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韩信，关于他的故事后人并不陌生，尤其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号，淮阴侯。
但是对于韩信是如何从楚王降级成为淮阴侯，却一直在史书中扑朔迷离，为何？
因为楚王韩信虽然只是一个诸侯王，受到皇帝刘邦的管辖，看似可以轻易处置，但也正如当时皇帝刘邦与臣子陈平的对话：
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陈平问：陛下的军队和楚王韩信的军队谁的更精锐强大呢？）
上曰：“不能过也。”（刘邦回答：我的军队比不过韩信的军队精锐强大。）
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陈平问：陛下的将领中有能够比得过楚王韩信的吗？）
上曰：“莫及也。”（刘邦回答：肯定是比不上的。）
如上这段对话内容，单就从刘邦所谓的“不能过”和“莫及”这两句话中便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楚王韩信确实是兵强马壮，而且是作为皇帝刘邦所不能正面对抗的存在。
虽然这里的对话，大概率上就只是太史公自行编写的，但是对于楚王韩信及其下属军队的强大，想来当时人应该是有共识的，否则史家也不可能会如此夸张的编造。
当然了，对于楚国的强大，自然还有一个客观背景存在，那就是楚王韩信所拥有的楚国，确实也是当时汉帝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一个诸侯国。
虽然史书中从未真正详细记载过韩信楚国的面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根据相关内容做一个推算。
首先是楚国的都城，按照史书中的记载：
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史记·淮阴侯列传》
可见当时韩信楚国的首都是在下邳，而下邳在哪呢？
下邳在原秦国东海郡境内，因此秦东海郡全境自然都为楚王韩信所有，那么楚国是否还有其他郡县呢？
再看楚王韩信被剿灭后，刘邦在原楚国地区进行的重新规划：
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汉书·高帝纪》
关于这段记载中的内容需要说明三点：
第一，这里的韩王信是指的韩王韩信，与楚王韩信不是一个人。
第二，东阳郡和郯郡分别为原东海郡的一部分，属于后来分割的郡县。
第三，当时的砀郡并非新楚王刘交所有，而是由梁王彭越所领，这里应该是史书误记。再按照《汉书·楚元王传》中记载的“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则实际上的新楚国在没有砀郡的情况下，应该是多了原四川郡（俗称泗水郡）的一部分组成的新彭城郡。
如此综合史书记载和相关论述的情况下，则可以判断出在楚王韩信覆灭后所建立的新楚国和荆国，总共拥有多达八十九县的地盘。
那么是否认为，原韩信楚国就拥有多达八十九县的庞大领土吗？
虽然目前没有绝对的证据可以证明都为原楚国地盘，但是按照之前刘邦的承诺：
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汉书·高帝纪》
则“陈以东傅海”地区，自然便是新的楚国和荆国所在的所有范围，故而基本可以认定，韩信楚国所在地盘便是拥有足足八十九县的庞大疆域。
而再看之后汉帝国所分封的最大诸侯国齐国有多少领地呢？
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汉书·高帝纪》
所以说，即使是后来巅峰时期的齐国，也不过才拥有七十三县。换言之就是，如果韩信依然为齐王，也才不过七十三县的地盘，而改封之后的楚王，便可拥有足足八十九县，真可谓人臣封赏之极。
因此从这一方面讲，韩信会接受楚王的封赏，确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一方面楚国是韩信的家乡，一方面韩信的实际领地其实是进一步扩大的，所以没有道理不接受。
那么面对如此强盛的楚国，想要直接拿下楚王韩信，自然就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在史书中，才有了所谓刘邦和陈平的讨论。当然了，实际上面对那时楚国的复杂变故，真正参与大讨论的又不只有刘邦和陈平两人。
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汉书·高帝纪》
如上记载，这里描述的是，在接到楚王韩信有谋反意图的消息后，刘邦问“左右之人”，如此这里的“左右之人”其中自然就包括了陈平在内。
而《汉书·陈平传》中则又明确了这个“左右之人”到底有哪些人：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汉书·陈平传》
显然这个“左右之人”还包括了刘邦麾下的诸多将领，那么这些将领又是什么意见呢？
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汉书·陈平传》
诸将的意见很明确，那就是直接派兵拿下楚国，坑杀楚王韩信。
对于这里的诸将有可能是哪些人，目前确实已经无法准确获悉了，但是从之后参与擒拿的人员中，或许可以推断出一二。
下列相关参与捉拿韩信的人员史书记录：
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汉书·樊哙传》
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汉书·夏侯婴传》
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汉书·灌婴传》
从至陈，取楚王信。《汉书·靳歙传》
上因随以行。行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汉书·陈平传》
阳羡侯灵常：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几，破之，徙为汉大夫，从至陈，取韩信，还为中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以上，这是目前可以从史书知道的明确参与了捉拿楚王韩信行动的人员，分别为将军樊哙、太仆夏侯婴、车骑将军灌婴、骑都尉靳歙、护军中尉陈平和大夫灵常。
那么这六人中到底会有谁恨不得将韩信“亟发兵坑”之呢？
夏侯婴是最早发现并举荐韩信的，自然不可能。樊哙之后对待没有权利的韩信都能“趋拜送迎”，自然也不可能。至于车骑将军灌婴在被刘邦选为郎中骑将领袖后就一直受韩信节制，与韩信关系自然匪浅。如此除了另外说出其他意见的人外，最有可能的就是骑都尉靳歙和大夫灵常了。
然而骑都尉靳歙只是一个比将军还要低级的都尉，有没有参与到朝会都是一个问题，何况他和韩信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他的可能性也就很低了。而至于大夫灵常，虽然说他是西楚的降臣，痛恨韩信是肯定的，但既然史书中说的是“诸将”，那应该也不是他。
如此除了这六人外，还会有谁极力要求诛杀韩信呢？
而且当时除了以上这几位将领外，还有谁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机密会议呢？
这样的人就当时而言，必然是位高权重之人，甚至还有可能是将军级别以上的人物。
那么这样算来，出身军方的将领中，就只有他了：
汉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郡五千户。《汉书·郦商传》
如上记载，从剿灭燕王臧荼叛乱到抓捕楚王韩信这段时间里，汉军军方将领中唯一一个长期跟随在刘邦身边，并且官职在将军以上的，就只有刚刚被升迁为右丞相的郦商了。
而当时的萧何也才只是丞相，还远未升迁至相国。再加上汉初是以右为尊，所以刚刚升迁为右丞相的郦商，自然就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人臣之极了。
那么请问为何就是郦商呢？
刘邦麾下那么多名将，他们又在哪里呢？
这段时间里，原本的汉军武将地位之首的太尉卢绾，已经去职太尉，到燕国为王了；而后来权倾朝野的周勃则还只是普通将军，距离升迁太尉也还有一两年的时间；而所谓的列侯武将功劳之首的曹参，则还在齐地为相。另外其他武将，如傅宽此时也还在齐地。
至于其他都没有列传的将领们，自然就无法论说了。
所以仔细算下来，这段时间里真正从军方将领中脱颖而出的，恰恰就只有曲周侯郦商一人，并且还一步登天成为了帝国右丞相。
而在没有太尉的情况下，虽然是由皇帝刘邦亲自统领军队，但是具体的军务还得要有人处理，如此也就只能是以军方将领升任右丞相的郦商负责了。
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以郦商的地位和身份，参与到捉拿楚王韩信的军事会议中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如此那个恨不得要将韩信“亟发兵坑”之的人，是不是就是郦商呢？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郦商的可能性确实就是最大的，因为郦商确实与楚王韩信有着血海深仇。
当年郦商的哥哥郦食其，作为皇帝刘邦座下屈指可数的谋士之一，为刘邦破武关灭秦，到反击三秦东击西楚期间立下了无数功绩，然而就在其身先士卒为刘邦说降齐国之后，却被韩信以无诏止兵的名义，强行突袭已经归降的齐国，致使郦食其被恼羞成怒的齐王烹杀。
虽然从军事角度上讲，如果换做是郦商领兵，也不见得就会停止，但毕竟郦食其是郦商的亲哥哥，当年也是郦食其带着郦商归降的刘邦，郦商就算是再有风度，自己的亲哥哥被人活活逼死，这事怕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郦商确实是有动机的。
其次还有一点，这次为何会讨论要抓捕韩信？因为有人告知韩信谋反，那么是谁告知韩信谋反呢？
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汉书·高帝纪》
如上记载，具体是谁上告的楚王韩信谋反，史书中并无实际记录。
其次再看陈平所质问的：
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陈平问：有人上告楚王韩信谋反，有其他人听过这件事吗？）
曰：“未有。”（刘邦回答道：没有。）
曰：“信知之乎？”（陈平又问：韩信知道有人告他谋反吗？）
曰：“弗知。”（刘邦回答道：他不知道。）
所以问题就来了，既然韩信都不知道自己被人告了，其他人也不知道被告了，为啥独刘邦就接到了密信，并且就非常确信韩信就是要谋反，便一定要收拾他呢？
再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是怎么记录韩信失去楚王身份的：
兵初起，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典客，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注意上面这段记录中最后的那八个字“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
所以就这里而言，韩信谋反的事实主要是三个字，“擅发兵”。换言之就是，因为韩信犯了“擅发兵”的罪，所以才会被贬斥为了淮阴侯。
那么“擅发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罪名有那么严重吗？
是的，这个罪名就是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认为是秦汉时期军队将领中最为严重的罪名之一，堪比通敌叛国。
擅发兵，顾名思义，就是指的军队中的军官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调动军队。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在没有明确军令的情况下，凡是不合规矩的调兵，就是极大的犯罪。
而在《史记》中，这样的罪行除了汉初的楚王韩信之外，被明确记录在史书中的，就只有汉景帝时期齐国之乱时期对叛军的记载了：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所以说，在当时的人的眼中，“擅发兵”事实上就等同于谋反了。
那么韩信是不是真的“擅发兵”了呢？
这一点自然也无从考证了，毕竟后来包括韩信自己也认为，刘邦来抓他，就只是因为钟离昧的问题。
但是就刘邦和陈平对话反应的内容来看，楚王韩信麾下确实是有一支规模庞大且非常精锐的军队，否则也不至于让刘邦那么恐惧。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楚王韩信的谋反，就属于一种被强行认定为谋反的行为。
首先，汉律中肯定要求什么级别的人才能调动什么样的军队，而楚王韩信作为曾经攻灭西楚的头号功臣以及汉军中的主要军头，他的手上太多的军队就决定了他肯定会不定期调动军队进行更替布防。
那么作为此时处理全国军务的右丞相郦商，想要抓楚王韩信的问题是不是就轻而易举了？
话又说回来，刘邦为何偏偏要启用郦商这个和韩信有仇的人为右丞相统领军务呢？
显而易见，刘邦自然早就动了要抓韩信的心思了。
但是整个帝国军方内部，除了被调去燕国的卢绾之外，剩下的将领中不是楚王韩信曾经的部属，就是他的故交，再就是一些威望不够的人，指望着这群人去动楚王韩信，是不是不太可能？
刘邦虽然是皇帝，但此时的帝国境内派系林立，尤其是跟随着楚王韩信征战的将领更是遍布天下，无论这些人曾经和刘邦什么关系，但是和韩信在一起那么久，真就毫无动容？面对韩信超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们真就无所畏惧吗？而且要动楚王韩信也得那些人去执行，总不能让刘邦带着亲卫去抓捕韩信吧？
所以说，刘邦即使要动楚王韩信，也得要用一个资历和地位都很高的人，并且这个人也愿意和拥有最强军队的楚王韩信作对，哪怕是失败了也在所不惜。
而再看郦商，作为刘邦还是武安侯时就加入到其麾下的将领，郦商不仅有自己亲军，而且地位和功绩都非常大，甚至早在汉二年就以受封六千户的封赏成为了当时汉军军方功劳最盛的一员将领。
所以郦商不仅威望够高，功绩够大，地位也最高，而且还真正与楚王韩信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从刘邦的角度出发，确实非他莫属。
如此理清楚了上面这一切人物关系，那么整个抓捕韩信的行动就应该是这样的：
汉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谋反，皇帝刘邦带领郦商等一众将领亲征燕国。
汉五年九月：燕国覆灭，太尉卢绾改封燕王。同月，将军郦商升任右丞相，暂统帝国军务。
汉五年后九月：皇帝刘邦带领右丞相郦商等人进驻洛阳。
汉六年冬十月（汉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所以汉五年九月结束后便是汉六年冬十月）：右丞相郦商在整理军务时，以楚王韩信“擅发兵”为名，派人上书刘邦韩信谋反。
到此，便正式引发了关于楚王韩信谋反的高级军事会议。
在这场会议中，以军方之首的右丞相郦商力主发兵彻底诛杀楚王韩信，如此便是史书中所谓的“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其实哪有什么诸将，无非就是军方之首的郦商发声，下面将领附议罢了。
而作为一直和军方将领不和的护军中尉陈平，自然是要发声阻止军方这种利用自己权力强行清除异己的行为，建议派人抓了韩信即可，韩信党羽不必株连。
话又说回来，陈平和韩信本身都是作为西楚降臣，今日若轻而易举的杀了楚王韩信，那么他日陈平又会是何种下场呢？
当年就因为陈平担任护军校尉一职，灌婴和周勃等人为了罢免陈平可是闹得人尽皆知：
绛、灌等或谗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汉书·陈平传》
如上记录，这就是当年周勃和灌婴等人对陈平的发难，一度甚至以“反复乱臣”来抨击陈平。
所以无论如何，作为西楚降臣一系的陈平，哪怕是刘邦真的要动楚王韩信，也得想办法缓和这种矛盾，否则西楚降臣一系可真就是再无宁日了。
而作为皇帝的刘邦，自然也不会任由其中一派做大，所以在综合两方面的情况下，采用陈平的建议，以抓为主，并由军方执行，当然皇帝刘邦也会亲自前去。
如此时间就到了汉六年十二月：
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汉书·高帝纪》
当时刘邦以去云梦游玩的名义，责令诸侯皆会师于陈城。
那么面对刘邦亲自到来，当时的韩信是怎么看待的呢？
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汉书·韩信传》
事实上楚王韩信对于刘邦亲自到来也是心有忌惮的，所以当时的韩信确实很纠结，想去见刘邦，但又怕被直接擒拿，想真正发兵反叛，但又没有胆量。并且直到此时，韩信居然还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人或说信曰：“斩谒上，上必喜，亡患。”信见计事，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在。公若欲捕我处媚汉，吾今死，公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于陈。《汉书·韩信传》
而当时韩信的幕僚团队则认为，可能是因为钟离昧的关系，所以如果杀了钟离昧献给刘邦，应该就没啥事了。熟料钟离昧却对韩信说，正是因为他在楚国，所以刘邦才不敢真正发兵，而如果将他交给刘邦，则韩信必会身死国灭。
现在已经无法猜到韩信当时是怎么想的了，但是很明显，韩信依然还是坚持既有观点，即，他是无罪的，并且也认为刘邦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杀他。
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也不必认为这就是韩信一厢情愿，这就是韩信傻。毕竟以当时韩信握有的军力和遍布天下的亲信故交而言，贸然动韩信确实非常有可能发生变故，甚至于还会激起其他诸侯的恐慌，进而天下大乱。
只是韩信或许不会想到，尊重他的人确实很多，甚至于忠诚他的人也不少，但这都是基于他自身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一旦他出了问题，只要刘邦集团处理得当，是可以避免这一切问题的。
所以就在韩信诛杀钟离昧前来拜见皇帝刘邦之时，随即便被汉兵扣押。
随后帝国境内便下发了一道诏书：
诏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汉书·高帝纪》
诏书中的意思是：天下已经安定，豪杰有功者大都已经封为侯了，但因为新当皇帝，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把有功的人员都考虑进去。而且自刘邦组建军队九年来，有的人也没有学过法令，所以因此犯了法，罪大的甚至都判了死刑，这让刘邦很是怜悯。所以从今天起，正式赦免天下罪人。
诏书何意？相信天下人，包括韩信在内都明白，也都知道这封表面上发布给天下人的诏书，究竟是想赦谁的罪。
毫无疑问，诏书中所谓的“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不就是指的韩信实际上已经犯罪，却自己不知道吗？
换言之就是，刘邦是在向天下人告知，此次捉拿楚王韩信，绝非是皇帝要杀功臣，而是楚王韩信确实有罪。但是呢，刘邦本人还是很怜悯他的，所以决心下达这封诏书，赦免所有因不熟悉军令犯了错的人，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楚王韩信在内。
因此表面上看就是，皇帝刘邦抓楚王韩信是有道理的，是合情合理的，而至于不杀楚王韩信，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此因为楚王韩信还活着，并且在之后还被皇帝刘邦重新封为了列侯，所以诸侯王们自然也不会觉得就是故意针对韩信，毕竟有错就罚吗，但是其情可悯，所以轻罚一下就好了。
至于韩信的那些亲信至交们，看到韩信还好好的成为了列侯，谁又会真的发难谋反呢？何况真的发难谋反，不是恰好害了韩信吗？
并且从后期的发展来看，当时刘邦还是继续重用了那群曾经的韩信亲信们，甚至于包括韩信麾下的那支精锐军队。
于是这样一来，原本预想的一切变故和动乱便瞬间消弭于无形了。虽然史家借韩信之嘴嘲讽了一句“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但于情于理，包括韩信在内又能有多少反驳之词？
毕竟韩信虽然被扣押回了长安，但韩信依然是列侯之尊，依然还可以正常上朝参与国家军机谋划，甚至平时在长安的活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并不是完全沦为罪犯一样，所以韩信再不爽，又能如何呢？
当然了，天下人终究不是傻子，那群从刀山火海里面爬出来的人，更不是傻子。大家深知刘邦为何要抓捕韩信，也深知刘邦为何不杀韩信。
只是奈何天下并无真正领头之人，所以纵然大家都知道，又能如何？何况韩信又没有彻底失去一切，虽然没有之前诸侯王般的风光，不依然还是荣华富贵，安享奢靡生活吗？所以各诸侯王们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
但是该准备的，该谋划后路的，各地方封疆大吏们自然也都会开始准备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内战，即将拉开帷幕。
,
