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来讲，“言”就是“说话”，“文”是记录，记载，书写。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说咱们在这聊诗词歌赋，人生理想，如果不写下来，也就“行之不远”——没办法流传出去或者说流传下去呢？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文”是“文饰”的意思，是从“纹”而来，用在“言”上，就是装饰、修辞的意思。所以我们称古文为“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饰”，第二个“文”才是文字、文章。所以“文言文”实际上是“用修辞饰过的语言写的文章”的意思，是和“白话”相对应的一种文本文体。就好像今天咱们说话和讲话稿之间的区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所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现在普遍的理解是用“言”代替文章，意思是“写的文章如果没有文采，那么也就得不到大家的喜欢”——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这句话背后是一小段春秋争霸史。
这句话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孔子引用了《志》上面说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想法，而进行调整、修饰是让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更清晰有条理、更具有说服力。
随后孔子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你说都不说，谁知道你想的什么呢？你说话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又如何能说服其他人呢？
为什么孔子会发这种感叹？那是有原因的：“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晋国是老大，郑国入侵陈国，是文辞的功劳。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言辞！
这里面有一段春秋争霸的小恩怨。而在这一章“襄公二十五年”里，实际上详细记叙了前因后果：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
晋国在晋献公时期崛起，“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继位后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称霸中原。当时共推晋为盟主，其他小国都臣服。所以有“晋为伯”的说法，“伯”就是老大。而郑国、陈国都是周朝分封的小国家，当时都归附晋国。
也正因为如此，在晋国看来，小弟之间是不应该互相攻击的。而子产虽然在攻击陈国后将大量战利品（国器）献给大哥（晋国），但是身着戎装，于礼仪上显得不恭敬，有些让人怀疑他是防备着晋国要为陈国做主对付自己的意思。
晋国当然觉得不恭了，虽然于自己是得利的一方，但是于礼仪、于公义，肯定需要指责子产，问罪于郑国。
而孔子说的“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就展现在子产的对答之中。
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
这一大段是陈述郑国为何要发动对陈战争。
一是因为陈国忘恩负义，联合其他国家发动灭郑的“东门之役”。这是报仇，在讲究“有仇必报”的时代，这是正当的，为自己的攻击行动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第二，为何要攻入陈国，夺陈国国器，那是因为陈国太可恶了。在当时，打仗是明明白白，你来我往，以实力说话，不赶尽杀绝，为君子之风，使用极端恶劣手段是被鄙视的。而陈国在东门之役中，“井堙木刊”，把树都砍了，把井都填了，这是要灭绝民生的手段，是坚壁清野、危害百姓的行为。
所以子产说，陈国的行为太无耻，简直就侮辱了当年周天子下嫁给他们的长女“太姬”，所以顺天应命，不打穿都不行！
发动战争的原因还真是无懈可击，有理有据，有德有功。
但是晋国士大夫也不好糊弄，就转而问其他：
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你郑国比陈国实力强太多，怎么好意思以大欺小？这在当时也是受鄙视的战争格式——因为不公平。子产怎么回答的呢？“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先王，这里应该是指晋、郑、陈共同的王，自然就是周天子了。先王说的，只要犯了罪，就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咱们先不说大小，难道小国家犯错就不追究了吗？既用周天子下压，又讲究逻辑辩证。子产的思路极其清晰，然后再干脆推翻“以大欺小”，这本来就不合理，而且你们都在干，凭什么指责我呢？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原来天子的领地不过千里，诸侯国的领地不过百里，可如今你们这些大国，占地何止数百里？你们的土地是长出来的？不吞并小国家，这不开玩笑嘛。
晋国大夫哑口无言，只好又转移火力，攻击他不知礼数，军装朝见：
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
子产在前面用周天子之名推翻“以大欺小”之论，而在应对“戎服将事”这个诘问上，就搬出晋文公来。晋文公重耳，就是发明寒食节的那位，流楚二十年，在城濮之役中，信守对楚的承诺，“退避三舍”，然后一战而定中原。而当时郑国先君武公、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的卿士。城濮这一战役后，晋文公发布命令，“各人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郑文公穿军服辅佐天子，以接受楚国俘虏献给天子，现在子产穿着军服，就是效法当年郑文公。
这是晋文公的命令，戎装越级献礼，看上去和当年的情形差不多，又隐隐中有把晋国国君当做周天子的吹捧意味。这一番话说出来，头头是道，无懈可击。
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士庄伯已经不能再质问，于是向赵文子回复。赵文子说：“他的言辞顺理成章，违背了情理不吉利。”于是就接受郑国奉献的战利品，也就是实际上默认了郑国对陈国的入侵行动是师出有名，合理合法的行动。
子产的这一番宏论，不但条理清晰，言出有据，同时巧妙地使用了周天子、晋文公这些更加上一层的领导的旧事、成典，完美地化解了晋国对他们的追责，将原本要承受的罪过轻轻松松消灭于无形之中。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就在这年冬天，子展陪郑国君入晋，感谢晋国对军事行动的谅解。而子西又一次讨伐陈国，签订协议，终于和平，或者说降服了陈国。
孔子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子产的“言之有文”发表了评价，认为子产的这一次答辩是“言之有文，行而远之”的典范。
而这个“文”，其实在这里，更多地是有条理、有道理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有文采、有修辞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不过今天来说，都无所谓。毕竟文学修辞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可能再回头去到没有文艺的原始风格中去了。
就好像毫无文采的说明书，行倒是行得远了（谁都能看懂），但是有谁爱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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