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汉语里，“三”“九”有时候并不是实指“2 1”“5 4”，这是学过古汉语的人都知道的。像下面这些三、九就都是虚指，表示“多”：
子在齐闻《韶》（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陈年的艾草）也。（《孟子·离娄上》）
三折肱（小臂），知为良医。（《左传·定公三年》）
〔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逍遥游》）
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飞。（王粲《从军诗》）
白发三千丈，缘（因为）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
肠一日而九回。（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伪古文尚书·旅獒》）
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韩愈《上张仆射书》）
但是，有关数目字意义的虚实问题，有两点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而又跟阅读古书很有关系的。
第一，表示“多”这一观念的，不只是“三”与“九”。
“五”可表示多。例如古人认为人有五福，法有五刑，味有五臭（xiù，绣。气味），食有五谷，医有五药，声有五音，爵有五等，毒有五种。更为明显的是，帝王祭祀名山，定泰、华、衡等五山为五岳；天子所坐的车有五种，称为五辂（又作五路）；同宗服丧关系以五服为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终止）”。这些，都是减一不为少、增一不算多的，不多不少，之所以定为五，是古人以五为满数。
社稷坛的五色土
“四”“六”也可以表示多。例如古人所祭有六宗、六神，讲规矩有六法，事物有六事、六物，此外还有六气、六畜、六乡、六行等等。这些都包含哪六种，自古即说法不一，可见当初定其数为六时，未必就有确指，不过是说个大数而已。
至于百、千、万代表多，就更为人所熟知，例如秦缪公以子车氏弟兄殉葬，人们唱道：“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经·秦风·黄鸟》）百无聊赖、百思不得其解、百般无奈，以及千篇一律、千呼万唤、千恩万谢、千军万马、千夫所指、万象更新、万众一心等等，无不泛言其多。
第二，数目字之所指应该是最确定无疑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情况呢？这就要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
人类认识数目，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当然只知道“一”。大约有一个阶段人只能数到三，在当时人的认识中“三”就是个大数。《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前两句的意思是对的，“成于三”却很含混，但司马迁注意到一、十、三的关系，接近了人类识数的规律，是很了不起的。
以“三”为“多”，除了上文所举的语言方面的例子外，从文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以
为手、以
为趾、以
为木等，都是以三叉表五指（趾）或众多的树枝，
（三个人字）表众人并立，犇（bēn，奔）表奔跑，磊表众石，焱（yǎn，眼）表火苗，矗（tà，沓）表快速说话，劦（xié，协）表一齐用力……这些都说明以“三”为“多”深深印进了民族的意识之中。
以“四”为“多”应该稍晚，这与数学的进位观念有关。现在通行的十进位制形成更晚，在这之前，恐怕有过四进位的阶段。先民可能是从一年有四季、人有四肢、空间有四方等等现象受到启发，把四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这一方法推广到其他方面去。例如一车驾四马，以“驷”计车；皮革四张为一“乘”；称中国为四海之内；井田制以四井为邑；军队二十五人为两，四两为卒；一日夜分十二时，每时分四刻；二十八宿分为四组，称为四神，春秋时齐国量具以四豆为区（ōu，欧），四区为釜。四进位也可能是二进位的推衍。大家知道，《周易》和现代计算机同是二进位，二而一一。两个“一”也就是四，所以《周易·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
“九”成为表“多”的数字，是在人们对数字的认识相当深入的时候。中国古代的人以“九”为阳数，是数之终了，因为“九”只要再加个一，就又回到了“一”（不过已经是进位后的一）。可见以“九”为“多”，与十进位的确定很有关系。
正是因为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对最大数的掌握是逐步发展变化的，各个时代的数字观念有所重叠交叉，因而作为人们生活和观念的记录，文献典籍把这些似乎相互不能包容的现象都同时保存下来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动态的东西在文献中沉淀下来，以平面的形式呈现在后人面前，难怪懵住了不少人，包括古代的大经学家们，对一些三呀六呀九呀挖空心思去考证，非要弄清楚确指是什么方才罢休。
“三”也可以表示“少”。
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问我：《愚公移山》中“荷担者三夫”一句中的“三”，一般选本都注译为“三个”，似乎不妥，是不是理解为“多人”更好？
《愚公移山》的原文是这样的：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通观全文，处处是神话色彩，朦朦胧胧，愚公连个姓也没留下，还不如那位刚刚换牙的小男孩。就说这里所引的几句，先是其妻提出两个问题：劳力和移置的场所。得到的口头回答只是后一点，劳力问题是用事实回答的：“子孙荷担者三夫”和京城氏的“遗男”。这并没有解决其妻之疑，也是下面智叟出场的铺垫。在通篇含混的笔法中唯独劳力的数字咬实，确实不大协调。那位语文老师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但把这个“三”理解为“多”也不合适。依我看，这个“三”是表示少，全句是说愚公率领着不多的几个强劳力。
这样理解有没有根据呢？
我们已经说了“三”的“多”义。对这一点，人们谈得多，用以解释文言中的“三”字的注释也常见。这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对于“三”表示“少”这一面却很少注意。例如修订后的《辞海》《辞源》和台湾地区的《中文大辞典》等大型辞书，以及一般的古汉语字辞典，在“三”字下只列：①数目字，2 1；②表多数。这大概是因为清代学者汪中的《释三九》一文只强调了“三”的“多”义这个主要方面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文献中“三”字的用法，只认准“2 1”和“多”这两项，有时就讲不通。例如：
（1）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
（2）毛先生（毛遂）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又《平原君列传》、《留侯世家》等文也说到过“三寸舌”）
（3）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扬雄《答刘歆书》）
（4）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淮南子·说山训》。《战国策·秦策》也有类似语）
（5）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也？”（《列子·杨朱》）
（6）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之渴。（《尉缭子·治本》）
（7）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世说新语·言语》）
（8）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胡诠《上高宗封事》）
对于第一例中“三”户之所指，古代注释家都想把它“落实”，于是为此争来争去。其实这句活不过是说“楚人怨秦，虽三户，犹是以亡秦也”（见《史记集解》）。第二例中的“三寸”是个“近似值”，说“三”，也是言舌小，这就和其功效之大（“强于百万之师”）构成强烈的对比。现在我们还说“三寸不烂之舌”，试体会一下其语感怎样？第三例也说“三寸”，指的是毛笔的头。毛笔的长度本应以笔杆为准，现在只计笔头，也是言其短小轻便。例四“三人为市虎”的含义，可以用《战国策·魏策二》所记载的一段故事加以注释：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可见这个“三”有最多不过三的意思，是使无变有的最低数字。
例五的“三亩”与“天下”形成对照。因为古代“一夫百亩”，古代亩小，百亩约合现在的二十多亩。在生产力低下的当时，“百亩”才能勉强维持五口之家的温饱。梁王要说明杨朱是在说大话，当然要以轻而易举的事例跟杨朱说的治天下极易进行对比，约合现在一亩来地的“三亩”乃极言其小无疑。例六的情况与此略同。第七例的“三日不读书”，无异于说士大夫不可间断了读书。如果改为说“一日不读书”，则下文“面貌可憎”云云就言过其实了，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可能无一日中断，如果说“二日”，则又嫌过于实在；还是说“三日”为好，利用了人们把“三”当作“少”的代表的心理。最后一例自不待言，三尺，言其幼小也。
看来，“三”在虚指时有“少”义这是确定无疑的。这样，不但《愚公移山》中的“三”字得以解决，就是像下面这类习见的例子，也应该重新考虑：
（9）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10）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历来人们都不给这两个“三”字下注，似乎都被视为确数。其实孔子是说学无常师，老师就在你身边，哪怕三个人在一起，另外两个人中也必有可学习的。“三人”是可供选择的最低数字。如果说“二人行”，除去自己就剩下了对方一人，无异于说“人人皆师”，这并不符合孔子的社会观和伦理观。从表述上说，这里用“三”最准确。第十例的“三二年”，现在也还在说（有时说“二三年”），也就是下句“未为久”之意，也并不是非三即二的确数。
其实以“三”表“少”，在今天的语言中也还有，只是人们不大注意罢了。例如说“三寸金莲”，言旧时妇女足缠得小而已，“三寸”也是模糊的，三寸五、四寸也包括在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言其少，“两天”反而显其多，“三心二意”、“三斤半鸭子二斤半嘴——多嘴多舌”、“三两棉花四张弓——细细地弹（谈）”等等情况略同。“保定府三件宝：铁球、面酱、春不老”，“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兀剌草”，“沁县三件宝：鸡蛋、瓜子、王阁老”，数宝都以“三”为限，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些“三”是确指，似乎里头也带有言其多的意味，其实不然，还是言其少：物以稀为贵，说宝只有三样，这才值得骄傲（其实连这个“三”都有凑数的成分在），如果说“沁县千件宝”，也就不“最最最”了。
一个“三”字，既是“2 1”，又表“多”，还表“少”，生在千百年后的我们，遇到古文中的实际材料的确不好分辨。细想想，还是可以琢磨的。一个事物总有个比较合适的量（包括长度、数量、分量等等），“三”超过了它，即言其多；不足，就是说其少了。移走太行、王屋二山，推翻秦王朝、一般女子脚的长度等等均非三夫、三户、三寸所能满足，偏说“三”，用意就显然了。
既表“多”又表“少”是矛盾的，但是仅就古代语言自身而言又是合理的：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当先民刚刚识数，还不能数到十时，“三”就是个大数；待数目掌握得多了，生活中的事物动辄以千数、以万数时，“三”又几乎是最适合表达“少”义的词儿了。这里头有辩证法。
这篇有趣的文章，出自许嘉璐先生之手，收录于《古语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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