占主导地位，继承领土，袭击和杀害邻居，获得战利品（不仅包括扩大的觅食范围，还包括邻近的雌性），但要是它们失去领地，就会被杀害。然而，雌性具备一种不同的优势。只要向征服部落效忠，它们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领地，获取食物。它们活下来再次繁殖，而雄性则被杀死。
好了，既然黑猩猩奉行父系制度，那么人类呢？
兰厄姆翻阅了人种学的记录，对当代原始部落的研究和考古发现均表明，人类一直是父系制度——不管某些女权组织怎么说。这里有件好玩的事情，我在微软的Word程序里输入文稿，拼写检查功能总是在“patrilineal”（父系的）这个词下划波浪线，说它拼写错误，并建议更改为“matrilineal”（母系的），而输入“matrilineal”，word软件却从不报错。有人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文化创造，而新出现的研究领域——著名的进化女权主义则认为，父权制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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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置人于死地的偷袭呢？兰厄姆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群体之间的侵略有着共同的起源，因为在其他动物当中这并不常见。尽管人类的侵略在当代世界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也看出现存原始文化中的暴力模式跟黑猩猩有着类似之处。亚诺玛米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居住在亚马逊盆地低地森林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他们大约有两万人，以好斗出名。他们是有着大量食物的自耕农，每个部落大概有90人上下。男子留在出生的村庄，妇女则出嫁到别的部落。亚诺玛米人的打斗不是为了争夺资源，而主要是为了争夺女性。30%的亚诺玛米男子死于暴力。然而，暴力袭击者却会得到奖励。他们会得到自己部落的尊敬，拥有的妻子数量是其他男性的两倍半，孩子的数量则是三倍。“亚诺玛米人中流行的致命袭击让袭击一方获得了遗传上的成功。”
“亚诺玛米社会跟黑猩猩类似的条件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独立，物质产品稀少，没有黄金、贵重物品或食物储备可抢夺。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人类战争的一些熟悉模式消失了。没有长期较量，没有军事同盟，没有注重报酬的战略，也不抢夺存储的货物。剩下的是谨慎地寻找攻击机会，杀死邻居，迅速逃跑。”在贡贝国家公园，30%的雄性黑猩猩死于暴力，跟亚诺玛米村落的比例一样。在其他原始部落，如新几内亚的高地，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还有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当中，侵略行为的死亡率也差不多。正如兰厄姆的观察，在显微镜之下，以打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并不比黑猩猩进步多少。
也有少数社会设法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避免了直接战争。瑞士是当代最好的例子。然而，正如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在《瑞士协和广场》（La Place de la Concorde Suisse）中所说，为了捍卫和平，“瑞士从来不乏民众奋起准备抵御侵略战争的场面”。瑞士维持着全世界人均最大规模的军队，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重要桥梁和道路上埋地雷，在山上挖掘深深的洞穴，存储足够全部军队和部分平民使用一年多的医疗物资、食品、饮水和设备。此外，他们还有阿尔卑斯山脉的天险阻隔65。
因此，人类与黑猩猩都是父系社会，都有致命偷袭的历史。而且，众所周知，人类的男性比女性更暴力。世界各地的暴力罪案数据都反映出这一点。所以，如果你同意我们和黑猩猩的相似之处，不妨来听听兰厄姆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它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的社会生态版本。有一种叫“群体成本”的理论指出，群体的规模取决于它能够获取的资源。在一个食品供应不稳定或呈季节性变化的环境中，部落的大小也会相应变化：食物多，部落大；食物少，部落小。一个群体要不要迁徙，要迁徙多远，取决于所吃的食物。有些物种的食物来源丰富而稳定，因此它们的群体能实现最终的稳定状态，比如大猩猩可以坐在一个地方整天吃树叶。而有些物种在进化中变得只吃难以找到的高质量食物，比如坚果、水果、根茎和肉类。在这一点上，我们跟黑猩猩相似。
另一方面，倭黑猩猩则有所不同。它们既吃黑猩猩吃的东西，也吃大猩猩吃的树叶，同时又没有大猩猩跟它们竞争。它们不必为了寻找食物而长途跋涉，有着宽松的生活环境。我们和黑猩猩所吃的食物类型注定了雄性占主导地位。外出寻找食物拖了雌性的后腿，因为它们要照料、养育婴儿。雄性和没有孩子的女性可以跑得更快更远，抢先获得食物，而后厮混在一起。它们能够维持较大的部落。走来走去寻找食物、部落规模可变的优势在于，它能让一个物种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劣势则在于，一旦群体变小，就容易受到较大群体的攻击。这就是兰厄姆所谓的“拉帮结党”物种：有着联系纽带（一起外出的雄性）、部落规模可变的物种。
是什么促成了这些物种互相杀害呢？原因跟另一些物种的习惯性杀婴一样：经济。杀人便宜，它的性价比很高。杀死一个婴儿，你自己没什么受伤的风险，所以成本很低。你可以获得食物来源，或是提高与雌性交配的概率，因为当雌性的婴儿死亡，她会停止分泌乳汁，再次排卵。当你参加帮派对抗弱势邻居时，受伤风险同样很低。你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呢？它削弱了邻居（这对未来总是很有利的），扩大了食品供给，并且也能让你找到交配对象。
但为什么雄性的侵略性这么强呢？难道性别选择选中了雄性的侵略性？尽管猿类没有硕大的犬齿，但它们全都可以用拳头打架。为了适应在树上摆荡，猿类的肩关节可以旋转，它们长长的胳膊和握紧的拳头可以击出有力的一拳，不让对手近身。拳头还可以抓起武器。黑猩猩在扔石头和树枝方面是出了名的。在青春期，雄性猿类和人类上半身的肌肉组织都会得到发育，长出宽大的肩膀；而肩膀软骨和肌肉对应着不断增加的睾酮水平。
可话又说回来，很多动物都具备发动攻击的身体能力，但并不是所有强壮的动物都好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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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部门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可以理解动物无法控制自身情绪或冲动的观点，但难道人类不能通过冷静的理性控制自己的攻击性吗？好吧，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简单。南加州大学神经学系的负责人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了一组前额叶皮层腹内侧 [17]特定位置受损的病人。他们全都缺乏主动性，不能做出决定，没有情绪。达马西奥仔细研究了一位病人，测得他的智力、社会敏感性和道德感均正常，面对假设性问题，他能够设计出恰当的解决办法，预见其后果，但就是完全没办法做出决定。达马西奥得出结论，这名病人和其他类似病人不能做决定，是因为他们无法把情绪价值跟选项联系起来：单纯的理性不足以做出决定。理性能列出选项清单，情绪则负责从中挑选66。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哪怕我们人类喜欢认为自己能够做出非情绪化的决定，但情绪其实在所有决定中都发挥着作用。
兰厄姆断定，倘若情绪是行动的最终主宰，那么骄傲就是潜藏在黑猩猩和人类攻击行为背后的情绪。他指出，处在青春期的雄性黑猩猩会围绕级别地位组织自己的整个生活。所有决定都受其指引，包括早晨什么时候起床，跟谁一起出行，跟谁一起理毛，跟谁分享食物。所有的行动都以当上首领为目标。成为首领很困难，这就成了争斗的导火线。人类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兰厄姆援引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8世纪的说法：“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半小时以上，就必然有一人对另一人占据明显的优势。”如今也是一样，男人们仍然会用名贵的手表、汽车、房子、女人和社会阶层来炫耀自己的地位。
兰厄姆猜测：“获得高地位的雄性得以把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变成额外的繁殖量，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延续，骄傲进化出来。”这是性别选择的遗产。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红色皇后》（The Red Queen）论及女人天性的章节中这么说：“我们的遗传特点延续自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时代，和那时相比，现在并没有太多变化。现代男性的内心深处仍遵循着原始的猎人和采集者的雄性法则：努力获取权力，用它来吸引女性，让她给自己留下后嗣；努力获取财富，用它收买其他男人的妻子，让她们怀上自己的孩子。在原始社会，男人跟邻居迷人的妻子分享一条珍贵的鱼或者一罐蜂蜜，换得短暂的风流韵事；在当代社会，明星开着奔驰载着模特招摇过市。”67
因此，男人和雄性黑猩猩在生理上为攻击做好了准备，在情绪上以达到高地位为重。不但群居的人类和黑猩猩是这样，独居的猩猩也是如此。骄傲也是社会侵略的重要原因。任何群体——不论是一支团队、一门宗教、一种性别、一行买卖或者一个国家，都能吸引专注的追随者。可这是为什么呢？它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还是古老猿类大脑的本能反应？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群体忠诚和敌意的出现很容易预测。该过程首先以群体区分“我们”和“他们”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组内组外偏见，它普遍存在，根深蒂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对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警察对联邦调查局探员，野马队球迷对其他各队的球迷，滚石乐队粉丝对披头士乐队粉丝……对一个有着漫长的群体间侵略历史的物种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达尔文写道：“一个部落的成员，倘若有着高度的爱国精神，有着高度的忠诚、顺从、勇气和同情，总是乐于助人，总是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牺牲自己，必定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会成为自然选择。”他写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当团结成为自然选择的方向，道德是如何从中出现的。兰厄姆还暗示，在进化史上，以群体内部忠诚为基础的道德感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能让该群体更有效地对外侵略。
【结论】
有时候，翻阅家谱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它可以解释许多看似神秘的行为。许多夫妇遭遇困境，因为他们忽视了未来伴侣的家人。以我们的黑猩猩对象为例，我们有共同的祖先——诚如理查德·兰厄姆所说，家人们有了多方面的分歧，但仍然有不少共同的特点。我们在身体解剖结构上有了显著变化，这成为许多独特功能的进化基础。两足行走解放了双手，改变了呼吸模式。跟其他手指相对的弯曲的大拇指使得我们发展出其他任何物种都达不到的精细运动协调性。我们独特的喉，让我们能够发出无限多种声音用来说话。我们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规模比其他物种要大得多，它衍生出的远远不只是语言。我们大脑中的其他变化，使我们得以理解比黑猩猩亲戚所能理解的更为复杂的内容：其他人也有思想、信念和欲望。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将迈入下一章，看看它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在我看来，跟坎齐玩上一天很有意思，但从长远来看，我会选择更多的文化。还是让我跟一个智人约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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