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内容就得等下期杂志了第七章密谋布局，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飞贼谍案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飞贼谍案三
后面的内容就得等下期杂志了
第七章密谋布局
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这段时间，迁往林森路的“蓝月亮咖啡馆”继续做情报生意，其中的一笔，与“特一组”侦查员们关注的那副象棋有关——
1948年8月，蒋经国出任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专员，监督执行国民政府公布的《财政紧急处分令》，蒋介石给他的指示是“取缔囤积居奇，疏导物资供应”。可是，老蒋也好，小蒋也好，都没有料到此次竟然出师不利，最终，蒋经国灰溜溜地返回南京了。
失利之后，蒋经国倒是对一应情况进行了复盘分析，总结出若干条原因，其中有一条是:如果早些时候组建了类似“铁血救国会”的团体，就有可能在此次赴沪行动中占据主动，及时获取情报，发现不利苗头。
这里所说的“铁血救国会”，曾在前些年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中出现过。其实，所谓的“铁血救国会”只是个传说，据相关专家考证，民国历史上并无这样一个组织。不过，既然有传说，也就有现实的影子——
1948年春天，鉴于当时国内的形势对蒋氏不利，蒋经国利用自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的职权，在预备干部里考察挑选精英骨干，作为“党国”复兴的人才准备。由此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在这个小团体内部，就有了“青年铁血救国会”的称谓，不过也仅限于内部，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这就是《北平无战事》中“铁血救国会”的来源。
现在，小蒋痛定思痛，寻思倒不如吸取教训，考虑一下建立一个类似“铁血救国会”那样的秘密团体，由他亲自掌握。反正他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接触各地军队、政府、党部、特务机构中的青年干部属于正常工作，做成此事应该不成问题。当然，必须呈报蒋介石。他们是父子关系，这种呈报，就不必正儿八经弄一份报告了，口头说一下就是。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想法表示支持，父子两人共进午餐时，老蒋还有一番交代:接下来，可能要让蒋经国到台湾去历练，目前的形势是，即将开始的徐蚌会战(这是国民党方面的说法，即淮海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国民党在这场大决战中失败，那就要做好退往南方甚至台湾的准备。因此，蒋介石同意蒋经国着手组建这样一个秘密团体，一旦退守台湾，这个秘密团体就可以成为提前布局在大陆的棋子了。不过，以目前的局势，这件事不宜由蒋经国亲手操办，可以让靠得住的下属去办，也可以从“保密局”拉几个人过来效力。
蒋经国接触的那些预备干部中，就有在“保密局”或“党通局”(前身系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央统计局”，简称“中统局”;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任职的，现在还保持着联系。蒋经国的想法是，从他们中间物色可靠人选，首先前往华东地区的一些城市，物色、考察发展对象，让这些对象先行辞去目前担任的职务，在社会上消失，潜藏民间，类似“保密局”、“党通局”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潜伏的暗桩。这样做的好处，第一是迅速搭起了组织班底;第二是如果形势对国民党有利，战后这些人可以立刻作为骨干力量使用;第三，万一形势不利，这些潜伏力量也可以开展秘密活动，牵制共产党的精力。
蒋介石的想法则更深一层，那就是在“保密局”、“党通局”和“国防部二厅”之外，还有一支由他们父子直接掌握的秘密力量。蒋经国随即开始行动，物色了一个在“军统”干过，后又跳槽去“中统”担任科长的特务汪家俊。这人是奉化人氏，其父是奉化当地一名颇有名气的刻章匠，早年就跟蒋介石相识，蒋氏发迹后，特地派人回乡，找老汪为自己刻了几枚图章。汪家俊性格比较犟，遇事爱认死理，被蒋氏父子认为忠诚可靠，将其安排到“军统”。
不过，一个过于认死理的主儿是不可能成为优秀情报员的。汪家俊在“军统”没干多长时间，就有了两次过失。戴笠因其跟蒋氏父子的关系，不便处罚，就让毛人凤跟蒋经国商量，是否把他调离“军统”。蒋经国遂与在中统执掌实际权力的副局长徐恩曾说了此事。就这样，汪家俊从“军统”跑到了“中统”。
徐恩曾本打算安排汪家俊坐办公室，汪家俊却要求当外勤。徐恩曾寻思，戴笠就是因为你做外勤搞情报出了差错，才把你一脚踢出“军统”的，你来“中统”后还做外勤，再出差错怎么办?情报特工需要随机应变、圆滑变通，不符合“认死理”的汪家俊的性格，肯定不能让他干，权衡再三，干脆把汪家俊派到上海沦陷区，负责一个秘密交通站。
汪家俊在上海做了几年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倒还真没出过什么差错。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因感念汪家俊的“忠诚可靠”和特殊的同乡情谊，就将其调到国防部，当了预备干部局的一名科长。1948年春，蒋经国在预备干部中挑选精英骨干的时候，汪家俊也跟着一起张罗联络，对蒋经国的想法也比较了解。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特殊关系，把组建秘密团体的工作交给汪家俊，蒋经国还是比较放心的。团体组建初期的班底，也都是蒋经国考察过的，一共有十人，分别在上海、苏州、镇江、南京、徐州、济南、杭州、南昌、合肥、芜湖等地的军警特机构任职。他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交给了汪家俊，又分别给这十人各写了手谕，让他们自接到命令后两天内，必须秘密离开任职部门，主动消失，每个人在消失前，须将自己今后的联系方式留给汪家俊，再由汪家俊通过特殊途径转呈蒋经国。
这个特殊途径，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将那些联系方式由汪家俊牢牢记在脑子里;第二步，则须把这些信息用密写药水记录在小块的白绸之上，妥善保存。保存在什么地方?蒋经国有安排。
上海四马路(即福州路)278号住着一个名叫柳木神的男子，此人一手仿制精细木质古玩的手艺堪称鬼斧神工。汪家俊须找到此人，请他以急件方式制作一副内藏机关的空心中国象棋，不管开价多少，答应就是。另外，要设计一个跟寻常式样不同的棋匣，以便区别。记录那十人联系方式的小块白绸，就存放在空心棋子里，再具体一点儿，就是红黑双方的帅(将)士相(象)共十枚棋子之中。
蒋经国还叮嘱，对于这个柳木神，完全可以放心。这人不但是天下难觅的能工巧匠，跟蒋经国也颇有渊源。当初他从苏俄回国后，就由戴笠介绍相识了。蒋经国甚至已经做好打算，万一形势不利撤往台湾，一定要将此人连同家眷一起带走。
汪家俊当过秘密交通站长，已经养成了接到任务立刻行动的职业习惯。收到蒋经国指示的当天，他就前往南京，向南京的那枚“棋子”转达了小蒋的指令，然后搭乘夜班火车去了镇江，接着是苏州……之后一个多月里，汪家俊马不停蹄，跑遍了苏浙鲁皖赣五地十城。其时济南市已是“共区”，他化装混入，倒也并无惊险。
传达指令的同时，他也把十个人的联系方式牢牢记在脑子里。最后，汪家俊赶到了上海。上海住着他的一个表姐，是当时沪上一个有点儿名气的资本家袁先生的如夫人，因为跟正室关系不睦，袁先生斥资为其在徐家汇购置了一处房产，让她单独居住。表姐知道汪家俊从事的是什么行当，汪在上海主持秘密交通站期间，她还客串过几回地下交通员。抗战胜利后，汪家俊但凡路过上海，总要前往看望表姐，跟那位袁先生也熟悉。因此，这次去上海，他还是把表姐家作为落脚点。
为了方便他过来，表姐一直给他留着房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他完成了密写工作。那位柳木神也不负所望，仅仅三天时间，就把那副特殊的象棋做成了。汪家俊当场验货，果然是严丝合缝，毫无破绽。这天，是1948年12月2日。
当天，汪家俊兴冲冲返回徐家汇表姐家，不料乐极生悲，从三轮车上下来时，一不小心把脚崴了。表姐夫袁先生当时也在，即命其私家车司机送他去广慈医院看骨科。经检查，骨头没问题，不过伤了筋，得休养几天。汪家俊身怀机密任务，动弹不了，就没法儿完成最后一步——交货。从医院出来，他让司机把他送到南京路上的电报局营业所，往南京拍发了一份暗语电报，向蒋经国说明情况，请示是否由“东家”指定专人找他取货，或者由他差人送往南京。
该电报使用“原地候复”业务，即发电报人在电报局营业大厅里坐等对方回电。汪家俊在电报局等了三个小时，收到蒋经国秘书的暗语回电，让他指定专人把象棋送往南京。
于是，就轮到董友加出场了。这个董友加就是前文提及的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王宗鑫的姐夫。董是帮会人士，会些拳脚，曾经当过药材掮客，此时的公开职业是电车公司的一名修理工，同时还兼着一家武馆的教师。抗战期间，汪在上海主持“中统”地下交通站时，董是其手下的一个交通员。抗战胜利后，“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搞复员，汪家俊主持的这个交通站被撤销，但汪家俊根基深，自是没有失业的风险，其他特务就不行了。董友加得了笔复员费，自谋生路去了。
董接到老上司的电话，很是激动，即刻赶到徐家汇的一家小饭馆跟汪见面。他以为汪家俊是念及当年的袍泽之情，利用出差机会跟他叙个旧，几杯酒下肚，就向老上司吐露心声:在电车公司做得不顺心，活儿累，收人却不高;听说有同志已经被组织召唤“归队”了，不知老上司是否能帮个忙，让他仍旧回“中统”，现在听说已经改称“党通局”了?
汪家俊当然知道“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党通局”等特务组织为在大陆安插潜伏特务，对复退转人员进行“归队召唤”之事。但此刻他不可能跟对方说穿，只是点点头表示这个忙可以帮。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国民党节节败退的节骨眼儿，哪个前特务如果主动要求归队，组织上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董友加不知底细，见状窃喜，汪家俊则顺水推舟，说既然要归队，总得做点儿什么向组织上表示诚意不是?遂跟对方交代，委托他往南京跑一趟。
董是老交通，按以往的规矩，行动之前，他需要了解一个情况:“这趟交通是什么等级?”
所谓等级，就是某趟活儿的保密程度、执行难度、时间限制等情况的综合评估，以往地下交通站传递情报，上家都是要交代等级的，等级越高，情报的价值也就越高。此刻，董友加这么一问，倒是把汪家俊问得一愣，事先他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而蒋经国在电报中也没有交代。
汪家俊寻思，不可能再次去电请示南京了。蒋经国这等大人物交办的任务，原本就应该由自己这个经办人直接送往南京交差的。如果不是出了意外崴了脚导致行动不便，前面那份电报都是不必发的，再去一份电报询问，那简直是闹笑话。如此，就只能自己拍板了。好在他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越是这等机密任务，越是要举重若轻。
思忖片刻，他告诉董友加:“这件货是一副象棋，收货人是蒋经国先生……老董你不必紧张，这是经国先生委托我在上海期间给他顺手办的一件小事——他现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我的顶头上司嘛。其实呢，这算是私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等级之说，我估计是他准备作为礼品送人的。如果不是我的脚扭伤了，我就直接给他带回去了。这一扭，伤筋动骨一百天，还不知要捱到几时。所以我特意电报请示了经国先生，他也同意由你转呈。如果你非要定个等级，那就按以前的普通等级办理吧。至于时间，经国先生没限定，你今晚把象棋拿走，明天动身还是后天动身都随你。到了南京国防部跟预备干部局局长秘书联系，人家会告诉你往下怎么做的，是留在收发室，还是你送进去，听吩咐就得了。不过呢老董，虽然不是什么机密物件，但毕竟是经国先生交办的，千万不能搞砸了，这关系到我在经国先生面前的信用，当然，也关系到你能否归队，以及归队之后的安排。没准儿就因为跑这么一趟，你老董今后就飞黄腾达了呢!”
一席话说得董友加心花怒放，连汪家俊给他路费盘缠他都不要。汪家俊把钱硬塞给他:“照我们的老规矩办吧，交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切指令。”
两人分手后，已是晚上九点。汪家俊叫了一辆黄包车，却并未直接回徐家汇的表姐家，而是让车夫先去了附近一家邮电局(当时的邮电局昼夜提供收发电报服务)，往南京国防部发了一份暗语电报，告知任务已经落实，承办人是他当年开的“字号”里最得力的一个董姓伙计，足可放心。发完电报，方才回到徐家汇。
黄包车刚到表姐家门口，忽地一阵引擎响，一辆绿色摩托车倏然驶至。他暗吃一惊，寻思难道蒋经国有新的指令，把电报直接发到这边来了?表姐这住址，可是没人知道的，刚才拍发出去的那份电报填写的是假住址，不会是自己已经被组织上监视了吧……正狐疑间，却见那送报员扯开嗓门喊起来，原来收报人是表姐。大半夜来电报，看来表姐家出大事了!
果然，电报是表姐的宁波老家来的，就四个字:父亡速归!表姐为这封电报哭得死去活来，汪家俊拄着拐杖站在旁边，和表姐夫袁老板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好一阵，方才勉强按下了暂停键。袁老板示意娘姨取来毛巾，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和汪家俊商量如何应急。
先起草一份回电，请表姐的娘家亲人节哀顺变，告知这边明天就动身赶回去奔丧，由司机连夜前往南京路的电报局营业厅加急拍发。表姐这就收拾行装，准备次日出发。可是，由谁陪同呢?袁老板陪着肯定不合适，毕竟是姨太太，
当初娘家人听说表姐去给人家做小是坚决反对的，万一见了面娘家人再不给好脸，那就下不来台了。于是，袁老板就跟汪家俊商量，能不能由他陪表姐回去。
其实，即便袁老板不说，汪家俊也是有此打算的。他和表姐是姑舅表关系，亲戚中算是很近的，这种场合，他是必须到的，否则以后回乡就不好跟亲戚见面了;即便不回乡，他母亲也会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
汪家俊满口答应，袁老板自是松了口气:“家俊兄弟这趟是代表我去的。按说你的脚扭伤了，我本不该有这样的想法，更不好意思开这样的口，但这个时候，也只有你出面了。路上不方便，就让娘姨、包车夫一起过去，一应开销由我负责。估计走陆路是走不通的，杭州到宁波的那座大桥被炸断后，至今未能修复，那就只好乘海轮了。眼看就是冬至，回乡祭祖的宁波人肯定很多，船票紧张，不过你们放心，哪怕要花'黄白绿’(即黄金、银元和美钞)去买，我也肯定要搞到手。”
说罢，袁老板连夜联系朋友，托他们帮忙订第二天的船票。这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汪家俊绝对没料到，这一答应，竟是从阎王爷差来的索命鬼手里接过了一纸催命符!
次日，1948年12月3日傍晚18时45分，从上海十六铺轮船码头出发的招商局“江亚号”客轮，在长江口外横沙海域发生船体爆炸事故，该船所载的四千余名旅客中，逾三千人遇难，其中，就有汪家俊和表姐一行……
第八章失之交臂
“江亚轮”惨案发生的第三天，蒋经国方才意识到这桩活儿似乎不对头了，因为他一直没有收到那副特制的中国象棋。
“江亚轮”惨案，蒋经国当然知道，但他并不知晓汪家俊已经成为该惨案的一名苦主，和他的表姐一起沉到海底去了。他跟汪家俊通电报是12月2日的事，一般来说，汪指派的那个董姓属下最迟会在12月4日把象棋送到，可他一直等到12月5日深夜还没有消息。
那十枚棋子里的小块儿白绸上记载的内容只有汪家俊知晓。蒋经国曾关照过汪，那十个的联系方式一式两份，一份记在脑子里，一份密藏在象棋里，想想应该万无一失了，哪知象棋没有收到，汪家俊也没影了。如果汪家俊真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意味着那十名青年骨干就此失去了联系，他们假装失踪的动作也就白做了。继续往下想，此事的危害还不仅于此，一旦消息走漏，这副象棋落到共产党手里，那十枚棋子就会变成永远无法激活的死棋!
这事得马上调查!蒋经国致电与其私交甚笃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宣铁吾，要求连夜寻找12月2日曾在广慈医院骨科看过脚伤的汪姓患者。宣铁吾自然不敢怠慢，半小时后就有了回音:该患者在上海的住址是徐家汇天钥桥路326号，于12月3日上了“江亚轮”欲赴宁波，该轮启航不久即在长江口外出事，很有可能已经遇难。
蒋经国对于这个结果大感意外，当即要求宣铁吾指派可靠专人彻查此人的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前面已有交代，汪家俊把这副象棋交由他的老部下董友加专送南京，董友加为什么没送到呢?这里面自有一番缘由——
12月2日，汪家俊和董友加在徐家汇小饭馆的那顿晚餐，从谈事的角度来说，他是非常满意;但论喝酒，那是没有到位。董友加嗜酒，汪家俊的酒量倒也不差，但那天他还真是没有喝酒的心思。试想，他是拄着拐杖来的，脚伤还没消停就到处奔波，加之喝酒于康复不利，他哪敢多喝?他是来谈事的，谈完就走。而董友加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激动的情绪还没得到发泄，换句话说，就是没喝好。
巧得很，刚进家门，就看见小舅子王宗鑫。王宗鑫是来找姐夫挪头寸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姚桃花说你姐夫还没回来，几时回来也没有定规王宗鑫便在客堂里坐着等候。当下，董友加便邀小舅子喝酒。王宗鑫说自己是吃了晚饭过来的，董友加说晚饭吃了喝几杯也无妨，权当是为你姐夫我高兴一下吧。王宗鑫便知姐夫遇上好事儿 ，他怕姐夫一会喝多了没法跟他说告贷的 事，就先开口说要挪点儿头寸。一说金额，董友加爽爽快快就把钱给他了，更印证了王宗鑫的判断，姐夫果然遇到好事儿了。
姚桃花去外面的小店里叫了两个卤菜，又拿出瓶老酒，两人就在家里开喝。喝着喝着，董友加就喝大了，口无遮拦，透露了那副呈送蒋经国的象棋之事。若不是回家后先把那副象棋藏于卧室的隐蔽角落里，再拿出来有些麻烦的话，他十有八九会让王宗鑫开开眼界的。
次日，董友加一觉睡到中午，寻思得去南京办事了，但觉得脑袋晕乎乎的，似是宿醉未醒，转念一想，还是歇一天吧，否则在火车上打盹儿，没准儿会坏事。午后，他信步出门溜达，走不多远，劈头撞见了前同事小尹。
小尹是汪家俊在上海当“中统”地下交通站站长时的听差，不算“中统”的正式编制，相当于临时工。抗战胜利，交通站撤销，和董友加等特务一起被打发走了。董友加跟他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此刻自有一番亲热，董友加遂邀小尹去附近茶馆喝茶聊天。
这一聊，董友加意外获得一个信息，“保密局”“党通局”最近正在召唤旧人“归队”——这个情况董友加是知晓的，下半部分却是第一次听见——归队后留在原地不动，潜伏!
董友加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谷底，犹自有些不信:“确切吗?”
小尹压低音量:“不瞒您说，兄弟我已经归队了，拿到一笔钱钞，什么活儿也没派，让我潜伏待命。”
董友加寻思这下坏了，原以为“归队”后，像自己这样经历过抗战时期生死考验的角色可以得到重用，军衔晋升一级是没问题的，帮着指点指点新特务，跑交通听着简单，其实里面还是大有讲究的，行行出状元嘛。这差不多就是教官了，至少不会留在上海继续当地下交通员，肯定要随着总部去南方甚至台湾的。回头美国人出兵，自己随着大部队杀回上海，那就是有功之臣了。万万没想到，闹了半天，所谓的“归队”就是原地潜伏，这不是哄人吗!
这么想着，董友加就对去南京这趟差使不感兴趣了，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搞潜伏，那是玩命，划不来的，倒不如老老实实在电车公司做个修理工。可那副象棋怎么办呢?左思右想，干脆，退还给前上司汪站长吧。
他并不知道汪家俊在上海的住址。不过，这难不倒他。当初加入“中统”，他是接受过三个月的特工训练的。别看只有三个月，受过训与没受过训可是大不相同，加之几年地下交通跑下来，思维方式是常人没法儿比的。比如眼前这个老董，为了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找到老上司汪先生，他是这样分析的:昨晚在徐家汇见面时，汪先生是拄着拐杖出现的，说是白天崴了脚，去广慈医院检查下来，万幸没断骨头。一个扭伤了脚的人约见别人，又不方便让人家到他府上去，一般说来，肯定就在住所附近找一家饭馆了。因此，汪家俊在上海的住所或者落脚点，应该就在徐家汇一带。那就行了，先去广慈医院打听，如果医院里打听不到，再去徐家汇设法查摸。
广慈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从挂号处的病历架上(当时患者的病历卡是留在医院挂号处的)找到了汪家俊的病历，把上面的住址抄给了他。傍晚，董友加揣着那副象棋，垂头丧气地前往天钥桥路汪先生的住址，敲门不开，也没有人回应。董友加寻思看来老上司出去了，明天再来吧。
12月4日下午二时许，董友加再去天钥桥路。过去一看，大吃一惊，门前竟然放满了花圈，有人正在用油布、毛竹搭棚子，这是要办丧事啊! 一些邻里闲人和经过的路人围过来看热闹，一边看一边议论。董友加挨过去一听，原来这家的女主人昨天傍晚上了“江亚轮”欲往宁波奔丧，不料竟成了这场海难的遇难者，一同遇难的还有女主人的表弟，他的脚前一天扭伤了，本来应该好好养伤的，为陪表姐回乡奔丧，结果也殁了。还有人说，听说两个一起去的佣人也没了……
董友加转身就走。汪家俊突然遇难，他还来不及兔死狐悲，此刻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如何处理这副象棋上，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按照汪家俊生前的安排，把象棋送到南京去，可他生怕蒋经国忽然心血来潮叫他“归队”，那可就惨了;还有一个选择，不去南京，把这副象棋处理掉算了，反正汪家俊已经死了，料想蒋经国也不可能知道是谁负责跑这趟交通--这等差事，按说根本没必要让蒋经国知道谁是具体经办人。那么，怎么处理这副象棋呢?扔掉太可惜了，这么精致考究，想来值些钱吧，那就去卖掉?卖给谁呢?
“江亚轮惨案”发生的第三天，1948年12月6日午后，董友加走进了林森路上的这家咖啡馆，选了最里侧角落里的一副双人座头，要了一杯咖啡，取出一份报纸，不慌不忙，边喝边看。
作为抗战时期活跃在上海滩的国民党“中统”地下交通站的一名特务，董友加对“蓝月亮”当然不陌生，他传递情报的下家接头人有时候就是情报贩子，在“蓝月亮”交接很多次了。当然，抗战胜利后，由汪家俊主持的地下交通站关闭，董友加就再也没来过这里。
这天是阴天，空气湿冷，出门休闲的人不多，“蓝月亮”顾客寥寥。法国老板加尔比恩的经营方式有点儿令人不解，用一个中国成语来说，叫作“特立独行”。在生意清淡比较空闲的时候，喜欢自己动手调制不同口味的咖啡、饮料或者制作糕点，免费提供给顾客品尝。此刻，加尔比恩调制了一种据说是北欧口味的热饮，一份份端到每个顾客面前。董友加坐在角落里，他的免费饮料是最后一个送上的，在法国老板放下饮料后，董友加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加尔比恩一看便知，这个貌不起眼的中国人是同行，微微一笑，便在对面坐了下来。
董友加用沪语轻声问:“我有一件货，您有兴趣吗?”
加尔比恩脸上一直保持着得体的职业性笑容，没有回答，目光里却透出“愿闻其详”的意思。
“蒋经国先生的一副象棋。”
“象棋?”
“是他在上海请人定制的。”
加尔比恩微笑着缓缓摇头，准备起身离开，被董友加一个手势阻止。
“可能是蒋经国准备作为礼品送给某位重要朋友的，意义非凡啊!”
董友加欲将蒋经国派专人负责定制象棋，而那个专人却于前天傍晚在“江亚轮”海难中丧生之事作一番陈述，加尔比恩却以一个果断的手势将其打断，随即起身回到吧台。很明显，人家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董友加垂头丧气地离开“蓝月亮”，寻思是否有必要去典当行之类的地方撞撞运气。不管怎么说，这副象棋是蒋经国先生的，而且做得这么精致，肯定有收藏价值。
不知不觉中，来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正要穿过马路去对面的电车站，一辆黑色轿车驶过，在他侧前方停下等候红灯。董友加并未在意，经过车身一侧的时候，余光扫过轿车的后视镜，看到自己身后一家成衣铺子里闪出一个人影，黑色西装外面罩着一件米色风衣，头戴黑呢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盯着他的背影，脚下快速移动，正在朝他逼近。
这副作派，明明是以前租界捕房包打听、警局便衣、“军统”“中统”以及“七十六号”特务同行的路数嘛!几乎是同时，身旁轿车的后门被推开，一条腿从车里伸了出来。董友加不由得一个激灵:这是要对我实施绑架啊!
毕竟有过抗战期间搞地下交通的经历，董友加也曾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下意识的反应还是有的。他一个箭步靠近车门，双手发力，打开一半的车门又被他猛地推了回去。刚刚伸出一条腿准备下车动手的家伙可就惨了，那条腿不说被夹断，至少也是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了。随即，董友加从车尾方向窜过马路。这时间拿捏得极准，待身后的“米色风衣”缓过神儿来，拔出手枪，董友加已经在路人的惊呼声中消失在马路对面的一条弄堂里。
侥幸脱身之后，董友加重新梳理了刚才的惊险一幕，发现自己在盘算此事时疏忽了一个细节——汪家俊打发自己往南京呈送象棋的情况，他肯定是报告给了蒋经国的，蒋经国等不到这件货，估计给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可能是“保密局”“党通局”，也可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之类)下了命令，让查明他董某的下落，予以缉拿。这当然是为了那副象棋，而不是针对他姓董的这么个小人物。想到这一层，大冷天的，董友加的后心竟然被冷汗湿透了:乖乖，这副象棋名堂不小啊!幸亏没卖给加尔比恩那个法国佬。
再说“蓝月亮咖啡馆”的老板加尔比恩，拒绝董友加之后没隔几天，他就后悔了。
倒不是他参透了这副象棋里的秘密，而是意识到这副象棋很可能真如董友加所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不仅仅是它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情报价值。跟董友加打交道的时候，自己过于主观，过于自信，居然看走了眼，结果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擦肩而过。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加尔比恩改变了想法呢?这就要说到蒋经国委托宣铁吾部署的行动了。
当时蒋经国对宣铁吾的要求是，找到如此这般一个人，追查那副象棋的下落——当然没说棋子里藏着什么东西，宣铁吾也不会问，然后连人带物一并解送南京。为了完成蒋经国交办的任务，宣铁吾调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对
于侦缉大队的特务来说，要调查这么一个人不算难事，因为蒋经国已经给出了大致的寻找范围——姓董，曾在汪家俊主持的“中统”秘密交通站干过，汪在拍发给蒋经国的电报中，对此有过交代。
有姓氏有履历，那还不好找?侦缉大队很快确认了董友加的身份。原准备守在董的家门口，等他外出时伺机抓捕，行动方案上报宣铁吾，宣却认为不妥。如果董友加矢口否认怎么办?汪家俊已死，死无对证啊。所以，他要求人赃俱获。
其实，侦缉大队的特务头天下午就开始对董友加的跟踪了，只是董学艺不精，没发现罢了。第二天上午，特务又跟着董友加来到林森路，眼见他进了“蓝月亮咖啡馆”，而且肩膀上还挎了个电车公司的帆布工具包，估计他应该是来跟“蓝月亮”的法国老板洽谈转让象棋事宜的。一名特务假装顾客，也进了咖啡馆。看董友加和加尔比恩交谈的情况，大概是没有谈拢，董友加又背着帆布包离开。
由此，特务确信董友加的这个帆布工具包里有货，遂决定行动。哪知临门一脚阴沟里翻船，竟然被董友加识破，让他顺利脱身了。这下，侦缉大队的面子没地方搁了。经过反复研究，特务认为董友加很有可能还会去“蓝月亮”找法国老板洽谈这笔生意。当然，不必再跟踪董友加了——以董的特工思路，最近他肯定不会回家，也不会去电车公司上班，想跟踪也找不到目标，只要盯住“蓝月亮”即可。哪知，连续盯了几天，没候着目标，反倒让咖啡馆老板兼情报贩子团伙头目那双比老狐狸还厉害的眼睛窥破了玄机。
加尔比恩对于咖啡馆周边的异常迹象作出了精准分析。“蓝月亮”兼营情报中介，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不论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国民党方面的特务机构，甚至苏美英法等国在上海的谍报人员，都跟“蓝月亮”打过交道，国民政府也好，日伪政权也好，都默认“蓝月亮”也即“蓝海洋”的存在，更没有哪一方下达过搜查“蓝月亮”或者到咖啡馆抓人的命令，哪怕是监视，也要费尽心思，做得不过于明显，否则没人去“蓝月亮”了，情报交易还怎么搞?
可是最近几天，“蓝月亮”对面的马路边却出现了不叫卖的地摊，不拉客的黄包车，以及看似在等公共汽车却从不上车的路人，这就不得不让加尔比恩怀疑，难道有人在动“蓝月亮”的脑筋?左思右想，他终于把这些可疑迹象与前几天来兜售所谓“蒋经国的象棋”的那位顾客联系起来。
想到这里，加尔比恩吩咐妻子兼助手邬金子把12月7号的报纸拿来，他记得那天的报纸上曾刊登过一则社会新闻，上面说的是一起“路人袭击轿车乘客案件”，事发地点就在距离“蓝月亮”不过数十米的十字路口。当时加尔比恩看过也就看过了，不曾多想，此刻发现咖啡馆似乎受到了监视，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兴趣。细读一遍，新闻中所说“路人”的身高、衣着以及挎着一个帆布工具包的特征，跟那个意欲出手象棋的顾客相符。再往下看，报上说受到袭击的轿车乘客小腿遭到车门的严重挤压，当即送广慈医院急救去了……
加尔比恩示意邬金子:“看看这个新闻，往医院挂个电话了解一下后续情况。”
邬金子随即往广慈医院打了电话，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个乘客小腿骨折，打了石膏后却不肯住院，也谢绝了医院方面要为他报警的建议，由司机陪同着匆匆离去了。他在病历卡上留下的姓名是“邢汉成”，加尔比恩认为这应该是个临时为应付医院起的假名字，没有调查的价值。
至此，加尔比恩已经完全断定，那个顾客打算出手的中国象棋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这几天在咖啡馆周围晃悠的家伙，多半是国民党方面的特务。
第九章特殊顾客
一不留神看走了眼，加尔比恩懊悔不迭。连续几天，他都在考虑这事是否有挽回的可能。还没想出个结果，传来了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形势逼人，那副中国象棋注定与己无缘，那就只好由它去了。现在，他必须认真考虑中共占领上海后，“蓝月亮”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咖啡馆当然可以继续经营，但“蓝海洋”的前景可能就暗淡了。他没听说过北方那些已经被中共占领的大城市的同行有继续做情报交易的。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中共肯定要把这种交易者作为敌特间谍对待。不过，以加尔比恩的政治经验，他估计一开始不至于那么严厉，对待外籍人士涉及谍案的，多半是驱逐出境了事，毕竟中共刚执政，必须考虑国际影响。待中共的江山坐稳了，可能就不一样了。
既然没前途，那就只好去境外经营了。加尔比恩自认为是天生搞情报的料，对这个行当，他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结，如果让他收手，恐怕活着就没啥意义了。反复权衡的结果，加尔比恩决定届时视情而定，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去香港。为此，他特地致函香港的一位法裔美籍好友，请其代为物色房屋，免得届时大陆情势吃紧，匆匆忙忙跑到香港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之后局势的发展，果如加尔比恩所料，上海很快解放，对所有不符合新社会规范的现象，或整顿改造，或严厉打击，连世界各地司空见惯的妓院也被列入取缔范围，更别说“蓝海洋”这样的情报交易平台了。不过，可能由于这种平台在上海滩属于凤毛麟角的稀罕行当，或者中共当局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反正上海解放以来，还没有任何部门任何人来找过加尔比恩。加尔比恩则吸取“象棋事件”的教训，每天留意咖啡馆周围的情况，并未发现受到监视的迹象。如此，加尔比恩就没有急着往香港搬。当然，“蓝海洋”的业务只能停下来了。
加尔比恩以为“蓝海洋”跟那副失之交臂的象棋已经没有关系了，没想到，命运却偏偏又把那副象棋送到了他的眼前。
这天，咖啡馆来了一个以前“蓝海洋”的老主顾莫先生。这人的底细加尔比恩清楚，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上海区(“军统”当时在上海设有上海区和上海站两个机构，上海站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境域，上海区则包括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界)的骨干情报特工，名叫莫瘦杰——这当然是假名，真名加尔比恩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莫瘦杰在抗战胜利后就不见踪影了，据说去了美国。加尔比恩相信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他知道莫先生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非常流利，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用英语、法语写文章，那就不是一般水平了。战后，国民党非常重视海外情报的收集，“军统”及改组后的“保密局”必然会加强海外站的力量，这位莫先生无疑是派驻海外的合适人选。可是，不知何故，这位原本以为远在美国的莫先生此刻却突然像幽灵般冒了出来。
莫瘦杰的出现，让加尔比恩暗暗吃惊，甚至还有些许忌惮。此人肯定是中共反特机构榜上有名的角色，也许正受到公安便衣的监视，这种情况下，他跑到“蓝月亮”来，无疑会使中共方面产生想法。不过，加尔比恩既然是干情报这一行的，就要遵守行规，他不能因此拒绝接待莫先生，更别动什么告发的念头，否则，在这个圈子里就没法儿混了。
以往的经验告诉加尔比恩，莫瘦杰明知“蓝月亮”的贾老板(加尔比恩有个中国名字叫贾有为，故一些老顾客称其为“贾老板”)清楚他的身份，这当口儿还敢登门，料想已经摸透了自己的心理，不担心被告发。既然自己没有跟他划清界限的心思，那就作为寻常顾客接待吧。
此时咖啡馆里没什么顾客，加尔比恩照老规矩，亲自给顾客端咖啡。莫瘦杰对他说:“贾老板啊，您这家咖啡馆原先是开在九江路的，搬到淮海路以后，我还从没来过呢!”
加尔比恩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打哈哈:“呵呵，欢迎莫先生光临敝店!”
莫先生还以“呵呵”:“咱们算得上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啦，不知贾老板可否让我去您的调理间参观参观?”
加尔比恩寻思，人家把话说到这分儿上了，看来确实有事，而且必定是跟“蓝海洋”有关的业务。作为一个情报贩子，加尔比恩不禁起了探究之心。
“那就请莫先生移步，我们去里间喝咖啡吧。”
莫瘦杰此次上门果然有事，而且此事与之前跟加尔比恩失之交臂的那副象棋有关。两人在里间坐定，莫瘦杰有滋有味地抿了口咖啡:“兄弟想向贾老板打听一个人，姓董名友加，听说也是‘蓝月亮’的主顾，不知阁下是否记得?”
加尔比恩自然是见过董友加的，不过，并不知晓他的名字，于是摇头:“没听说过。”
“咖啡馆接待过的顾客多如牛毛，没听说过名字也正常。我这里有一张照片，请贾老板过目。”
加尔比恩只扫了一眼，就认出此人便是1948年底前来咖啡馆打算出手象棋的家伙。
“这人我见过。”
莫瘦杰随即道明来意:“有人托我寻找这个姓董的朋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知贾老板有没有兴趣?”
加尔比恩微微一笑，这笑容有点儿高深莫测，很容易让对方认为他对寻找董友加的内幕已经了如指掌了。莫瘦杰虽是资深情报特工，也被法国佬的表情弄得云里雾里:“贾老板有何见教?”
“不瞒莫先生说，我是在想，你找人是表象，这位朋友身上藏的东西，才是阁下的目的吧?承蒙阁下看得起，不妨把目的告知，以供敝人作为是否接这单生意的参考。”
“贾老板果然名不虚传，佩服!”莫瘦杰一边说着，一边打开随身的褐色牛皮提包，取出一个信封递过去。
加尔比恩江湖经验老到，并没有伸手接信封，而是做了个手势，让莫瘦杰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莫瘦杰照办，信封里是一沓放大的黑白照片，里面的场景加尔比恩再熟悉不过，就是他这家咖啡馆，人物就更不用说了，主要就是两个——他和董友加对面而坐。加尔比恩一张张看下来，临末看到信封背面的一行黑色钢笔字: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六日。
加尔比恩并不知道当时被人拍下了这组照片，但也不感到奇怪。他把照片收好放进信封:“请往下说。”
“有一副象棋在这个董友加手里，我受某方委托，务必拿到这副象棋，不知贾老板是否有意小试身手，酬劳是三十两黄金。先付一半，另一半见货即付。”
加尔比恩沉吟片刻:“时限?”
“三月为期，从今天开始计算。”
“成交!”
莫瘦杰取出三根“小黄鱼”(旧时对五两金条的俗称)推到加尔比恩面前:“一言为定!”
“有急事应该怎样联系”
“你在门前玻璃窗上贴出‘新到港运巴西咖啡，欢迎品尝’的彩纸告示即可。”
临走，莫瘦杰叮嘱:“贾老板是情报专家，如何开展这项调查，敝人没有开口的资格。但有一个情况必须告知，这位姓董的朋友，抗战期间干过‘中统’，战后复员，到电车公司做了一名修理技工。上次他到您的咖啡馆和您见面之后，即与跟踪他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便衣发生冲突，侥幸逃脱。此后，这人就失踪了。
最近加尔比恩特别需要钱，而且最好是“黄白绿”，因为他想把“蓝海洋”的业务连同“蓝月亮”都挪到香港去经营。
按说他之前经营“蓝海洋”，着实赚了不少钱钞，但他已经分别把这些钱钞转移到法国和香港朋友那里去了。据最近传来的消息，这两大宗钱款都发生了问题。在法国由其弟弟代为鼓捣股票、期货的那些，由于其弟卷入了一桩经济案子，已被法院冻结;香港那位拥有美国国籍的法裔挚友，没打一个招呼去了华盛顿，然后就联系不上了，这当然是“大事不妙”的预兆。
自打上海解放后，“蓝海洋”还没做过一笔情报业务，咖啡馆生意清淡，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即便迁到香港，也只能是“蓝海洋”的原始班底(他和邬金子、黎成寺)过去，另外三个外勤情报员武安宾、罗雪海、许顺发，暂时就没办法了。作为老板，加尔比恩认为自己有义务在离开前给他们三人留下一笔费用，权作生活补贴抑或遣散费。可钱从哪儿来呢?
莫瘦杰的出现，证实了之前加尔比恩对那副象棋的判断，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挣钱机会。他权衡再三，决定冒险一试。
当天晚上，“蓝月亮咖啡馆”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加尔比恩把妻子邬金子和黎成寺叫过来，说了说白天跟莫瘦杰见面的情况。那二位对“蓝海洋”业务的积极性，那是没得说，听说加尔比恩接下了上海解放以来的第一笔生意，而且有三十两黄金的酬劳，更是兴高采烈。
那么，这个活儿该怎么做呢?三人讨论下来，决定立刻着手调查董友加的下落。上海已经解放，“蓝海洋”外籍人员的活动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在，不宜由他们三个出马，故让黎成寺连夜通知“蓝海洋”的另三个成员，让他们出面寻找董友加的线索。
武安宾、罗雪海、许顺发三人接受指令后，次日即分头打听，可是，一连数日，那三位并无任何发现。
加尔比恩寻思这活儿似乎不大顺手，便指示黎成寺利用每周一、三、五、六晚上去南京路著名的永安百货公司附设的“大华舞厅”演奏小提琴的机会，悄然向以前跟“蓝海洋”有过情报交易的熟人打探消息。
黎成寺只读过三年小学，但绝对是一个聪明人。他除了武术了得，在文的方面，语言能力颇强，母语越南话自不必提，汉语也是自小就掌握的，还能熟练使用法语和英语，邬金子投奔“蓝海洋”后，他又学会了日语;此外，他对音乐也非常有感觉，原先就会几样西洋乐器，到了上海之后，又学会了中国乐器二胡、琵琶和笛子。
他的小提琴演奏更是达到了专业水平，抗战前期沪上租界还存在的时候，曾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团(解放后成立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请去临时顶第二小提琴手的班。顶了半个月，人家干脆请他留下做交响乐团的专业琴师。被他婉拒。这么一来，沪上各舞厅的乐队都知道“蓝月亮咖啡馆”有一位技艺不凡的洋琴鬼，但凡哪家舞厅的小提琴手因故无法演出，就请黎成寺前去救场。加尔比恩出于“蓝海洋”业务的考虑，对此十分支持。搞情报，说白了就是建立各种关系。后来，随着黎成寺名声渐起，不但经常到各种舞厅演出，还成为一些有钱人家少爷小姐的家庭音乐教师。
解放后，“蓝海洋”的业务暂停，黎成寺的音乐生涯却没有结束，被永安公司“大华舞厅”聘为钟点琴师，每周去四个晚上。舞厅之类的场合，鱼龙混杂，是获取各种小道消息的绝佳场所，因此，加尔比恩叮嘱他，可以借机打听一下董友加的下落。
一个星期后，黎成寺从一个舞女那里打听到一条线索。这个舞女的丈夫何某跟董相识，经常一起赌博，1948 年底那段时间，董手气不佳，欠了不少赌债，债主中就有何某。迟迟不见董友加还钱，何某就到董友加供职的电车公司去找，不料被告知，董友加很长时间没来上班了，招呼都没打一个。再去董家索债，可董家早已人去屋空。向邻居打听，都说不知道。
加尔比恩灵机一动，让武安宾、罗雪海、许顺发三个围绕董友加的赌友寻找线索。如果是在解放前，那应该是没有难度的。可现在上海已经解放，以前常和董赌钱的那伙人——旧军警宪特、帮会人士、地痞流氓、娼妓烟鬼，早就销声匿迹了。三人找了几天，都觉得这条路也行不通。
就在加尔比恩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进了“蓝月亮”。这个电话对加尔比恩来说，就好比一个迷路者忽闻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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